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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網(wǎng)

標題: 記尹寬 [打印本頁]

作者: 千年一夢 時間: 2011-10-2 08:57
標題: 記尹寬
轉自：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 ... haolin-19830514.htm

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 鄭超麟
記尹寬

鄭超麟
（王凡西校）

一．小引
二．自明團
三．工學世界社
四．少年共產(chǎn)黨
五．王辯
六．左派反對派

　　尹寬是二十年代上海三次武裝暴動的最高領導者之一，他領導和發(fā)展了山東省共產(chǎn)黨工作和群眾運動，他在革命失敗后主持了安徽省的共產(chǎn)黨工作，他寫了不少的宣傳和教育的文章，最后他帶動一部分共產(chǎn)黨員在大革命失敗后彷徨歧路時候毅然離開史大林主義的軌道而走上托洛茨基主義的軌道去，一直到死他還堅持著托洛茨基主義。不管他一生中有何缺點和錯誤，不管他晚年如何迫于形勢不得不委曲求全，尹寬在中國革命史上仍不失為一個值得人懷念的革命家。

小引

　　我的革命朋友中，認識最早的、相知最深的要數(shù)尹寬。尹寬可以說是第一個引導我走上共產(chǎn)主義道路的。

　　我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初到法國，十二月中旬便進圣日耳曼中學補習法文的。這個中學第一次收中國學生，特辟一個法文補習班，特請一個教師來教我們。全班除一人外都是福建籍的學生，陳炯明派來的，每年有本縣公款三百元補助的半官費生。約二個月之后，華法教育會又送來幾十個學生，另開一個法文補習班。這一班學生中就有尹寬。

　　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第一輯中，我找不到尹寬的蹤跡。并非每個勤工儉學生都可以在這本書中找到蹤跡。但憑我以上的記憶，即他一九二○年二月間到圣日耳曼中學來這件事實，我可以借助于這本書推斷他是乘安德烈朋號輪來法國的。此輪，在上海載去學生五十多人，在香港載去四十多人，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抵馬賽，與勒蘇士號載去的學生從倫敦轉來法國的人差不多同時到達巴黎。所以圣日耳曼中學新開的法文補習班中既有尹寬，又有汪頌魯，熊志南及其它幾個乘勒蘇士號來的貴州學生。安德烈朋號乘客，上述書中沒有全部名單，只有江蘇、浙江、河南三省學生名單，故找不到尹寬姓名。我從別處知道，向警予、蔡和森、蔡暢以及他們的母親葛健豪也是乘此輪來法國的。由此可以想見，尹寬在輪船上就已認識了蔡和森。

　　在圣日耳曼中學里，福建班學生和外省班學生，畛域分明，首先是語言隔閡。福建學生每人能說普通話，但一般都說不好，少數(shù)人說得好的，究竟不如說方言暢快。語言不便使福建學生同外省學生發(fā)生隔閡，在福建學生中也發(fā)生了漳州話和客家話之間的隔閡，因此又發(fā)生地域隔閡。舊漳州府屬縣的學生說的是漳州話，舊汀州府屬縣的學生說的是客家話。兩府學生時常爭吵，以至于打架，有一次還請張繼來學生中間做調解工作。我在反感之中也受到了教育。開始，我也難免有地方主義，但受了教育后很快就從地方主義發(fā)展為汀漳一家的思想，福建一家的思想，全國一家的思想，以至于全世界一家的思想。

　　但比語言更重要的是文化程度的差異，福建學生是落后的。福建學生也經(jīng)過了五四運動，但汀漳二府的五四運動簡單是抵制日貨的運動，而不是新文化運動。外省學生大多數(shù)經(jīng)過了新文化運動，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人還是以五四運動為標志的那一場大規(guī)模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例如尹寬就是蕪湖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對于他們說來，抵制日貨和新文化運動是分不開的。他們一面組織學生出去檢查日貨，同以當?shù)厣虝䴙榻M織的資本家階級面對面斗爭，一面手不離《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等新出版的雜志。他們互相爭論「文言和白話」、「三綱五�！购汀纲愊壬孪壬梗踔劣凇纲Y本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等問題。汀漳二府的學生不知道這些問題，即使知道一點對之也沒有興趣。他們愛說的是如何發(fā)財，如何物質享樂，如何個人奮斗，成名成家；他們向往的是南洋群島，是華僑生活，充其量也是資本主義。他們動不動就開口相罵，甚至揮拳相打。他們對于外省學生含有敵意，稱之為「外江人」。外省學生很快就感覺到這些福建人「野蠻」。有個湖南人明白說出這個感想，于是一部分福建人就準備去「問罪」，即是要打這個湖南學生，結果沒有打起來。

　　我在這一批同鄉(xiāng)中沒有談話的對象。他們感興趣的話，我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話，他們不感興趣。有時與外省人交話幾句我倒發(fā)現(xiàn)有許多同感興趣的問題可談。至少，我可以向外省人借書看。福建學生的行篋中沒有一本《新青年》等的新文化雜志，沒有一本北京大學出版的新書，這也是福建學生落后的證據(jù)。反之，外省學生則有很多這類的書刊。我的第一本《新青年》就是在輪船上向一個外省學生借來的。確切點說是一個福建學生向外省學生借來看，看不下去，然后我拿起來看。這本《新青年》登載了一個叫做陳獨秀的人寫的一篇非圣無法的文章，最后用「不塞不行，不止不流」二句話來反對孔子。（按：這篇文章題為《憲法與孔莊》，載《新青年》第二卷第三期）當日，我寫日記時長篇大論大罵陳獨秀�？墒菑拇宋矣辛税a，借了更多的《新青年》以及其它的新文化雜志來看，外省學生來到圣日耳曼中學后我就向他們借這類書刊來看。我早已不罵陳獨秀了。

作者: 千年一夢 時間: 2011-10-2 08:59
自明團

　　外省學生中有幾個明白事理的人，他們并不罵福建學生野蠻，而是像中古時代的基督教徒一般要感化野蠻人。他們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甚微。我這個愛借新書看的人特別引起他們注意。貴州學生汪頌魯特別喜歡幫助我向別人借書，喜歡同我談話、討論問題。他在我背后替我宣傳，引得更多的外省人同我談話。自然不可以把我上面說的話絕對化了，好像三十幾個福建學生中只有我一個人同外省學生有思想上的接觸。另有一個或二個福建學生也有些接觸，不過性質上多少有點不同。他們是為了「交朋友」，我則是為了求知識。

　　一天汪頌魯帶我到學校內(nèi)一個偏僻課堂的門口去。課堂內(nèi)沒有人，門是鎖著的，門前走廊上站著一個高而瘦的人。面孔像煮熟的螃蟹殼。汪頌魯作了介紹，說這人名尹寬，我聽了不覺暗笑，叫作「尹長」不是更適合些么？這個人未等寒喧，立即向我作了一篇演說。內(nèi)容，我自然忘記了。從此以后，我們?nèi)顺３墼谝黄鹩懻搯栴}。為了不致引起別人驚怪，我們往往到校外圣日耳曼森林內(nèi)的空地石凳上去談話。漸漸地我們決定成立一個團體來研究學問。討論名稱時，我建議叫做「自明團」，他們二人立即接受了。

　　為什么叫做「自明團」呢？因為當時《新青年》發(fā)表了張崧年一篇文章，介紹以羅曼羅蘭為首有名的知識分子發(fā)表的一篇《精神獨立宣言》。張崧年給每個簽字的人作了簡單的介紹，對于不久之后獲得龔古爾文學獎金的巴比塞，除介紹他本人外，還說他組織了一個團，叫做「光明團」。我不知怎樣在巴黎一條小街道上尋找到了光明團出的刊物《光明》的地址，訂了一份《光明》。那地址是一個小書店，賣革命書刊的。我的法文學得比他們二人好，常常告訴他們以革命書刊的內(nèi)容。汪頌魯說：「你這個名稱取得好，要向別人說道理，自己先要懂得這道理�！刮覀兊挠媱澥且匀藶楹诵南冉M織起來，然后爭取別人加入的�？墒�，沒有增加一個人，最后連團體本身也無形消滅了。

　　團體成立不久，暑假到了。外省學生全部離開學校，福建學生大部分離開學校，只有少數(shù)人沒有離開，我是其中之一。

　　人分散了，但「自明團」沒有解散。我們決定以通信來聯(lián)系。暑假分手以前，在討論問題中，我和尹寬二人之間就常有爭論。分手以后我們用通信來爭論，爭論的是宗教問題。當時接受新文化的青年都是反對宗教的，但出人意外的是尹寬贊成宗教。他贊成的不是某一具體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之類，而是宗教精神。他認為必須有宗教徒那種百折不回、甘愿為信仰而忍受犧牲的精神。沒有這個精神便甚么事情也做不成功。他舉一個例說，有些勤工儉學生寫回家信，信封上要寫「大中華民國」，這個「大」字就是宗教精神�？梢姡^「宗教」，意義是很廣泛的。后來爭論就演變?yōu)槔碇呛透星槭雰?yōu)孰劣的問題。我主張感情應服從理智，他則相反。我們反復辯難，來往的信都寫得很長，雙方的信，我都保存下來，連同汪頌魯?shù)恼{和的短信。爭論自然沒有結果，但不記得怎樣沒有繼續(xù)下去。一九二一年，我住在墨蘭，認識了曾琦，談得頗投機。他要拉我參加「少年中國學會」，我雖未參加，但拿我和尹寬關于宗教問題的來往信給曾琦看了。曾琦說《少年中國》準備出反對宗教的專號，他要拿這幾封信去發(fā)表，我征求尹寬同意，尹寬反對，理由是：「不成熟的」。這些信，我還是保存下來，但以后遺失了，不記得何時遺失及怎樣遺失的。

　　當時我們的思想確實是不成熟的。我們?nèi)说乃枷攵纪Ａ粼凇缎虑嗄辍返乃缴�，而且是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的水平上，一九二○年的《新青年》已�?jīng)談社會主義了，但我們沒有跟上去。

　　一九二○年十二月下半月，我終于離開了圣日耳曼中學而住到墨蘭來。當時，汪頌魯住在巴黎，尹寬住在墨蘭。巴黎生活費太貴，房租就出不起；墨蘭是外省小城市，適合于我的經(jīng)濟條件。

　　法國有二個外省小城，讀音相近，都有中學，都收中國學生補習法文。一個叫Melun，一個叫Moulins。二者讀音，法國人是容易分別的，但其中第二音節(jié)中國人很難分別，前者一般譯為墨蘭，后者一般譯為慕蘭，也有其它的譯名。墨蘭是「塞納-馬恩省與曼因」縣（有人譯為「省」，其實面積只有中國一縣大）的縣城。后者是「阿里耶」縣的縣城。二縣都在法國中部，前者偏北，后者偏南。我搬去的是墨蘭城。在巴黎東南四十公里，塞納-馬恩省河岸上，巴黎至馬賽的鐵路經(jīng)過市外，人口不足二萬。中學有幾十個中國學生補習法文，市內(nèi)也有不少中國人賃屋居住，自炊自濯，自己學習。我是來此自學的。在圣日耳曼，不能過這種生活，因為房租太貴。在墨蘭，除租賃人家余屋之外，還可以住小公寓，房間簡陋，但租金便宜。我住的就是小公寓，可以向公寓主人包伙食，但我寧愿自己燒飯。我不是通過尹寬，而是通過一個在墨蘭中學補習法文的中國學生預先租好公寓房間的。這個人曾在圣日耳曼中學補習過，我忘記是誰，可能是四川人秦治谷。尹寬住的是人家的余屋，他東奔西跑，不常在家。不久，汪頌魯也搬到墨蘭來。他也租賃人家余屋，雖然比我多付房租，但比巴黎公寓的房租節(jié)省得多了。

　　我們?nèi)酥姓l也不再提「自明團」的事情。我們各人思想都有發(fā)展以至于分歧。這時恰好爆發(fā)勤工儉學生的群眾運動。對中國公使館和華法教育會進行斗爭，同時群眾內(nèi)部也發(fā)生分化和斗爭。法國各地方，有勤工儉學生聚居的，都派代表到巴黎西北近郊的小鎮(zhèn)拉加倫哥隆來。那里有個花園洋房的別墅，坐落在盤特街三十九號，是一位法國有錢的老寡婦贈送給中國僑民的。門前掛「華僑協(xié)社」牌子，表明是好幾個華僑團體公共使用的，事實上是華法教育會一家獨用，它處理有關勤工儉學的一切問題。我們同國內(nèi)通信也在這里轉交。屋子三層都作辦公室，無工可做又無錢求學的人則住在地窖內(nèi)；地窖住不下，便在花園草地上搭帆布篷居住。一九二一年初，那里住了不少的人，各地代表到達后便在那里開會。當時群眾已形成了兩個核心：一個叫做蒙達爾派，另一個很難用簡單的名稱概括起來，故稱為「另一派」。蒙達爾派提的口號是：生存權和求學權——意思是要求公使館和教育會保障勤工儉學生的生活和求學，即供給勤工儉學生進學校的一切費用。另一派則提出勞動權口號，只要求公使館和教育會設法讓勤工儉學生能進工廠做工。自然還有其它次要的分歧，雙方在群眾前辯論，而且寫成文字，膠印多份散發(fā)。辯論發(fā)展為謾罵和誣蔑。另一派罵蒙達爾派為「寄生蟲」，為逃避自食其力的勞動，而要求上層社會的豢養(yǎng)；他們根本反對蒙達爾派號召的二月二十八日去巴黎巴比倫街中國公使館請愿，以為請愿是可恥的。蒙達爾派則說另一派受了公使陳箓收買，破壞群眾運動。到了二月二十八日，只有蒙達爾派的群眾來巴黎請愿，大鬧公使館，結果被法國警察沖散了。另一派則不參加這個「二八運動」。我自己當然置身于這個運動之外，因為我不是勤工儉學生，而是「半官費生」，因此我一向誤記為另一派也參加了「二八運動」。近年看到了李隆郅于這個事件的回憶，才知道另一派并未參加這個運動。李隆郅的回憶文章說：「二八事件包圍大使館，我們沒有參加。事后出現(xiàn)一種謠言，說我和世炎是受了陳箓的收買，因此對于這個事件不積極參加。其實，我和世炎雖不同意這個行動，但對中國公使館勾結法國警察毆打學生的行為表示憤慨。因此，事件發(fā)生之后我們便明確表示：（一）堅決反對公使館勾結法國警察毆打中國學生。（二）應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勤工儉學學會�！惯@話是可信的，另一派確實沒有參加二八運動，我以為他們也參加了，是出于誤記。李隆郅回憶文章中其它部分的話，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則不是完全可信的，例如文章有意沖淡了兩派之間激烈的對立和斗爭的事實。我雖置身事外，但知道了和記得了這些事實。我的兩個朋友恰好分屬于兩派：尹寬站在蒙達爾派方面，而汪頌魯站在另一派方面。他們各自向我說本派的好話而丑詆敵派，我由此知道了雙方的主張及其遺聞軼事。有時，尹寬和汪頌魯在我家中見面也為此事爭得面紅耳赤。我對他們每個人都是好的，他們各人對我也是好的，但他們中間已經(jīng)喪失友誼了，見面時候點點頭，內(nèi)心互相鄙視。但也不在我面對說對方的壞話。

　　我置身于勤工儉學生群眾運動之外，把運動消息當作與己無關的社會新聞。也不去判斷兩派爭論誰是誰非。我不想去認識兩派中的活動人物，但通過尹寬和汪頌魯，雙方都知道有我這樣一個人，雖然并不重視我這個人。有一天，李隆郅來墨蘭看一個甚么人（不是汪頌魯），不知怎樣到我的小公寓來，推開我的房門，說他叫李隆郅，順便來認識一下。我知道這個人，正要招待他坐下來談談，他不坐，說有事情就要走，改日再來談，從此直至三年之后我才在上海同他見了面。那時他已改名李成了，次年再改名李立三。

　　我那時還在準備考大學，自修法文、數(shù)學及其它科學，同時通過《人道報》和《光明》雜志以及國內(nèi)出版的書刊去關心當前的革命斗爭和革命理論。我試譯《光明》雜志上一篇法郎士的文章，投寄《東方雜志》，居然發(fā)表出來了，并寄來稿費。這是我第一篇發(fā)表的文章，可是直至今天六十二年之后我尚未看過這一期《東方雜志》。

　　汪頌魯約我合譯一本法文書，我選定了當時新出的一本《文學入門》，是法蘭西學院一位有名的院士愛彌．法格（Emile Faquet）著的。一面譯，一面寫信給胡適，問他要不要這本譯稿。當時胡適主編商務印書館的「世界叢書」，很快收到胡適寄來的明信片（也可能是商務印書館某個職員用胡適的名義寫的）。囑寄去看看。我們譯好便寄去了，從此沒有下文。這幾個月的翻譯工作，促進了我的法文知識。也給了我以許多有關世界文學發(fā)展的知識，書未出版，領不到稿費，我也不在乎。在翻譯的過程中，汪頌魯把關于波蘭文學的一章單獨抄出，寄給《學藝》雜志，也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有個編輯是汪頌魯?shù)呐笥褏s發(fā)表了，譯者用汪頌魯、鄭超麟之名。我在甚么刊物的廣告上看見目錄，但至今也未看到這期雜志，更未得到稿費。奇怪的是我回國后，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目中看到了一本《文學入門》（或類此的書名），也是法格著的，但系另一個人翻譯的。是否商務印書館收到我們的譯稿后，認為書是好的，但翻譯不好（翻譯當然不會好，因為我當時只學了一年多的法文），找另一個人重翻出版呢？我對于此事如此沒有興趣，以致于懶得買一本來研究一下。

作者: 千年一夢 時間: 2011-10-2 09:02
工學世界社
　　尹寬當時就不贊成我做翻譯工作，也不贊成我讀《光明》雜志。一天，他拿一本法文的《共產(chǎn)黨宣言》給我，要我看。他說：「這本書，有學問的人看了，不見得欣賞，工人看了，則每句話都說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立刻就會接受的�！刮以缰肋@本有名的著作，但自己是不會去買來看的。尹寬給我的是一本字體很小，紙張很薄的書，法國共產(chǎn)黨人印出來向群眾宣傳的。我拿到了尹寬介紹的書，自然要看下去，同時知道這是蒙達爾派拿給尹寬看的書，尹寬對我說的那幾句話也一定是蒙達爾派拿書給他時對他說的話，我看了《共產(chǎn)黨宣言》，隨后又看了尹寬拿來的《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看了這二本法文小冊子，我增加了不少的知識。更多知道「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的內(nèi)容。如此而已，我自己未曾在工廠做工，周圍的朋友也沒有在工廠做過工的人，我僅僅把各派社會主義當作學說，社會主義著作上的話都未能說到我的切身利益，我是在「探索真理」，在各種學說中探索我所認為的「真理」，但尹寬以及他背后的蒙達爾派顯然已經(jīng)把「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奉為唯一真理了。

　　尹寬和汪頌魯確實是二個不同類型的人。一年前，在圣日耳曼中學，我們?nèi)说乃枷敫臼且恢碌模炊际恰感虑嗄昱伞�，反對舊禮教，提倡新文化等等。一年以后，我們已經(jīng)不能滿足于這種思想了，我們都在探索，尹寬受了蒙達爾派的影響首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我是在探索；汪頌魯也在探索，但不久就落后了，沒有前進，反而后退了。三人思想進程不同，明顯是受家庭出身和社會經(jīng)歷所決定的。這里，我說的不是一般的規(guī)律，而是就尹寬、汪頌魯、鄭超麟三個人的具體經(jīng)歷來說。

　　尹寬喜歡說自己的家庭出身，并非同我熟悉之后才同我說，而是一認識我就同我說了，似乎第一次見面，在圣日耳曼中學課堂門口的走廊上他站著向我發(fā)表長篇演說之時就告訴我他的家庭出身。他說，他的父親是農(nóng)民。家里很窮，他少時就在田里勞動，也在私塾讀書。私塾先生看見他很聰明，很會讀書，可以造就為人才，于是有意培養(yǎng)他，物質上支持他（我想，當然不是先生自己拿錢培養(yǎng)他，因「十個先生九個窮」），送他進新式學校，最后送他到蕪湖進農(nóng)業(yè)中學。五四運動中，他在蕪湖成了學生群眾的一個領袖。

　　我欣賞尹寬是桐城人，我交了一個桐城人朋友，因為我在中學學的是桐城派古文，讀的是桐城人姚鼐選的《古文辭類篡》。那時人家說桐城人出門只說自己是桐城人就夠了，不必說安徽省桐城人，安慶府首縣是懷寧，但與桐城并舉時人家不說「懷桐」而說「桐懷」等等�！缎虑嗄辍冯m然罵「桐城謬種」，我雖然不再作桐城派古文，但余威還在，對于桐城的向往尚未泯滅。反之，我卻不欣賞尹寬的農(nóng)民家庭出身。我是世代地主家庭出身的，從我上朔五代都是有文化的地主，到我父親一代成為破產(chǎn)的地主，但我還是看不起家鄉(xiāng)農(nóng)家出身的讀書子弟，這種人各地方都有。我這個感想總是放在心里，后來沒有說出來的。事實上，我很佩服尹寬。他讀的書也許沒有我多，但比我從書中得到更多更大的益處。他沒有書呆子氣，能辦事，能辯論，能指揮群眾，能演說，而在群眾面前說話時又能隨機應變。這些，我是自嘆不如的。自然，他的優(yōu)點之中也包含了缺點。

　　他是五四蕪湖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很活躍。在五四運動中，安徽各城市的學生沒有蕪湖鬧得兇，省會安慶學生運動也不如蕪湖。高語罕、惲代英都曾在蕪湖教書，惲代英在宣城教書，但常來蕪湖講演，自然發(fā)生了作用，但這不是唯一的原因。尹寬怎樣活動，我今天已經(jīng)說不出來了。他也許根本沒有同我說起，可能說了但我忘記。我是從其它安徽學生知道一點尹寬的作用的。我身邊有一本安徽省政協(xié)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一九八○年第一輯（總第二輯），其中幾篇文章記載蕪湖的五四學生運動，可是翻遍這些文章只發(fā)現(xiàn)一處提到尹寬，即在介紹李慰農(nóng)烈士時提到李慰農(nóng)「后與尹寬（碩夫）等同時赴法參加勤工儉學」，在記載蕪湖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時都把尹寬姓名抹掉了。例如，《蕪湖學生運動記略》一文內(nèi)記載「二農(nóng)」（全文是「安徽省立第二甲種農(nóng)業(yè)學�！梗╋L潮開除五個學生時只記何其鞏、王思、馬寅壽三個姓名，另二個姓名就不記了。

　　我自然不能補敘尹寬在蕪湖這一段生活，我想后人可能找到史料。我只說，在法國，安徽學生都是把尹寬看作領導人而表示敬意的，但又都在背后罵他或說他壞話。唯有李慰農(nóng)一人始終跟著他走。以后我還有機會說到李慰農(nóng)。在法國，尹寬還領導全體安徽學生，爭取安徽省軍閥政權撥款救濟本省學生，所以安徽學生的經(jīng)濟情況比四川、湖南學生好些。

　　上面提到二農(nóng)被開除的學生何其鞏。此人，三十年代中期做了國民黨政權的北平市長，不是蔣介石嫡系，而是宋哲元委任的。尹寬在蕪湖同他關系很好，第二次被捕時寫信向他求援，他也出了力，以致尹寬此次沒有判刑而從南京衛(wèi)戍司令部解去反省院。這與其它政治犯經(jīng)過自首而解反省院的，是不同的。

　　尹寬怎樣參加了蒙達爾派的呢？蒙達爾派絕大部分是湖南人，一個安徽人怎樣會加入其中呢？以前我沒有去弄清楚這個問題。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同他一道由上海第一看守所解去提藍橋大監(jiān)獄，關在一個囚室，談話間想起了這個問題，提出來問他。他告訴了我如下的情節(jié)。

　　他同蒙達爾派早有來往了，但思想尚未一致。蒙達爾派很看重他這個人，蔡和森特意派歐陽澤（字玉生）從蒙達爾到墨蘭來，住在尹寬家中，天天同尹寬討論問題，最后說服了尹寬。這就是說，尹寬由此從復雜的混亂的思想走到馬克思主義來。

　　經(jīng)他一說。我想起了一九二一年我搬到墨蘭那個小公寓自炊自學時幾次在尹寬家中看見一個湖南青年，叫做歐陽玉生的，介紹之后他也同我談思想問題，談人生觀。談一般的哲學。至今我還保留著如下的印象：這個人很有學問。當時，我對于哲學發(fā)生了興趣，找中國雜志來看，同時也找法文書來看。我在中文書中看到一個有名的法國哲學家，叫做笛卡兒；我在法文書中看到一個有名的法國哲學家叫做Descartes。我如此幼稚，竟不知道把這二個人名聯(lián)系起來。歐陽玉生同我談笛卡兒，我知道，我也能夠同他談，可是一次他說了笛卡兒。接著就用法文注釋「德斯卡特斯」，于是我恍然大悟：原來笛卡兒就是Descartes。歐陽玉生同我一樣讀錯了法國字。Descartes不應當讀為「德斯卡特斯」，正應當讀為笛卡兒或德卡爾。但由此我承認歐陽玉生知道得比我多。

　　最近看到新發(fā)表的《賀果日記》，我還可以確定歐陽玉生到墨蘭來去的具體日期。賀果日記見《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三年第二期。由此可以看到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工學世界社」在蒙達爾開大會（第一次大會），賀果從商巴尼（Champagne）來蒙達爾，會畢，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回去。這日的日記說：「上午八時偕壽圃，富春回商巴尼；同車者有特夫，兼士往巴黎轉郎西去；有歐陽君玉生往木蘭去�！鼓咎m即墨蘭。這就是說：歐陽玉生是工學世界社大會后決定派去墨蘭做尹寬的思想工作的。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記說：「早五時十八分附車赴巴里，與駐巴代表談話一切。商及直接行動辦法。下午偕尹君赴木蘭，晚宿尹君寓所�！拱屠锛窗屠�。這就是說：尹寬也參加了「二八運動」，也是一個領導人，事前五日親自去巴黎，同蒙達爾派的人商議行動計劃，當日便同賀果回墨蘭，留賀果住在自己家里。賀果來墨蘭是有作用的。二月二十四日日記說：「上午木蘭公學同學會商，結果贊成直接行動，簽名的十二人。下午偕歐陽君來商巴尼。和笙已自蒙達尼歸。晚印公啟五十份，明早即發(fā)」，和笙就是利瓦伊漢。他當時也住在商巴尼。那次，商巴尼的學生派賀果去巴黎，派利瓦伊漢去蒙達爾，派另一個人去楓丹白露。賀果由巴黎再到墨蘭去動員。更重要的是由此知道，歐陽玉生做尹寬工作已經(jīng)成功了，二月二十四日離開墨蘭回商巴尼去。歐陽玉生在墨蘭共住了五十三日。二月二十八日，尹寬無疑去參加了包圍公使館這個直接行動。

　　發(fā)生這一切時，我都住在墨蘭，但事后才知道這個運動。尹寬事前毫未告訴我。這是難怪的，因為當時我還不是勤工儉學生，此外我當時的思想也是落后的。尹寬給我法文《共產(chǎn)黨宣言》和《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看，當是二八運動以后的事情。

　　提到歐陽玉生，尹寬在上海市監(jiān)獄內(nèi)還告訴我一件事情。歐陽玉生是蔡暢第一個愛人，這我知道。尹寬告訴我，這人生了肺結核病，在甚么地方租了房子養(yǎng)病，蔡暢特意從蒙達爾住到那里去，服侍他。幫他燒飯，洗衣服。兩人是自由戀愛的，但「蔡伯母」不贊成。「蔡伯母」看中了李富春。里昂大學事件中，歐陽澤同蔡和森一起被遺送回國了，兩人的關系從此斷絕。（也可能遣送前就已斷絕了的。）蔡暢留在法國，同李富春住在一起，沒有同她的母親和嫂嫂一起回國。少年共產(chǎn)黨成立后，這兩夫婦參加。我記得李富春出席了第二次大會，但我未見過蔡暢，他們轉來蘇聯(lián)時，我已回國了。我未回國前，莫斯科東方大學收到了歐陽玉生從湖南寄來一本日記。用毛筆在十行紙上寫的，給蔡暢，此時蔡暢尚未到莫斯科。我們都拿來看了，我從頭看到底。日記大多數(shù)是思念蔡暢的話。第一篇討論的是「人死觀」的問題。那時他的肺病已經(jīng)很重了。我由此聯(lián)想到他在墨蘭同我說「人生觀」問題。賀果一九二一年四月廿五日日記說：「下午因為歐陽玉生的人生問題特開談話會。會場在森林中，歐陽謂「人生的究竟怎樣，誰也不能解答，所以人生是無意義的。凡人的行動都是無意義的�！菇�(jīng)數(shù)人數(shù)小時的討論，歸結到人生等于凡生物之生存，所以是形而上學的空想，必須提開，專注重既生以后的生的方法。以為人的意義就在于「生」，所以人的一切舉動是維持并且增進人的「生」。由此可見，歐陽玉生到處拉人談「人生觀」問題，至死還糾纏在人生觀問題上。五四運動時期的青年都要糾纏這個問題。但二十年代，我們已經(jīng)拋開這個問題了，正如賀果說的「必須提開」，可是歐陽玉生提不開。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夠說服尹寬接受馬克思主義的。

　　歐陽玉生這本寄給蔡暢的日記，不知下落如何？也許這人看看，那人看看之后就遺失了，蔡暢從法國來到莫斯科后可能沒有看到。我一九二五年在上海會見蔡暢時曾向她提起這本日記，她只是淡淡一笑，不說自己看到了，也不說自己不知道此事。歐陽玉生顯然寄出日記之后不久就死了。

　　參加工學世界社，是尹寬生平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由一般的民主思想轉到馬克思主義，這里不能不多說幾句。

作者: 千年一夢 時間: 2011-10-2 09:04
我一向認為工學世界社就是蔡和森領導的一個組織，服從蔡和森的一切指揮的。近年看見一些史料才知道事情沒有我設想的那么簡單。蔡和森領導的，只是總部設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旅法會員的組織。在湖南，蔡和森是僅次于毛澤東的新民學會領袖，兩人思想狀態(tài)不相上下，蔡和森率領一部分會員來保定預備赴法勤工儉學的期間，思想進步了，走到馬克思主義。據(jù)說。他剛剛學了幾天法文，便依靠字典蠻讀蠻譯法文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他帶了妹妹和母親一起來到法國，始終住在蒙達爾，似乎未曾離開那里的中學。向警予住在那里的女子中學。法國的中學是男女分開的。向警予在蔡和森思想影響之下不久也走到馬克思主義來了。他們二人結婚時發(fā)表了一個《向上同盟》的宣言。蔡和森在蒙達爾中學更加蠻讀蠻譯法文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人道報》以及有關俄國革命的書。他學習、談話、工作，至于廢寢忘食的地步。有人說，他臉也不洗，衣服也不換，「囚首喪面而談馬克思主義」。這話自然是夸大了的。后來，我在上海碰到蔡和森，同他夫婦相處幾個月，發(fā)現(xiàn)他雖不修邊幅，卻沒有傳聞的那種地步。不僅在新民學會的旅法會員中間而且在全體勤工儉學生中間，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是遙遙領先的。

　　工學世界社不過是旅法的新民學會會員中一部分人的組織，是以利瓦伊漢為領袖的。這些人仍舊是新民學會會員，仍舊受國內(nèi)毛澤東，國外蔡和森的領導。他們組織這個新團體，不是要代替新民學會，只是為了聯(lián)絡感情，為了互相幫助，如交換書報，儲蓄救濟之類。成員不限于新民學會會員，更不限于湖南籍學生。用現(xiàn)在的話說，那不過是新民學會的一個「外圍團體」。一九二○年七月間新民學會旅法會員在蒙達爾開大會，工學世界社中屬于新民學會的人自然參加，不屬于新民學會的人也列席。如此，工學世界社的人可以說都參加了新民學會，但新民學會的人不見得都參加工學世界社。蔡和森本人及其親近的幾個人就未曾參加工學世界社。同年年底工學世界社開第一次大會時，蔡和森、向警予等人應邀參加的。蔡和森為甚么不加入工學世界社呢？其原因之一就是反對「工學」二字。蔡和森早已認為「勤工儉學」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九二一年七月間開第二次大會時就提出改變「工學世界社」名稱的問題。賀果日記說，一部分人主張改名，因為原名「名不副實」；另一部分人則注重實際，認為不必改名。雙方人數(shù)相等，就不改名了。這是表示，此時工學世界社事實上已經(jīng)拋棄「工學主義」了。

　　我們外面的人只知道蒙達爾的組織就是工學世界社，不知道有這些曲折。一九二二年六月間我們籌備少年共產(chǎn)黨成立大會時，利瓦伊漢關照我：「如果木棚宿舍有人問你去巴黎做甚么，你就回答說：去參加工學世界社的年會。」尹寬參加的，可見也是工學世界社，而不是新民學會。而且，據(jù)我研究，尹寬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間工學世界社第二次年會時才正式參加的。利瓦伊漢在《回憶新民學會》一文中把尹寬姓名列入一九二○年年底工學世界社第一次年會出席者之內(nèi)，恐怕是誤記的。事實是第一次年會以后，歐陽玉生才去墨蘭做尹寬的思想工作。第二次年會上，據(jù)賀果日記有十四個人新加入的，而且在大會上發(fā)言，尹寬當在此十四個人之中。但因從二八運動前后起尹寬便同蒙達爾派站在一起了，無論是另一派，無論是群眾都把尹寬算入蒙達爾派，而且算入蒙達爾派的頭頭。

　　本書初稿寫好，我才看到一九八三年八月出版的《蕪湖黨史資料》第四輯，其中有尹寬一篇回憶文章，關于他在法國和蘇聯(lián)生活的。這是他在上海市監(jiān)獄中寫的「交代材料」，所記有許多不合事實，但也有許多是可信的，可以補充和證實我這里所說的。

　　尹寬論蔡和森說：「在法國勤工儉學生中，首先倡導共產(chǎn)主義的是蔡和森。蔡和森這個怪杰，一到法國，就不想進工廠也不肯隨班學法文，囚首垢面高談馬克思主義，開口閉口是無產(chǎn)階級專政，除開會外終日抱著法華新字典找僻靜處看書。他還做「特運」工作，把所譯的錯誤百出的《國家與革命》逐段傳給別人看�！毯蜕诜▏畛跛鶊F結的團體，就是『工學世界社』。顧名思義，可以知道這個團體還是受五四運動后『工讀互助團』之類泛勞動主義的影響。據(jù)說，它的基礎還是五四運動時湖南師范里所成立的新民學會，不待說它的成員起初也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以后才卷進我這個忘記省界的安徽人。」（按尹寬也不清楚「工學世界社」和「新民學會」之間曲折的關系。）

　　尹寬說他怎樣被歐陽澤說服走到革命路上去的�！肝以趤矸▏妮喆现徽J識一個湖南人歐陽澤（又名玉生），并且成為至交。一天，他從蒙達爾公學轉來木蘭（按即墨蘭）找我……他就依靠我過生活，住在一個狹小的擱樓上，每日買面包，煮湯，如是一個多月，談話間知道，他是受蔡和森和利瓦伊漢等友人委托，特來做說客的。不過，他再三申明，他自己是不相信馬克思主義或共產(chǎn)主義的。他傾慕尼采的超人主義，當時所研究的是博格森的創(chuàng)化論，他的書包里就夾著一大本博格森創(chuàng)化論原本。但他不向我宣傳創(chuàng)化論，只向我宣傳蔡和森的革命。他說：未來的革命的領袖不是陳獨秀，而是蔡和森。他向我宣傳蔡和森如何有能力。他說：他自己將來不愿意參加革命，卻愿意從旁贊助。很顯然，他把運動當作俗事，而他自己另有高尚的理想。不知怎的，我竟被他說動了，竟被他拉到蒙達爾去見蔡和森，利瓦伊漢，以及工學世界社的一些社員。不知怎的，我后來也就加入了工學世界社。從此我就摒棄一切抱著法華字典鉆研馬克思主義。我原來買的許多名著，都收藏起來了。我開始讀的就是《共產(chǎn)黨宣言》。——這個《共產(chǎn)黨宣言》，解放及經(jīng)過十多年的「教育改造」，我才弄懂了哩！這是否叫做「人牽著不走，鬼牽著亂跑」呢？我以為不能這樣說。當時擺我面前的路很多，也曾有人引我走「正路」，惟獨歐陽澤來一說，我就聽從了，歸根究柢，還不是甚么人走甚么路么？」

　　我本來聽說，蒙達爾派有四個頭頭：蔡和森、利瓦伊漢、汪澤楷、薛世綸。蔡和森又是頭頭中的頭頭，所有的人都聽他的話。他自己不在群眾面前露面，利瓦伊漢、汪澤楷等人向群眾說的就是他的話。現(xiàn)在看到一些史料之后才知不然。新民學會會員雖初到法國時思想是復雜而混亂的；無政府主義，其中工學主義，占了上風。蔡和森一人先行一步，學習了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然后把其它會員的思想統(tǒng)一到馬克思主義來。這需要一個過程，大抵可以這樣說：蒙達爾派奪取勤工儉學群眾運動領導權的過程，同時就是蔡和森統(tǒng)一新民學會或工學世界社思想的過程。從賀果日記可以看到蒙達爾派第二個頭頭利瓦伊漢，思想上同蔡和森距離很遠，蔡和森早已克服工學主義了，利瓦伊漢另組織一個團體仍以「工學」為名（「工學勵進社」，后改「工學世界社」）；一九二○年年底，工學世界社開第一次年會時，「蔡和森作竟日長篇談話，主張無產(chǎn)階級專政，社會大革命，否定無政府主義（認為它是理想的烏托邦主義）」�？墒牵诙�，利瓦伊漢談話則「主張無政府主義；從個性出發(fā)，主張社會（應）建設在健全分子上面」。利瓦伊漢的無政府主義不知何時才放棄而接受蔡和森的馬克思主義。我想經(jīng)過二八運動之后，到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開第二次年會時，工學世界社的思想當然得到統(tǒng)一了。

　　利瓦伊漢在思想轉變期間，據(jù)尹寬解放前某次閑談時告訴我說，曾發(fā)表一種議論，認為社會的動力是「為己主義」。尹寬說這話當然是為了反對利瓦伊漢。其實，尹寬不知道，這不是利瓦伊漢的發(fā)明，而是近代哲學中有一派這樣說。為己主義并非自私自利之意，我們古代的楊朱畢竟是百家中的一家，不可廢的。此外，當時工學世界社的成員存有這種思想的，決非利瓦伊漢一人，上面引的賀果一條日記就說他們討論歐陽玉生提出的人生觀問題時，一致的結論是：「人的意義就在于生，人的一切舉動是維持并且增進人的『生』�！惯@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但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應當說一說蒙達爾派的對立面，另一派的情況，這派一個頭頭李隆郅寫了回憶。他說。他到法國以后寫了一篇文章投寄《旅歐周刊》，登載出來了。文章大意是擁護勤工儉學，希望國內(nèi)貧苦學生更多來法國勤工儉學。而反對當時出現(xiàn)的「勤工儉學不可能」的論調，趙世炎看到這篇文章，寫信給作者表示同意并要求見面，從此李趙二人結成一個核心，不久吸收了劉伯堅、劉伯莊、陳公培、羅漢、周欽若等共七八人，組成一個「勞動學會」，他們反對「請愿」不參加二八包圍公使館的運動。運動失敗后，群眾更多擁護他們。他們發(fā)起組織「勤工儉學學會」，以原來的「勞動學會」為「領導核心」，「不久，三千多勤工儉學生中的絕大部分便報名參加�！梗ò催@話是夸大的）�！溉麸w、延年、喬年同志等都參加了�！梗ò赐跞麸w確實參加了，但陳延年、喬年兄弟曾否參加，還須查考。）

　　據(jù)我所知，組成另一派的勤工儉學生是各省人都有的，不似「蒙達爾派」以湖南人為主體。大體可以說另一派是：四川人，非新民學會系統(tǒng)的湖南人，跟隨黃齊生來法國的貴州人，以及一些零星的分子組成的。貴州人在其中活躍的人物，除王若飛之外還有熊志南。黃齊生自己沒有參加，他不是勤工儉學生。這一批貴州學生，我找到了蹤跡，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上海坐英國輪船勒蘇士號出發(fā)的，先到英國，再由英國轉來法國。我們有中國乘客的全體名單，共四十人，其中貴州籍十一人，有三人不是黃齊生系統(tǒng)的。屬于黃齊生系統(tǒng)的八人，名單如下：黃齊生、汪頌魯、劉方岳、態(tài)銘青、熊瑾、冉蘊明、胡禮同、熊志南。這名單中沒有王若飛也沒有我知道另幾個貴州人，他們大概是另坐一船來法國的，我在汪頌魯住所看見他的許多同鄉(xiāng)，他們在勤工儉學生內(nèi)部斗爭中都是站在另一派方面的。

　　二八運動失敗后，兩派各自擴張自己的勢力，互相攻擊，采取多種多樣方式。一九二一年初夏某一天，汪頌魯來找我，說有幾個朋友提議組織一個「通信圖書館」（或「流通圖書館」或別的類此名稱，我記不清楚），辦法是：參加的人把身邊的書開一張目錄，然后匯齊印成總目錄，發(fā)給各人，書名下注明何人所有，何處可借等等。他們邀汪頌魯參加，并托汪頌魯邀我參加，參加者可于某日去巴黎西郊散客廬（Saint-Cloud）地方熊志南的寓所開一個成立會。散客廬是巴黎一個名勝地，在丘陵上。有拿破侖離宮，普法戰(zhàn)爭時被普魯士人焚毀，美麗的花園還在。我沒有去過。熊志南的寓所就設在山坡上，他替一個瓷器廠畫瓷坯，每月工資相當多。熊志南曾在圣日耳曼中學補習法文，我常常見面，但未曾談過話。我知道，他在勤工儉學生中屬于另一派，反對蒙達爾派的，汪頌魯說，他自己決定參加了，他勸我也去參加。我不愿意卷入斗爭漩渦。過去只聽尹寬說蒙達爾派，聽汪頌魯說另一派，不置可否；他們二人有時在我面前爭得面紅耳赤，我也不作左右袒。但現(xiàn)在，要成立的團體，不過是互相借書看，既不參加行動，也不討論思想，同這一派人往來也不會有甚么問題，就答應那日到散客廬去了。汪頌魯也約尹寬一道去，尹寬屬于蒙達爾派是人所共知的，汪頌魯大概是虛邀一聲，明知尹寬不會去的。誰知出人意外，尹寬答應去了。

　　到了約定的一天，我們?nèi)齻€人從墨蘭到巴黎去。熊志南熱情迎接我們，房里收拾得很干凈，案頭放著未畫完的花瓶瓷坯，窗外陽光燦爛，天氣并不熱，在那里的人，除熊志南外，我都是初次見面的，有王若飛，有趙世炎，有無名，還有二三個其它的人。有二件事，我的印象最深，至今還不會忘記。一件，在開會前，我們幾個人在屋外閑步。趙世炎正在路上同人說話，尹寬走上前去，問道：「你是趙世炎么？」問了二次，可是趙世炎沒有回答他，是有意不回答呢，還是沒有聽到呢？我至今還不能確定。據(jù)李隆郅說，他們那一派于二八運動后曾派趙世炎去蒙達爾同蔡和森談了三天的話。不知此事發(fā)生在此以前或在此以后。即令在此以前，蔡和森會見了趙世炎，尹寬也不見得會見了趙世炎�？峙略诙饲昂蟮娜罕娺\動中尹寬也沒有機會同趙世炎會面。另一件則發(fā)生于開會以后，開會，討論名稱、章程、推舉辦事人，及其它事情，我都沒有留下印象，只記得我自己也發(fā)了言，而且同王若飛爭論了甚么事情。尹寬一句話沒有說，會開完了，他才站起來說：他今天是來旁聽的。這話大出我意外，我只記得，會上只無名一個人有反應，好像是用諷剌的口吻回答了一句：「我們知道了�！�

　　無名當時也是翩翩年少，年齡同我差不多，我似乎未曾聽汪頌魯說起他。事后，汪頌魯才告訴我。無名的父親是革命黨，在辛亥革命或反袁斗爭中被殺了，他本人信仰無政府主義，「三無」中有「無家庭」的一項，因此廢除原有的姓名，自稱「無名」，有時也叫「吳明」。當時勤工儉學生中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人很多，我聽了汪頌魯?shù)脑挘膊挥X得奇怪。以后幾個月，無名在里大運動中也被法國政府驅逐回國了。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少年共產(chǎn)黨成立后，我們在法國收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出版的機關報《先驅》，看見無名在那上面發(fā)表文章。一九二四年秋天，我回國以后，聽說。無名已經(jīng)消極脫離了，留下一則故事供人傳說。即說：某年，社會主義青年團準備召開一次會議，上海不安全，沈玄廬邀請他們?nèi)ナ捝介_。會開了，但無名為了楊之華的美貌神魂顛倒。以后就消極，離開上海，不知去向。最近幾年，我接觸到中國共產(chǎn)黨一些歷史數(shù)據(jù)，才第一次知道無名，吳明的真姓名叫做陳公培，很早就脫了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變中曾代表十九路軍去同江西紅軍談判，解放后尚未死，曾留下一些回憶文章，其中也提到我這個人，雖然是道聽途說的。

　　散客廬開會那日，李隆郅沒有出場。這個會以及成立的「通信圖書館」，顯然是一種活動，藉此發(fā)展影響和組織的。團體成立了，我把身邊的書抄了一份目錄寄去，不久收到全體成員的名單和總書目。成員中有李隆郅，有熊雄、有林祖烈以及其它我知名的人，自然有那日到會的人，尹寬不在內(nèi)，蒙達爾派都不在內(nèi)。我也曾向別人借書看，別人也曾向我借書看。這個通信圖書館還是有生命的�？墒沁@生命太短促了。圖書館成立不久，勤工儉學生中的兩派就合作發(fā)起一個更大的群眾運動，即準備占領里昂大學。尹寬積極參加了這個運動，里昂大學運動的經(jīng)過記載很多，我這里不必多費筆墨。我只說尹寬在這個運動中的作用。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有人去上海公安局第二看守所訪問羈押在那里的尹寬。搜集有關趙世炎傳記的資料。尹寬自己說：他在那次運動中是參加占領里大校舍的；他同大伙一起被關押在一個兵營內(nèi)，吳稚暉到法國后，要被押學生推出代表同他談判，尹寬就是被推舉的四個代表之一，他們面對面同吳稚暉辯論；談判失敗后，代表復回兵營；回到門口，里面的學生叫尹寬不要進去，而去巴黎同公使陳箓辦交涉；他到巴黎后不久，一百多學生就被驅逐回國了。

　　尹寬這個敘述，基本上是可信的，雖然細節(jié)方面有不合事實之處。被關押的學生確實同吳稚暉當面辯論過，李立三的回憶也這樣說，我自己沒有參加這個運動，說不清楚這件事情。我當然知道這件事，也記得十月間尹寬在墨蘭，我所住的小公寓中，我們一起聽到那批學生被驅逐回國的消息——不是在我的房間聽到的，也不是在尹寬的房間聽到的，當時我和尹寬都在小公寓三樓一個大房間內(nèi)，那里住的也是一個安徽學生，忘其姓名，英文很好。他主張打電報去里昂或巴黎證實這個消息。電報簡單寫「Expulsion?」尹寬并未接受這個建議。不知道為甚么。我如此清楚記得這個細節(jié)，這個細節(jié)和尹寬的回憶并不矛盾。可以設想，尹寬從里昂回到巴黎，看見無事可做，便回墨蘭來了，在墨蘭聽到了驅逐回國的消息，當時勤工儉學生有十個人留守巴黎，做后援的工作。據(jù)今人考證，此十人中有利瓦伊漢、汪澤偕、蕭子暲、王若飛、方敦元等，趙世炎、尹寬二人則是從里昂兵營內(nèi)逃出來的。

　　里大運動當時算是失敗，群眾紛紛反對領導的人。這些未被驅逐回國的人特別引起群眾的反對，當面罵他們，甚至要打他們。這是任何群眾運動經(jīng)過失敗后必然要發(fā)生的現(xiàn)象。一切集會，研究等工作都停止了，無法進行了。我參加的那個「通信圖書館」也是如此無形消滅。但對我說來，這個組織并非無疾而終的。里大運動失敗后，一天，我在墨蘭接到「圖書館」辦事人熊志南來信，向我借《老子》、《莊子》、《列子》三部古書，我寄給他，熊志南向我借這三部古書已經(jīng)是奇怪的了，但他寫給我的信更加令人驚異，他接連給我?guī)追庑�，簡直是把我當作知已，向我傾訴心中的苦悶，他不知道哪里來這些苦悶！他的世界是空虛的，他的前途是渺茫的，他要在道家思想中尋找依托，我不知道怎樣回答他的信，我能夠回答他甚么呢？我正在從出世走向入世，而熊志南此時則從入世走向出世！當時外面?zhèn)髡f，我是易卜生主義者，我主張極端的個人主義。我自己卻不知道是甚么主義！熊志南大概希望我能夠在他的絕望之中拉他一把，我沒有這個力量。以后，過了幾個月，我聽汪頌魯說，熊志南死了，他去法國北方縣做工，愛了一個法國姑娘，相約在一個甚么咖啡館舉行「裸體結婚」。屆時，姑娘沒有來，他于是發(fā)了瘋，鬧了笑話，不久就死去了。以后，我去華僑協(xié)社，在轉信處窗口看見里面一大堆書，其中有我的《老子》、《莊子》、《列子》。我沒有向轉信人討回這些書。

　　事隔六十多年，我回憶起來，歷歷在目。這件事，我一向以為是偶然的個人的事件，不值得去尋根究柢；此次為記尹寬事順帶回憶起來，忽然想起熊志南的發(fā)瘋可能與里大運動的失敗有關系。我也曾問過王若飛和趙世炎關于熊志南的事情，他們二人都不愿回答�，F(xiàn)在想起來，他們二人可能有理由不愿回答熊志南的事情。今天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了。我只好依靠想象試作一個解釋。

　　沒有根據(jù)斷定熊志南參加了里大運動。即使他沒有參加，但運動的失敗一定給了他很大的打擊。他是一個畫家，藝術家；同他幾次接觸之后，我發(fā)現(xiàn)他的心靈是很脆弱的，多愁善感。運動失敗了，代表北京政府的陳箓公使首先成了仇恨的對象；其次，吳稚暉以及一切提倡勤工儉學的人也成了仇恨的對象，至少被人看作「騙子」；但這還不會使熊志南發(fā)瘋。我猜想他還反對運動的領導人，反對自己一派的趙世炎和王若飛。不僅反對他們無能，而且懷疑甚至肯定他們「叛賣」。這是一切群眾運動遭受失敗之后，領導人的命運。熊志南也同普通群眾一般，在失敗之下不去反對敵人的殘暴和狡詐，而去反對自己的領導人。所有殘留下來的領導人當時都遭受這個命運，趙世炎被迫要去自殺；汪澤楷在少年共產(chǎn)黨中取的化名叫做「裸體」，意為自己是清白無疵的。我當時接觸的群眾很少，不知道群眾對于這些領導人提出了甚么奇奇怪怪的控告。正因為我不參加運動，不是領導人，不屬于那一派，熊志南才把心里的怨恨和苦悶向我傾訴的。以上所說，純屬臆測，沒有根據(jù)。

　　從英國輪船勒蘇士號中國乘客的名單中，我發(fā)現(xiàn)了熊志南名下填：貴州人，二十一歲，去英國，天津南開學校出身�！读舴ㄇ诠€學運動》書中還登載了熊志南一個長篇記事，從七卷《學生雜志》第二、第六、第七號轉載來的。署名「貴州留學團熊志南」。記事文從上海登船以前寫起，到法國安置下來為止，文內(nèi)最后部分，說起他到倫敦以后如何改變計劃轉到法國來的。

　　熊志南與尹寬無關，整個「通信圖書館」也與尹寬無關，我這里寫得那么多，只因圖書館成立大會時尹寬曾去「旁聽」，又因許多回憶文章中唯有尹寬提到這個圖書館。尹寬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二看守所回答訪問者說：另一派「當時搞了一個流動圖書館，以后又搞了一個勞動學會」。事實上是勞動學會在先，圖書館在后，又尹寬記得名稱是「流動圖書館」，可能他記得對。[1]

　　初稿寫完后，我才細看趙世炎在法國寫的幾封信，發(fā)現(xiàn)有二處提到熊志南。他致周太玄的信中說：「我們現(xiàn)在成為眾矢之的，實在太苦，但只好仍努力。勤會成立后就好辦了（至少一百人），我們也才可以自問，否則精神痛苦受不住。像熊志南，已經(jīng)算是『弱了一個』」。信后記的日期是「24」，未記年月。一九二一年是不錯的：發(fā)自克魯鄒也是可信的。五月不見得準確，似是六月或七月[2]。由此信可以知道，熊志南所以「弱了一個」是由于「精神痛苦受不住」，而精神痛苦是由于他們那一派在二八運動后「成為眾矢之的」。我上面說熊志南發(fā)瘋在里大運動以后，由此看來他傾向消極在里大運動以前，可能經(jīng)受里大失敗打擊之后才完全發(fā)瘋。

　　趙世炎一九二二年四月三十日致無名信說：「熊自難藝術家早已經(jīng)瘋了，始拘于比國，現(xiàn)移在里爾獄里，我們百法挽救無效。」可見，熊志南不僅發(fā)瘋，而且因瘋犯了法，先被比利時警察拘捕，后移交法國，關在里爾（北方縣首城）監(jiān)獄中，最后死于獄中。

　　里大運動并未表明蒙達爾派和另一派（工學世界社和勞動學會）之間思想已趨于統(tǒng)一。兩派之間不過是聯(lián)合行動而已。思想上并未統(tǒng)一。運動失敗以后，兩派仍舊分開，各干各的。蒙達爾派殘存的人仍舊回到蒙達爾，利瓦伊漢成為這一派最高領導人，他此時大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另一派殘存的人則分散各地。熊志南發(fā)瘋了，趙世炎去北方縣做苦工，其余的人也都分散，似乎失去了聯(lián)系。

　　這里，需要研究一個問題，即：在里大運動前后，中國共產(chǎn)黨在西歐有沒有組織？換一句話說。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前法國是否已有「共產(chǎn)主義小組」存在，只因路遠才不能派代表來上海參加建黨大會？黨史界經(jīng)常爭論這個問題。

　　當事人張崧年的回憶是不能作準的。據(jù)他說，一九二○年八月間，上海、北京兩地開始建黨；上海有以陳獨秀為首的幾個人，北京只有李大釗和他二人；他十一月間乘船去法國，應聘作未來的里大教授，一九二一年初住在巴黎，當時劉清揚和周恩來也在巴黎，他先介紹劉清揚入黨，后二人一起介紹周恩來入黨。約在一九二一年二、三月間，不久之后，趙世炎和陳公培也來法國，于是原來三個黨員連同新來二個黨員共五人成立一個小組。張崧年說：「留法勤工儉學生在一九二一年的三次斗爭，我們沒有以小組的名義領導活動，小組同這三次斗爭沒有關系�！梗ㄒ陨蠌堘履甑脑挸鲇谒亩L問記：《建黨初期的一些情況》和《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前后情況的回憶》）

　　張崧年這二篇訪問記有許多失實之處，關于中共旅歐的組織的成立，其時間和人數(shù)，也是不可全信的。我查出了：趙世炎是一九二○年五月九日離上海，六月十五日抵馬賽的，陳公培是同年六月二十五日離上海八月四日抵馬賽的（按趙陳二人離上海時陳獨秀尚未在上海建黨），周恩來是同年十一月七日離上海十二月十三日抵馬賽的，張崧年和劉清揚二人是十一月二十四日離上海十二月二十七日抵馬賽的。張崧年到法國后即介紹劉清揚入黨。二三月間二人再介紹周恩來入黨，不久趙世炎和陳公培來了便同他們?nèi)私Y成一個「小組」，于是在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即中共一大以前就成立了「巴黎小組」，——就時間說，這是完全可能的；但論當時的斗爭情況，一九二一年上半年，甚至里大運動以前，看不出有共產(chǎn)黨小組存在的跡象。我認為「小組」正式成立，至少趙世炎同「小組」發(fā)生聯(lián)系，是里大運動失敗以后的事情。除張崧年老年回憶不可靠之外，我們發(fā)現(xiàn)「小組」活動，最早的證據(jù)是利瓦伊漢的回憶。他說：「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初，我收到恩來、世炎托人轉來的信，約我到巴黎一個旅館會面，商定旅歐中國少年共產(chǎn)黨的事。我們商定分頭籌備」。此時，周恩來尚未去柏林，趙世炎尚未去北方縣，他們才能約利瓦伊漢從蒙達爾來巴黎會面。趙世炎是一九二一年底去北方縣的，可見此次會面是一九二一年底的事，即里大運動失敗后一個多月的事。從此以后「小組」活動的證據(jù)就多起來了。我們有周恩來一九二二年三月給「山妹」（鄧穎超？）的信，又有趙世炎同年四月給李隆郅和無名的信。惟有這樣才能夠說明：在一九二一年的「三次斗爭」（另一次是反對朱啟鈐來法借款事）中，「共產(chǎn)黨員」趙世炎和陳公培為甚么表現(xiàn)得遠遜于非共產(chǎn)黨員的蒙達爾派。

　　我將另作一文，說明我這個意見，不在這里喧賓奪主了。

作者: 千年一夢 時間: 2011-10-2 09:05
尹寬參加了里大斗爭，僥幸未被關押而驅逐回國。他成了剩余的蒙達爾派的一個頭頭，似乎住到蒙達爾去了。此時，他和別的頭頭都堅定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了。他有理由看不起汪頌魯，也看不起我。同他比較起來，我當時確實是落后的。我讀了幾本馬克思主義的書，但只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種學說，同別的學說一般的地位。我那時還一心只想考進大學，沒有疏忽考試的準備。我不需要去工廠做工，因為即使家里沒有錢寄來，縣公署每年還可以給我三百元官費，在當時法國生活程度之下我仍然可以維持自學的生活的。

　　可是，一九二一年底，我的如意算盤都打破了，不僅家里沒有錢寄來，連三百元官費也被父親領來作為家用。地主家庭破產(chǎn)到了這種地步！聽說，我的三伯父為此同我的父親大鬧一場，但有甚么辦法呢？一家人餓死何如一個人餓死？三伯父大概以為我就要葬身異域的。

　　這個時候汪頌魯也陷于與我相同的命運。我們身邊的錢都剩下不多了。里昂大學從國內(nèi)招來的學生中有三個是汪頌魯?shù)耐l(xiāng)、朋友。汪頌魯同他們?nèi)〉昧寺?lián)系。當時出現(xiàn)一種傳說，里昂大學準備通過考試在法國招收一部分學生，而且學膳宿等費用可以拖欠，候國內(nèi)寄錢來償還的。汪頌魯和我于是從墨蘭遷居里昂，交涉這件事情。二個福建學生同我們一起遷去，他們身邊剩下更多的錢。

　　誰知這傳說不符合事實。確實有幾個勤工儉學生進里大上課的，但那是「走后門」進去的，我們沒有后門可走。我們在學校院子內(nèi)看到了校長吳稚暉正在同學生聊天，于是走上去向他提出要求。他說了幾句風趣的話拒絕了。我們進退兩難。一天，汪頌魯提議：找褚民誼去！我和二個福建同鄉(xiāng)跟著他去。我們以為是去交涉入學事情的。但見面時，汪頌魯直接叫褚民誼負責我們幾個人的生活，即叫他拿出錢來給我們。這話大出我們意外。我們?nèi)齻€福建學生站在旁邊一聲不響。汪頌魯和褚民誼吵起來，雙方拍桌子大罵。學校辦事的人出來勸解，把褚民誼從會客室拉進辦公室了，汪頌魯才同我們回去。這事情近于無賴，我們都不滿意汪頌魯，尤其不滿意他事先不同我們商量。

　　我和尹寬都是剛出校門的學生，尹寬社會經(jīng)驗比我豐富得多，但仍是一派學生腔。汪頌魯則像一個政客。他未曾告訴我，出了校門以后做了甚么事情，但我知道他交游甚廣，認識許多貴州籍的學者，例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學藝》，編輯部就有他的熟人，他把我們二人合譯的一章文學史寄去，居然登載出來了。他曾告訴我，他看見幾個做官的朋友顯赫一時不久就沒落了，幾個研究學問的朋友始終有名。結論是做官不好，做學者好。一九二○年暑假后，他從圣日耳曼遷去巴黎，在孔德派辦的一個甚么自由講座聽講，同時也結交了幾個中國名人。在墨蘭時，一個星期天，他約我去巴黎盧森堡公園同一個叫做謝壽康的留學生會面，談了社會主義問題。在里昂時，一天我同他在街上走路，他同對面來的一個中年中國人打招呼，介紹我說這個人是華林，我當然知道當時很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華林。這天以前幾日發(fā)生了李鶴齡剌陳箓的事件。汪頌魯和華林站在街上談幾句關于這個事件的話�？傊�，汪頌魯活動的方向是與尹寬不同的。

　　以上寫的這一段里昂生活，尹寬恐怕全不知道，否則他更加有理由輕視汪頌魯和我為落后分子。

　　里昂大學進不去，我身邊的錢也用光了，家里何時寄錢來沒有準信，不能長久依靠向同鄉(xiāng)學生借錢過生活。怎么辦？此時我第一次考慮進工廠做工的辦法，汪頌魯自己不考慮這個辦法，但代我籌劃，我們發(fā)現(xiàn)蒙達爾郊外的橡膠工廠還能接受中國學生去做工，我們在圣日耳曼中學認識的四川人秦治谷正在那里做工，于是我寫信給秦治谷，得到回信后我便一個人帶著輕便行李從里昂乘火車去蒙達爾了。

　　如此結束了我的「儉學」生活而開始我的「勤工」生活，這是一九二二年二月間的事。

作者: 千年一夢 時間: 2011-10-2 09:06
少年共產(chǎn)黨

　　「于山孫橡膠制品廠」設在蒙達爾郊區(qū)，距城約二公里，運河岸邊，制造套鞋、跑鞋、自行車輪胎等。工人五六百，大部分是女工，也有童工，男工人則干搬運一類的笨重工作，管理計劃一類工作也是男人做的。中國學生，體力較弱，做的是女工的工作，同女工一個車間。有個湖南人，名譚天塹，法語說得好，被廠方提拔為工頭，管理中國學生。他原來也是在蒙達爾中學讀書的，大概不是新民學會會員。他工資較高，在城里租房子居住，走路來上工。同他一樣住在城里的，還有幾個人，大部分是蒙達爾派的頭頭，利瓦伊漢、汪澤楷、薛世綸、張增孟、汪澤巍；尹寬和王若飛來做工時也住在城里。他們倒不是為了工資更高，圖舒服，而住在城里的，而是為了避免群眾反對，不敢住到廠方免費供給的木棚宿舍。二十幾個人都住在木棚宿舍，我也住在那里。那里不付房租，電費，水費。二個安徽學生，汪同祖和余中揖，脫產(chǎn)給大家燒飯，打掃，照顧財物。每人每日付飯費三佛郎，包含食物和二人工資在內(nèi)，月底報告帳目。二人照領廠里的計時工資，即每日十佛郎。面包盡吃，早餐一大碗咖啡，午晚兩餐都有肉吃，或燒土豆，或燒卷心菜，此外有湯。我自從離開圣日耳曼中學以來，日�；锸硾]有這樣好了。我做的始終是計時制，每日十佛郎，星期日休息，星期六只做半天工。每日勞動十小時，即一小時一個佛郎，帳倒是容易算的。如此，扣去四個星期日和四個星期六下午，我每月凈收入為二百四十佛郎。付出九十佛郎伙食費之后還剩下一百五十佛郎可供還債和零用。我沒有做衣服，一直穿著香港做的三件頭西裝和初到法國買的現(xiàn)成大衣，內(nèi)衣添制是另一回事。

　　木棚里住的人，四川、安徽二省共占半數(shù)以上，湖南人倒不多，其余各省人更少。我只認識一個秦治谷，他在圣日耳曼中學讀過書，我在那里認識他，同他說過話，似乎我去墨蘭也是請他先租好房間的。他當時的思想也是落后的，他不大清楚我的思想。反之，木棚里倒有一個我不認識的人卻很清楚我的思想。我去了一段時間之后，他就來同我接近，同老朋友一般對待我，向我談社會主義，談馬克思主義，我很詫異，后來才明白他是從尹寬處知道我的。那時尹寬并不在蒙達爾，我不知道在甚么地方。李慰農(nóng)——這個人就是李慰農(nóng)——大概得到尹寬的信來注意我的。我漸漸知道他是安徽巢縣人，在蕪湖讀書，同尹寬一起來法國的。三年前我得到一張圣日耳曼中學中國學生的集體照片，發(fā)現(xiàn)其中也有李慰農(nóng)，由此才知道他同尹寬一起在那個中學讀了半年書。他認識我，但我不認識他。別的安徽學生也認識尹寬，但提起時都沒有好感。他們對李慰農(nóng)也沒有好感，有些人當面挖苦他，尤其反對他愛談社會主義。那些四川學生也反對談社會主義，聽到人家談話涉及思想理論問題時候，就走開了，或者說「又是社會學！」我同李慰農(nóng)接近，引起他們注意。

　　我一到木棚，就發(fā)現(xiàn)西南角靠墻的床鋪上坐著一個老頭子，帶著眼鏡。留著一部山羊須，戴著大禮帽，穿著燕尾服，沒有去工廠做工。秦治谷告訴我，他就是黃齊生。我知道黃齊生，他是汪頌魯?shù)南壬�；他帶著一批學生從貴州出來在全國游歷，去北京、上海等地訪問名人，其中有康有為、章炳麟，也有陳獨秀；他帶著他們?nèi)ミ^日本，又帶著他們來英國和法國。他自稱來歐洲考察教育，并不像徐特立（另一個老頭子）那樣標榜為來法國勤工儉學的。二八運動以后，里大運動以前，他和湖北人石英出面做調人，奔走于勤工儉學生和華法教育會之間�！堵脷W周刊》或勤工儉學生發(fā)表的文件記載此事。我想不到在這里遇著他。不知道甚么人安排他住在這個木棚里，在這里吃飯，不交伙食費，有時我們上工去，他幫助打掃，蒙達爾派頭頭沒有一個人同他接觸。

　　黃齊生自然不知道我的底細。他看見新來一個青年人，便同我談話，掂掂斤兩，中外古今無所不談。似乎當時別的人都不愿同他談話了。他是見過世面的人，不消幾日他就摸清我的底細了，于是像老師對待學生那樣關心我。他的思想還停滯在新文化運動或更早的階段，對我不會有甚么幫助。

　　我當時尚未放棄考進大學的計劃，尚以為來此做工是暫時的，一旦家里寄錢來又可恢復自學的生活。每日做了十小時工以后，我還有精力和時間讀書到九點或十點以后上床睡覺。我還攜帶一本法文的解析幾何，每日學習一點，以后才丟開了。

　　晚飯后至睡覺時間有二小時至三小時可以利用。此時木棚里很熱鬧，看書的人很少，甚至沒有，大家閑談、開玩笑、相罵，幸而沒有相打的。有個四川小青年，矮矮的，胖胖的，只十八歲，每日這個時候總是跳跳蹦蹦，走到這一角同人說笑話，又走到那一角找人開玩笑。我心里想，這個小青年不學習一點東西，不愛看書，很可惜。似乎我曾委婉地同他本人說了這個意見。[3]

　　大概在那個時候新出版一個《工余》雜志，寄到蒙達爾木棚來，大家都可拿來看。過去只有《旅歐周刊》，在都爾的中文印刷廠鉛印的，記載旅法僑民的消息，也有言論。那是華法教育會辦的，沒有人愛看。勤工儉學生有甚么事情就發(fā)表宣言、公啟，用膠印印幾十份散發(fā)。膠印很方便：到文具店去買一張膠版紙，一瓶特殊墨水，把文字寫在一種特殊紙上，然后把寫字的一面覆蓋在膠版上，揭開以后留下墨跡，就可以用普通紙頭去印了。我在蘇聯(lián)和中國都沒有看到膠印。勤工儉學生自己辦的油印刊物，《工余》是第一個，我看了一兩期，后發(fā)現(xiàn)它并不替華法教育會及其它統(tǒng)治者說話，于是投了一篇稿子，隨便用一個筆名。不久注銷來了，但有許多刪節(jié)（以后知道是陳延年刪節(jié)的）。木棚里的人紛紛議論這篇文章，猜想是誰寫的。我當然不會承認自己寫的，可是我聽到李慰農(nóng)低聲告訴別人：是鄭超麟寫的。我很驚訝。現(xiàn)在想起來，并不奇怪，因為我同李慰農(nóng)談話發(fā)過這種議論。究竟甚么議論，用甚么題目，署甚么筆名，我都忘記了。如果有人收藏《工余》，我可能找出這篇文章。

　　李慰農(nóng)大概同尹寬一起早已參加了「工學世界社」，但他未去占領里大，未當代表，未出頭露角，又不是湖南人，因此那些群眾不仇視他。僅僅為了他愛談社會主義而當面挖苦他。至于住在城里那些頭頭，以及湖南籍的工學世界社分子當時是不能在木棚居住的。

　　有一天，天氣已經(jīng)轉暖了，李慰農(nóng)暗中通知我：「明白，星期天下午，有人約你去森林里談話�！刮掖饝�。工廠近旁有一片小森林，我去那里，會見了李慰農(nóng)，韓奇和薛世綸。約我們?nèi)フ勗挼模褪茄κ谰]。我早知道這個人，他是蒙達爾派的第四個頭頭，在工廠上下工時也有人指給我看。至于韓奇，他也住在木棚，我沒有同他談過話，但秦治谷告訴我：這個人頭腦很不簡單。

　　我們在森林里坐下來。薛世綸說了很多話，結論是說：現(xiàn)在有人發(fā)起，要組織一個少年共產(chǎn)黨，征求我們?nèi)齻€人參加這個組織。李慰農(nóng)，不用說，是早已知道這件事情，而且早已決定參加了的，但薛世綸還是把他當作征求的對象，同我們兩人一樣。我考慮了好久，才答應參加，韓奇比我考慮得更長久。如此，決定了我的一生的方向。

　　組織少年共產(chǎn)黨一事，是以張崧年為首的中國共產(chǎn)黨「旅歐支部」（或其它名稱）的決策，我事后就知道了，現(xiàn)在更有文件為證。據(jù)李隆郅回憶，一九二一年趙世炎在克魯鄒做工時曾寫信給蔡和森建議組織一個「共產(chǎn)主義同盟會」，蔡和森表示同意組織，但主張用「少年共產(chǎn)黨」名稱；同年五、六月間（按：據(jù)賀果日記系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工學世界社」開大會，李隆郅應邀列席，蔡和森提議組織「少年共產(chǎn)黨」，但有一部分人堅決反對，李隆郅雖贊成，但因以客人身份列席，不便爭論，故未通過。李隆郅這個回憶如果符合事實，那也可見，此時，一九二一年八月以前，張崧年所說有趙世炎和陳公培參加的中國共產(chǎn)黨小組尚未存在，因為如果已經(jīng)存在，趙世炎為甚么還要同蒙達爾派一起組織「共產(chǎn)主義同盟會」呢？由此又可見�！干倌旯伯a(chǎn)黨」雖成立于一九二二年，但名稱已提出于一九二一年了，是蔡和森提出的。蔡和森要組織的顯然是《人道報》上常見的 Jeunesse Communiste 而不是 Parti Communiste，即是團而不黨。當時蔡和森不見得知道國內(nèi)已有「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譯名。趙世炎、李隆郅等人要組織的，則是黨而不是團，或者說他們也許不知道黨團的區(qū)分。以后，趙世炎同張崧年接了頭，建立少年共產(chǎn)黨的工作便由旅歐支部擔負起來了。支部派周恩來協(xié)助趙世炎進行這個工作。他們二人聯(lián)名寫信給住在蒙達爾的利瓦伊漢，不是直接郵寄的，而是托人轉交的，約利瓦伊漢來巴黎一個小旅館商談建「黨」事。時間大概在一九二一年底。以后，趙世炎就去北方縣做工了，一面同在柏林的支部密切通信，也同蒙達爾派函商建「黨」問題。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他從北方縣寫信給無名說：「歐洲方面決定成立一個『青年團』（大約一月以內(nèi)可以完成）�！剐艃�(nèi)還透露若干有關籌備的消息：蒙達爾派主張「工學世界社」全體參加，并「以去就爭」；旅歐支部則主張個人參加；人數(shù)估計為法國約二十人，比國七、八人，德國六、七人，但若「工學世界社」堅持原意，人數(shù)就不能前定。信中提到蒙達爾派頭頭只說利瓦伊漢和薛世綸。但四月三十日給無名的信則說：「工學世界社世綸，碩夫等欲等該社開會要求全社加入且以去就力爭。我不贊成。」碩夫就是尹寬�？勺C此時尹寬是工學世界社一個重要頭頭，負責同趙世炎談判的。趙世炎接著說：「我意即在初步嚴格取人之意，要求他們?nèi)€人行動，現(xiàn)在他們亦承認�！箍梢�，到四月三十日，雙方爭執(zhí)的問題已經(jīng)解決了。五月一日，趙世炎就離開北方縣到巴黎來，以后便完全為建「黨」事而奔走了。

　　薛世綸約我們談話，大概在五一趙世炎回巴黎以后，至早也在那個爭執(zhí)問題解決了以后。

　　由趙世炎給無名二信，也可以知道建黨事是設在德國的旅歐支部命令和督促趙世炎去做的。信內(nèi)說：「日前，德國諸友聯(lián)名——壽康、申府、伯簡、恩來、清揚、子暲、披素——給我信，促于五一告成。」又說：「申府給我信最密。我在法國方面事事審慎，故進行很遲，因此常遭他的責備與催促�！惯@些話，對于那次在法國建立少年共產(chǎn)黨的事都是很重要的，對于尹寬的生平也是很重要的。張崧年今天還活著，可是這段生活他幾乎忘記干凈了。他一九七七年回憶說：「這樣，我們五個人成立一個小組（張申府、周恩來、劉清揚、趙世炎、陳公培），小組一直是這五個人�！顾耆浟诉€有張伯簡、謝壽康、蕭子暲、熊雄！

　　森林談話之后一個星期日，李慰農(nóng)帶我進城去會見利瓦伊漢、汪澤楷、薛世綸、張增益、汪澤巍。似乎沒有看見尹寬，可是次一個星期日尹寬又是在蒙達爾，因為那天我們四個人（利瓦伊漢、尹寬、李慰農(nóng)和我）一起到巴黎去。趙世炎到里昂車站接我們。我第二次看見他。我們乘地道電車到十三區(qū)意大利廣場去，到廣場側面一條不很熱鬧的街道 Rue Godfroy（戈德弗盧瓦街）十七號一個小旅館去。那就是趙世炎從北方縣遷來巴黎后租住的旅館。他住在底層，窗子開向一個小院子。我們當日就回蒙達爾去。談了甚么話，我都忘記了，也忘記了有沒有別的中國人同他住在這個旅館。少年共產(chǎn)黨成立以后我再去這個小旅館時，幾次都看到情況改變了：樓下的房間是陳延年兄弟居住，趙世炎則搬到二樓上一個房間，尚有其它五六個人也租住這個小旅館，紛紛擾擾，熱鬧得很。我沒有去別的房間，包含周恩來所住房間在內(nèi)，因為大家都在樓下陳延年兄弟房間和二樓趙世炎房間會面。

　　

作者: 千年一夢 時間: 2011-10-2 09:07
六月十八日開成立大會，蒙達爾同志決定派利瓦伊漢，尹寬和我三人去巴黎出席。當時，決定參加的人在蒙達爾有：汪澤楷、薛世綸、汪澤巍、張增益、李慰農(nóng)、韓奇、連我們?nèi)コ鱿墓簿湃�，我們沒有開會，沒有選舉，得到李慰農(nóng)通知，十七日我就同李尹二人去巴黎了。各地代表人數(shù)和名單，大概是趙世炎、周恩來，連同各地的頭頭協(xié)商決定的，即使不是當面協(xié)商，也是通信協(xié)商。蒙達爾由利瓦伊漢和尹寬出席，是理所當然的，他們二人本是頭頭。但為甚么派我去呢？如果要派一個非工學世界社成員，那么韓奇也比我適宜。

　　我們?nèi)怂坪醪蛔≡谝粋€旅館，因為我記得十八日早晨是獨自一人按約定的時間到達西北郊外布洛宜森林（Bois de Boulogne）某一進口處的。那里我看見許多中國人。一個人上前招呼我，自稱任卓宣。我未曾見過，他和我并排走，指著前面一個穿黃色春大衣的人，說是周恩來。好像我已經(jīng)知道周恩來是甚么人。任卓宣住在巴黎，常去趙世炎旅館，當然見過周恩來，也許知道了周恩來是張崧年派來協(xié)助趙世炎建「黨」的。我則不知道這個內(nèi)幕，李慰農(nóng)不會告訴我，他自己也許不知道。當時六月間，雖非盛暑，我們都不穿大衣了。我看見周恩來穿得整整齊齊，不像在工廠做工的。再走一段路，到一個轉折點，任卓宣又指著站在路旁同人說話的一個人說是陳延年。我聽說過有個陳延年，是陳獨秀的兒子，但信仰無政府主義，反對陳獨秀的。陳延年倒是同我們一樣 en dimanche，即是一個工人在星期日換一套好衣服上街的。大家來到一個林中空地，各人拿起一把鐵折椅，圍成圓圈坐下來，趙世炎這年四月二十六日從北方縣寫信給無名說：「現(xiàn)在開會地址是很難覓�！箷穯栴}就是這樣解決了。我們上下午開會，高談闊論，都無人過問。下午，才有一個老太婆來收椅子租錢，她說：「你們在這里開會。呶（指著任卓宣）！他是你們的主席�！�

　　上午的主席是趙世炎，他宣布開會。到會的共十八人，介紹了姓名。我早已記不齊全了�？隙ǖ綍�，有：趙世炎、周恩來、利瓦伊漢、王若飛、尹寬、蕭樸生、任卓宣、劉伯堅、熊銳、王凌漢、畬立亞、鄭超麟。其余六人，想不起來�？赡苡性瑧c云。似乎沒有陳喬年。

　　議事日程，我也想不起來，卻記得幾次爭論。

　　第一次是關于名稱的爭論。一致主張用「少年共產(chǎn)黨」（干脆五個字，沒有戴甚么「旅歐中國」的帽子，那是后來加上的）；惟有周恩來提出異議，他主張用「少年共產(chǎn)團」，爭論的是「黨」字和「團」字。周恩來的理由是說：一國不能有兩個共產(chǎn)黨，中國已經(jīng)有了共產(chǎn)黨，不能再成立一個共產(chǎn)黨；我們知道這個道理，但以為「少年」二字足夠區(qū)別了。當時沒有人提出「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的名稱。我們都知道，要建立的就是《人道報》上常說的 Jeunesse Communiste（全名是 La Ligue de Jeunesse Communiste），誰也不以為要建立第二個黨。我一向認為，我們當時都不知道中國已有「青年團」的譯名。但看了趙世炎給無名的信以后才知道至少趙世炎一人是知道國內(nèi)已譯為「青年團」的，可以斷言旅歐支部都知道這個譯名，為甚么大會上沒有人提出「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名稱呢？因為張崧年不贊成這個譯名，他主張用「少年共產(chǎn)團」的名稱。周恩來是代表張崧年和旅歐支部主張用「少年共產(chǎn)團」名稱的。趙世炎當主席不能附和周恩來說話，他也不能根據(jù)國內(nèi)已經(jīng)固定的譯名提出「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名稱。張崧年如此固執(zhí)用「少年共產(chǎn)團」名稱，以致半世紀之后回憶時他也只記得「少年共產(chǎn)團」，而忘記了此名稱已為成立大會所否決。他甚至于否定曾經(jīng)用過「少年共產(chǎn)黨」的名稱，反而捏造一個甚么「共產(chǎn)主義少年團」的名稱。

　　另一個爭論是在討論黨章的時候。周恩來提出黨章要規(guī)定凡入黨的人都須「宣誓」。起初我們聽不懂他的口音，（他曾說：「醞釀」二字，搞了好久我們才聽懂）后來弄清楚他說的是「宣誓」二字時，我們幾乎一致反對。我當時反對宗教的意識十分強烈，當然反對，但別的人也反對。我們認為「宣誓」是宗教的儀式。是向上帝或其它的神宣誓的，我們不信神，向誰宣誓呢？周恩來解釋說，宣誓不一定是宗教的儀式。他舉最近的歷史為例：民國元年，孫中山讓袁世凱接替他做臨時總統(tǒng)時，要求袁世凱就職那天宣誓忠于民國，袁世凱宣誓了，以后做皇帝，孫中山便以他背誓為理由討伐他。我們同周恩來辯論，結果否決了他的提議。我們成立少年共產(chǎn)黨沒有宣誓，以后我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也沒有宣誓，回國以后我參加幾次入黨儀式也沒有看見宣誓，但后來我在圖畫和電影中看見入黨儀式。發(fā)現(xiàn)入黨的人都要舉起拳頭對著黨旗發(fā)表幾句決心，不知道算不算宣誓？

　　討論黨章以后還要討論黨綱，我曾發(fā)言說黨章和黨綱沒有分別，何必分成二項來討論呢？這話一出，好多人都笑我沒有常識。以后我自己也明白黨章和黨綱是兩回事，我確實沒有常識。我在會上聽別人發(fā)言，確實感到對于革命方面的知識。別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應當好好學習。但在黨章和黨綱的問題上，這幾年我卻發(fā)現(xiàn)，二十年代初期鬧笑話的不止我一個人。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大會通過了一個文件，稱為黨綱，而其實是黨章，不過夾雜了幾個黨綱性質的條文，至少應當說是黨綱和黨章的混合物。今天中國共產(chǎn)黨沒有黨綱，只有黨章，不過在黨章的總綱部分列了幾個黨綱性質的條文，但我今天不能夠引用這些事例來辯護我當初的缺乏常識。

　　當天晚上，我就向趙世炎請假不參加以后的大會而回蒙達爾去。理由是工廠曠工太久不好。因此，第二天和第三天開會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最后選出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名單和分工，我也是以后才知道的，而且知道得不完全。結合周恩來于第二次大會后向國內(nèi)團中央所作的第一號報告，可以列出委員會的名單：趙世炎、張伯簡、陳延年、周恩來、利瓦伊漢、王若飛、尹寬共七人。分工時，趙世炎任總書記。張伯簡任組織部長，陳延年任宣傳部長，周恩來任職工部長（或華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張伯簡當時在德國，沒有參加大會，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決定，在張伯簡未回巴黎就職之前，以利瓦伊漢代理組織部長。

　　少年共產(chǎn)黨成立便完全結束勤工儉學生中蒙達爾派和另一派。即工學世界社和勞動學會互相對立的歷史了。雙方統(tǒng)一于馬克思主義。統(tǒng)一于共產(chǎn)主義，絲毫沒有留下舊的裂痕。兩派之外還團結了從無政府黨分裂出來的陳延年一派。無政府黨在勤工儉學生群眾運動中沒有地位，但他們代表一種思想傾向，足以影響勞動學會方面的人，甚至工學世界社方面的人。

　　趙世炎離開北方縣前一天，即四月三十日，寫信給無名，說他對于建「黨」事立下二個原則：（一）極端嚴格。（二）沒有遺漏。這二個原則，他是實行了的。當時參加的人確實是經(jīng)過嚴格審查的，應當團結的人確實沒有或很少遺漏。

　　當時，汪頌魯也在巴黎，他本來靠近勞動學會方面，早就認識趙世炎，同王若飛既是同鄉(xiāng)，又同出于黃齊生門下，但沒有人去團結他。他們顯然不滿意汪頌魯。我以后同趙世炎和王若飛無所不談，但從未談到汪頌魯。組織成立之后我也想不到介紹汪頌魯參加。在里昂那一個月，我同他都到了山窮水盡，都靠向同鄉(xiāng)借錢過生活的地步了。我下決心去工廠做工，可是他不能下此決心，繼續(xù)借錢度日。他從不到蒙達爾來，卻有一次約我去巴黎見面。原來，他從一個與我接近的福建學生討得介紹信，要去新加坡籌款，再來法國進學校的。他借到船費就要動身了，我去巴黎同他敘別。我頗懷疑他能實現(xiàn)這個計劃，以后我就忘記這個朋友了。五卅運動后那個福建學生回國來上�？次�。說汪頌魯居然在新嘉坡籌到一筆款，再到法國去，可是過去學的法國話都忘記了。我很驚訝。后來一想，這是出于華僑的風氣，有些華僑賺了錢，并不大方，但想結交幾個有地位的朋友。一個「法國留學生」。愿意同他交朋友，他會感到光榮而向同輩夸耀的。在此情形下資助一筆錢也是不會困難的。汪頌魯以后的下落，我完全不知道。

　　另一個老朋友尹寬，從少年共產(chǎn)黨成立起，甚至可說從里大運動起，他和我的關系便融化于一般朋友關系，同志關系之中了。我和他之間從此沒有私人的關系，未曾單獨說一次話，一直到回國在上海見面的時候。

　　少年共產(chǎn)黨一成立，工學世界社便停止存在了，新民學會也停止存在，至于勤工儉學會，勞動學會更不會有人提起。我們親密地團結起來，不定期地開會，接受和討論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通告，散發(fā)對外的油印刊物《少年》，封面上公開印著「少年共產(chǎn)黨機關」字樣（應寫「機關報」，但張崧年堅持不用「報」字），閱讀對內(nèi)的刊物（我忘記了名稱，只記得有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報告，有各方面活動的消息，有同志的建議和意見等等。每本封面都編了號碼，不能給外人看，脫黨時必須交還的。）。我們住在木棚的三個人（李慰農(nóng)、韓奇和我）單獨成一個小組，單獨開會，然后由李慰農(nóng)上城里匯報。記得木棚小組第一次開會時，韓奇提出一個建議，即黨內(nèi)每個人都須采用一個化名，大家以化名相稱。這個建議由李慰農(nóng)匯報上去，立即被采用了，很快內(nèi)部刊物就注銷了真名化名對照表。我至今還記得好多人的化名。樂生（趙世炎）、紅鴻（張伯簡）、羅邁（利瓦伊漢）、林木（陳延年）、伍豪（周恩來）、雷音（王若飛）、石人（尹寬）、羅熱（陳喬年）、愛彌（蕭子暲）、R（張崧年）、裸體（汪澤楷）、鋤斧（李慰農(nóng)）、捉掀（任卓宣）、戈般（王凌漢）、覺奴（蕭樸生）、絲連（鄭超麟）、尹常（熊銳）、其光（熊雄）等等。這些化名，后來都不用了，惟有「羅邁」、「伍豪」二名一直用下來。據(jù)說「羅邁」取義于浪漫主義，不知確否？「伍豪」則是周恩來在天津的「覺悟社」的化名。「覺悟社」似乎是一種秘密的或半秘密的團體，社員編成號碼，周恩來編為第五號，故諧聲為「伍豪」；劉清揚編為第二十五號，故諧聲為「念吾」，她在少年共產(chǎn)黨中亦用此為化名；一個人編為第十三號，故諧聲為「施珊」；一個人編為第十一號，故諧聲為「施以」；一個人編為四十三號，故諧聲為「峙山」；一個人編為第一號，故諧聲為「逸豪」。

　　少年共產(chǎn)黨一成立，立即進行對內(nèi)的團結和教育的工作，對外的活動和發(fā)展的工作。

　　凡有成員住居的地方都成立小組，定期開會，定期向中央?yún)R報；中央也定期或不定期地發(fā)給各小組以書面報告，總書記趙世炎也曾幾次巡視法國各地，寫出巡視的報告。中央之下設立一個「共產(chǎn)主義研究會」，以張崧年為主任，內(nèi)部刊物曾發(fā)表張崧年關于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文章，其中介紹了幾本應讀的書，有法文的、英文的、也有德文的。我不記得法國境內(nèi)有幾個地方小組，但記得比國有一個小組，設在沙魯瓦，有劉伯堅等人，德國有一個小組，設在柏林，有張崧年、劉清揚、熊雄等人。在蒙達爾，我們住木棚的三個人，似乎是起初單獨開會。后來還是同住城里的人一道開會的。我只記得二次開會的內(nèi)容。一次討論中國共產(chǎn)黨加入國民黨的問題。大概是中共二次大會以后或西湖會議以后通告各地方討論這個問題以備三大作出決議的。旅歐支部得到此通告后便通過少年共產(chǎn)黨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發(fā)動各地小組討論這個問題，形式上說，少年共產(chǎn)黨是獨立的，并非中國共產(chǎn)黨屬下的一個組織，但事實上我們大家都明白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著我們，而要加入國民黨的，不僅有共產(chǎn)黨員而且有青年團員（此時我們已經(jīng)知道中國早已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了）。我在小組會上反對加入國民黨。當時我不僅反對北方的軍閥政府，而且反對南方的國民黨政府。我出國前在廣州住了個把月，看見那里公開煙賭，每隔幾家店鋪就有一面大旗掛著，上寫「邊防經(jīng)費，樓上開燈。」政府抽取煙捐、賭捐，還有花捐，數(shù)目不少，美其名曰「邊防經(jīng)費」，以此準許公開吃鴉片煙，公開賭博，公開賣淫。我并不認為國民黨的南方政府比軍閥的北方政府更好些。不錯，我出國前的廣州不是國民黨嫡系軍隊統(tǒng)治的，是廣西陸榮廷統(tǒng)治的，但后來國民黨嫡系軍隊陳炯明代替廣西軍閥統(tǒng)治廣州，一樣抽取煙捐，賭捐，花捐。

　　至于國民黨的「主義」，辛亥革命前后我從父親的朋友的議論中知道是很厲害的，是被人們視為洪水猛獸的。可是，經(jīng)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特別是我三年來的思想變化以后，那種民主共和的思想已經(jīng)失去吸引力了。我正是因為對于國民黨的主義和孫文的思想的失望才會去參加組織少年共產(chǎn)黨的。但現(xiàn)在要我回頭去加入國民黨！我在小組會上提出反對意見，但得不到別人同情，特別帶頭反對我的恰好是我的老朋友尹寬。我想，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總已開過會議，討論過這個通告，而取得一致意見的。尹寬說的就是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意見。他是從策略立論的，認為我們不過利用國民黨已成的力量來發(fā)展我們自己的力量，并不需要思想方面的讓步。我還記得他的譬喻。他說，譬如獅子滾雪球，愈滾愈大；又說。法國共產(chǎn)黨雖然是公開的，但仍有秘密的部分，侵犯的人就有生命的危險（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就是秘密工作應當與公開工作相結合）。我是孤立的，討論結果自然是蒙達爾小組以贊成加入國民黨的意見匯報于巴黎中央。另一次會議則是為了送別利瓦伊漢的。少年共產(chǎn)黨特派組織部長利瓦伊漢回國去交涉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事情。我們一面散步，一面談話。我們的會議往往如此。有時坐下來，說一陣話，然后再走。利瓦伊漢留下一篇告別書，同時也說了一通告別的話，內(nèi)容我都忘記了，大意是勉勵的話。這次會議沒有爭論。利瓦伊漢回國后不知誰繼任組織部長，可能是周恩來。

　　對外的活動，則有好多事情可記。首先要復活里大以前那種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現(xiàn)在，兩派群眾領袖已經(jīng)融合為一個組織，不會互相斗爭了�？墒�，這個時候，這些領袖，利瓦伊漢、汪澤楷、趙世炎、王若飛、尹寬等人都不能出面。群眾仍在反對他們。雖不致于打他們，總不會響應他們的號召，必須換一批人出來號召，少年共產(chǎn)黨有人才。蒙達爾小組就有一個韓奇。我同他住在一個宿舍，但在薛世綸約我們談話以前，我未曾同他談過一句話。他這個人很能干，活動能力決不會比那些頭頭差。他很快就看穿我這個人，看不起我的能力。我們參加同一組織之后，雖然一起開會，交換意見。但會外也不單獨單談話。我們的組織決定要發(fā)起一個群眾運動，調韓奇出來領導，我忘記了為甚么事情。韓奇在木棚一號召，大家都來聽他說話，他做了報告，主張用「蒙達爾同學」名義發(fā)表宣言，印發(fā)給法國各地勤工儉學生集中的地方，要求各地派代表到華法教育會來開會討論，很快得到響應�！该蛇_爾同學」就派韓奇為代表到巴黎去。各地方代表都來了，都是新人，其中有幾個是少年共產(chǎn)黨黨員，但也有幾個非黨員。開會有爭論，結果韓奇代表的「蒙達爾同學」的主張得到勝利。事情應當順利發(fā)展下去了。我沒有去巴黎，不知道詳情，連為什么去開會，今天也不記得。但不久之后，李慰農(nóng)告訴我，韓奇退出組織，就要離開蒙達爾，運動也停止了。原來是韓奇和王若飛發(fā)生沖突。過去的領袖不能出面，只可讓從來不出面的韓奇去領導群眾，但又不放心，于是派王若飛去暗中指導。王若飛跟著韓奇到巴黎去，「手把手地」教著韓奇怎么做，最后惹得韓奇發(fā)火，王若飛便用「紀律」去壓他。結果破裂了。我從李慰農(nóng)的話抽繹出這件事情的輪廊，細節(jié)如何，是否另有原因，則我無從知道。

　　韓奇以后在法國進了甚么學校，學成歸國，恢復原名為韓雁門，在國民黨底下做了什么小官，出版了一本替他的在辛亥革命中犧牲的父親韓耆伯作紀念的書，請他的父親的故友高語罕寫一篇長序。在抗戰(zhàn)時期我在上�？吹竭@本書，前面一張照片：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年人站在一個墳墓的墓碑旁邊。日本投降后，我在上海遇見高語罕，說起了韓耆伯的故事。一九五六年我在市監(jiān)獄遇見尹寬，閑談中提到韓奇，他竟不認識。我說這人后來改名韓雁門，他才說他認識韓雁門，五四運動時同他站在對立面的。他問我怎么認識韓雁門？他竟不知韓雁門曾改名韓奇，與他同在一廠做工，同屬于一個革命組織！他不是不知道，而是年老忘記了。

　　蒙達爾城里的人指揮李慰農(nóng)和我在木棚活動，叫我們發(fā)起一個討論會，他們星期日也可以來木棚參加。我們二人活動力有限，只組織了二三個人，秦治谷在內(nèi)。第一次開會時城里竟來了五個人：利瓦伊漢、汪澤楷、薛世綸、尹寬、王若飛。大家提出問題來討論。我提出一個問題，好像是說我們對待社會上的斗爭應當采取什么態(tài)度。我說：我們有三種態(tài)度可供選擇，一是站在進步方面反對落后方面，一是站在落后方面反對進步方面，一是超然于斗爭雙方之上。我原意是要先列出這三種可能的態(tài)度，然后批評第二種和第三種而歸結于第一種的�？墒俏丛任野言捳f下去，王若飛立即打斷我的話，說只有二種態(tài)度，沒有第三種態(tài)度，我說第三種態(tài)度是有的，例如羅曼羅蘭，于是所有的人，包含秦治谷在內(nèi)，都支持王若飛而攻擊我，結果不歡而散。散會之后下微雨，他們要回城去，我送他們一程，他們不要我送，我送到一個橋底下避雨之處才看出他們是要交換意見如何對待我這個「錯誤」的。我就回木棚去了。下次開小組會，他們嚴厲批評我，說連群眾都認為沒有超然的態(tài)度，而你堅持有超然的態(tài)度。我說：那天，你們不讓我說下去；我的意思是要批評超然的態(tài)度，但必須把這個態(tài)度列出來才好批評的。他們將信將疑，還是說我贊成超然的態(tài)度。尹寬當然說了反對我的話，但我忘記了什么話。這件事無疑同尹寬有關，因為他知道我以前愛讀羅曼羅蘭尤其欣賞他在世界大戰(zhàn)中發(fā)表的那幾篇反戰(zhàn)的文章，總標題為 Au-dessus de Melee（《超于混戰(zhàn)之上》），尹寬知道；他也知道我就是用此態(tài)度對待一九二一年勤工儉學生中蒙達爾派和另一派之間的斗爭的。他不知道，我進了工廠之后思想已經(jīng)進步了，我正要借這個機會來批評我這個舊思想。

　

作者: 千年一夢 時間: 2011-10-2 09:08
　隨著時間的推移，加上我們在木棚的暗中活動，群眾的情緒漸漸改變了，漸漸不反對那些過去領導運動至于失敗的一批頭頭。新來工廠的群眾本來就沒有成見。此時，大約九月間，發(fā)生了一件事，工頭譚天塹，湖南人，也是在蒙達爾中學讀書，但不屬于新民學會或工學世界社一派，同這一派人有矛盾。他法國話說得好，去橡膠廠做工，被提拔為工頭，即不做工而管理廠內(nèi)的中國工人，工資照拿。事實上是資本家雇用的一條狗，偵察中國工人動靜的。一天，他在做工時間同薛世綸發(fā)生沖突，他報告資本家，立刻就辭退薛世綸了。究竟為甚么事情沖突，誰是誰非，我現(xiàn)在全不記得，也許當時就不知道。但薛世綸被辭退是由于譚天塹向資本家報告，則是盡人皆知的。于是經(jīng)過我們號召，全體中國工人都不上工，以示抗議。木棚里開大會。激昂慷慨講話，怒斥譚天塹，號召罷工的，不是我們，李慰農(nóng)和我都沒有這種群眾鼓動的能力，而是江蘇泰州人于履中和四川人穆清。二人都是新來的工人。罷工是一致的。我不記得這件事如何收場，以及罷了幾天工。我們要求資本家辭退譚天塹，但顯然沒有達到目的�？赡苎κ谰]復了工。事后我們介紹于履中和穆清參加了組織。譚天塹好久不敢到木棚來，這也是我們的勝利�？墒�，十月初，他來到木棚了，帶了一個討好群眾的消息，即說他已經(jīng)同廠方說好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國慶，給中國工人放假一天，讓大家在木棚里慶祝佳節(jié)。他要帶照相機來給大家照相。群眾自然歡迎，我則十分憤慨。到十月十日，大家都不上工，連李慰農(nóng)和住在城里的同志也不上工，但我同一個福建學生相約照樣上工。一面為了抗議群眾同譚天塹和解，一面也是表示反對「中華民國」。少年共產(chǎn)黨的建立，以及我自己參加這個組織，正是為了革「中華民國」之命的。晚上放工回到木棚來，黃齊生老先生把我拉到他的床前去，點著指頭說：「你這個怪物！」他看我當時的表情，沒有說下去。以后，我上城去看汪澤楷，他沒有贊成，也沒有反對，只是說：辛亥革命是有進步意義的，李石曾就是同盟會內(nèi)的暗殺部長。我可以承認辛亥革命的進步意義，但李石曾即使當過暗殺部長，那同我們又有甚么相干呢？

　　那幾個月，橡膠廠的中國工人的流動性很大，好多新人來做幾個星期的工，就離開了。他們的舊成見比較少，我們在他們中間做了工作，吸收了許多同志。上述于履中、穆清之外，參加我們的組織的還有：吳祺、周維楨、謝陳常、李季達、李楠、以及我忘記了姓名的幾個人。舊的人，在我以前來做工的，也漸漸消除成見而同我們接近，以至于加入我們的組織了。例如，秦治谷、熊禹九、舒某某，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漢看見他們才知道他們也是同志。但那是我離辦廠去莫斯科以后的事情。

　　這里就要說說我們怎樣去莫斯科的。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和一九二三年初，我每次去巴黎玩時，總要到戈德弗盧瓦街十七號去看看的。他們招待我，趙世炎還把收到的信，不準備發(fā)表于內(nèi)部刊物的，拿出來給我看。一次，我看見了利瓦伊漢回國以后寫來的信。他到了北京，找到了「老施」（施存統(tǒng)），交涉少年共產(chǎn)黨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事情�！咐鲜勾饝恕Ｒ淮�，我看見了蕭子暲從莫斯科寫來的信，他在那里看見了中國共產(chǎn)黨派去莫斯科參加共產(chǎn)國際第四次大會的代表團。我還記得他說劉仁靜「二十少年，有名士氣。」一次，我看見了陳獨秀寫給趙世炎的信，顯然不是第一次通信，因為陳獨秀在信內(nèi)反駁了趙世炎所持的不肯回國的理由。趙世炎去信，我未見。大概是說法國有許多華工，需要他去做工作，他不能丟開這些華工。陳獨秀反駁說：國內(nèi)的工人不知道比法國華工多多少倍，你為甚么不在更多的工人中間做工作呢？我忘記了是在這封信內(nèi)，或者另一封信內(nèi)，或在蕭子暲的信內(nèi)，我得悉莫斯科有個甚么學�？梢哉惺罩袊鴮W生，要少年共產(chǎn)黨派幾個同志去。我當時并未曾把這個消息同我自己聯(lián)系起來，我只當作利瓦伊漢回國交涉成功，中國共產(chǎn)黨也派代表去莫斯科參加國際大會，張伯簡、蕭子暲去莫斯科讀書一類新聞來看，看過就不去想了�？墒�，有一天，大概已經(jīng)進入一九二三年，李慰農(nóng)悄悄告訴我：「組織上正在考慮派你去莫斯科的事情�！刮衣牭酱蟪鲆馔�。但我想，在考慮么，不見得決定派我去的。那時我早已放棄在法國進大學的念頭了，我對于個人出路也不再去想，甚至不去想將來怎樣回國的問題。我是無產(chǎn)階級一分子，受外國資本家剝削不是同受中國資本家剝削一樣么？在外國照樣可以干革命。過了一段時間，組織上正式通知我，要派我去莫斯科東方大學讀書，我并不爭取，但已經(jīng)決定派我去，我也就不推辭了。

　　我去莫斯科讀書一事，尹寬有不同意見。上面所引他在上海市監(jiān)獄中寫的交代材料說出了他的意見。他說：「那不好斗爭，又不肯胼胝甘為勞動人的鄭超麟，卻先我到了莫斯科留學；他在一九二三年初就同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等第一批由組織介紹到莫斯科進了東方勞動大學，我是在這年十月才同劉伯堅等十人到莫斯科的�！挂鼘拺斨�，此事不是我爭取的。

　　少年共產(chǎn)黨決定在巴黎再開一次大會，議決幾項日程，其中最重要的二項日程就是：決定正式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其旅歐支部的問題和改選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問題。后一問題所以成為必要，因為準備派往莫斯科的同志中有幾個是中央執(zhí)行委員：趙世炎、陳延年、王若飛。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我們在巴黎西郊向警察分局租了一個會場，開了四天大會。根據(jù)會后新選出的書記周恩來寫的向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報告，會期是二月十七日至廿日。我始終以為此次是少年共產(chǎn)黨的第二次大會，但周恩來上述報告則說是「臨時代表大會」，當以當時的報告為準。

　　此次我們不是在森林中露天開會，而是在一個正式的會場開會，周恩來報告中當然不會提到這是一個甚么會場，這是巴黎西郊比揚古鎮(zhèn)（Billancourt）警察分局內(nèi)一個會議廳。比揚古鎮(zhèn)有許多工廠，也是勤工儉學生集中地之一。鎮(zhèn)的北面就是布洛宜森林，第一次大會開會的地方；鎮(zhèn)的南面臨塞納-馬恩省河，河上有橋，過橋就是散客廬。我住在巴黎中心，一個福建同鄉(xiāng)租的旅館，每日早晨在塞納-馬恩省河邊乘船來到比揚古碼頭的。

　　警察局里的會議廳是袁慶云租來的。四川人袁慶云是趙世炎的朋友，長久住在比揚古鎮(zhèn)，且與一個法國姑娘同居很久，直至離開法國。趙世炎常借他的住址轉信。他的法國話說得不見得好，但能達意。他同警察分局很熟，以中國學生開會為名租下這個會議廳。他關照我們，法國警察聽不懂中國話，我們甚么話都可以說，但不要唱國際歌。雖然如此，這四日開會期間我們還是提心吊膽的。警察常常在會場門口經(jīng)過，有時探頭進來看看。

　　大會經(jīng)過，有周恩來的報告可看（見《一大前后》第一冊）。我已經(jīng)忘記了，即使記得也不值得寫。但有一件事情，我還記得，而且值得寫的，何況它同尹寬有關。這就是大會開除張崧年的事件。我一向保持著很簡單的印象，即：張崧年在第一次大會上并未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但他控制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當太上皇。周恩來和趙世炎是黨員，執(zhí)行他的指示，但其它的中央委員不服氣。反對他，直至于開除他。發(fā)言最激烈的是陳延年和尹寬。他們的話我忘記了，大意是反對張崧年處處干涉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工作。張崧年大概提出了少年共產(chǎn)黨應受中國共產(chǎn)黨旅歐支部領導的原則，而他是旅歐支部書記（或者是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任的旅歐通信員）。陳延年和尹寬就是不接受這個原則。我記得尹寬說：「R（即張崧年）把他這個身份裝在口袋里，需要時就拿出來，不需要時就不拿出來�！勾髸现挥兄芏鱽硖鎻堘履贽q護，趙世炎當主席（四天大會都是他當主席），不能說話。到表決時，他要大會另推一個主席主持表決。我忘記了大會是否另推主席，但周恩來那個報告說：四天大會未換主席。

　　但最近讀周恩來報告，發(fā)現(xiàn)開除張崧年事件比我所記憶的更復雜得多。原來，在德國張崧年和張伯簡兩人發(fā)生矛盾，張崧年列舉張伯簡種種罪狀，要求少年共產(chǎn)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開除張伯簡。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認為張崧年「羅織罪狀過甚」，只決定給張伯簡以「警告」處分，而不「開除」他。在這件事情上，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表現(xiàn)了獨立性。二個黨員（周恩來和趙世炎）占據(jù)少數(shù)，只好服從多數(shù)。于是張崧年生氣，「且有脅迫中央之言」，中央又給他「勸告」（不是「警告」），張崧年不接受此「勸告」，并辭去共產(chǎn)主義研究會主任之職。而且向「柏林地方會」幾次聲明他退出少年共產(chǎn)黨。此時「柏林地方會」是廖煥星負責。趙世炎說廖煥星并未報告張崧年聲明退出少年共產(chǎn)黨的事。大概廖煥星以為張崧年退出是一時氣話，沒有報告上來的。周恩來代表德國同志向大會報告德國工作，才把這件事情說出來了。于是大會認為張崧年「處處違反共產(chǎn)主義的紀律」，決議開除他。

　　張崧年得知大會開除他，暴跳起來。他寫了一篇很長的告同志書寄到巴黎來。我看到了，其中他引用周恩來大會后回柏林時同他的對話來證明開除完全出于周恩來的陰謀。例如，周恩來對他說：「你太驕傲了，群眾不滿意，故打擊你一下�！箵�(jù)周恩來從柏林回巴黎告訴我們，張崧年曾反問周恩來：「如果群眾反對仲甫同志，我們也要跟著反對仲甫同志么？」于此可見，張崧年當時有決心，如果全黨反對陳獨秀，他一個人也要站在陳獨秀方面的。一個月以后，周恩來陪伴我們?nèi)ツ箍频娜说桨亓謺r，張崧年和劉清揚夫婦竟拒絕同我們見面，也不愿意再見周恩來。周恩來只好召集「柏林地方會」的其它同志同我們開一個會。除了我們從法國來的十個人以外，屬于德國方面的同志有熊雄、王圭、周恩來本人，此外還到了一個人（或二個人）。按據(jù)周恩來報告，此時在德國的同志只有八人，已知張崧年、劉清揚、周恩來、熊雄、王圭五人外尚有三人，其中必有一人是「柏林地方會」負責人廖煥星，那天來的可能是廖煥星。我只記得他衣服穿得很好，不像我們這些勤工儉學生，也不像熊雄、王圭，他自始自終沒有說一句話，而周恩來則聲嘶力竭，替自己辯護，力言他在開除張崧年事件上沒有耍陰謀詭計，直至于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來發(fā)誓。

　　張崧年既然要求退出少年共產(chǎn)黨，現(xiàn)在少年共產(chǎn)黨開除了他，「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何必暴跳如雷呢？這也可以證明他要求退出是假的，不過是一種抗議手段，要求少年共產(chǎn)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馴服于他這個太上皇之下罷了。

　　現(xiàn)在還是回到大會去罷。最后一天大會選舉新的「執(zhí)行委員會」（去掉「中央」二字）。事先，于履中給我一個小條子，叫我投票選哪幾個人，我照辦了。于履中住在戈德弗盧瓦街十七號，當然是前任執(zhí)行委員會授意的。我忘記了選出哪些人。但周恩來報告中有名單。正式執(zhí)行委員為周恩來、尹寬、任卓宣、汪澤楷、蕭樸生五人；候補執(zhí)行委員為劉伯堅、王凌漢、袁子貞三人。執(zhí)行委員會開會，推周恩來為書記（去掉「總」字），尹寬為共產(chǎn)主義研究會主任（接替張崧年）、汪澤楷為學生運動委員會主任，蕭樸生為華工運動委員會主任，任卓宣為出版委員會主任。

　　領導人于是分成兩路：一路去蘇聯(lián)學習，一路留在法國領導。周恩來和尹寬留下來領導，汪澤楷、蕭樸生、任卓宣填補了離去者的空缺。

　　大會閉幕時，全體代表還照了相，在警察分局內(nèi)，會議廳外空地上照的，這照片今天還保存著。會后將近一個月，我們這些去蘇聯(lián)的人才終于離開了巴黎。

　　為甚么會派我去呢？至今是一個謎。我是一個消極的成員，沒有辦事的能力，連文章也不寫。初進工廠，看到初出版的《工余》雜志，還投了一篇稿子，發(fā)泄當時的感想�！渡倌辍烦霭媪耍凶砸训目�，反而無話可說。有個黨史單位問我當時的化名是什么，在《少年》上發(fā)表了哪些文章。我說了化名，又說我未曾在《少年》上發(fā)表文章�？墒沁@個單位告訴我，《少年》上有我的文章。原來是我到蘇聯(lián)后從法文或世界語譯了一篇文章寄回巴黎去發(fā)表的，也許我不知道《少年》是否發(fā)表了我的譯文。我在木棚里利用工余的時間，既讀當時新出的《國家與革命》法文譯本，也讀大仲馬的達特安三部曲。那么憑甚么選派我去蘇聯(lián)讀書呢？大概十二人中我是最蹩腳的一個人。周恩來報告中列出的赴蘇名單是按照各人的重要性排列的：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畬立亞、高風、陳九鼎、王凌漢、鄭超麟、袁慶云、王圭、熊雄。后二人本來在德國。袁慶云則是當作先遣人員，當周恩來作此報告時（三月十三日）已經(jīng)去柏林了，我還看見他從柏林寫回巴黎來的信。信內(nèi)有個名詞「興六娃」，我不懂，趙世炎起初也不懂，后來說：「恐怕是 Chinois 的譯音」。

　　我們是三月十八日從巴黎北站乘火車出發(fā)的。我大概是三日以前辦理了離辦廠的手續(xù)，然后攜行李去巴黎的。木棚里的人知道我要去莫斯科讀書，于是幾個平時談得來的朋友要給我餞行。政治上的朋友，我們相約，在眾人面前不要表示親密；至于平日同我閑談、說笑的，我認為都是一些沒有政治頭腦的人，只是感情上同我接近而已。木棚里還有一部分人，則平日見面也不說話，或說幾句不相干的話。這天夜里，我如約到工廠附近一個酒店去，那四五個朋友已經(jīng)在那里了，可是我發(fā)現(xiàn)他們中間也有那個四川小青年，平時不同我接近的。我們喝著加熱的白葡萄酒，談著不相干的話，盡歡而散。我回到木棚睡覺時，告訴李慰農(nóng)：那個四川小青年也參加餞行的事情，要他注意。

　　十八日早上，我們九個人出發(fā)了，周恩來同我們一路走，護照上寫著經(jīng)過西比利亞回中國去，我們在比利時境內(nèi)的沙魯瓦停下來，住一日或二日，同那里的勞動大學的同志開會，談話，照相。到柏林，我們同袁慶云、熊雄、王圭三個人會了面，在柏林辦理蘇聯(lián)入境的手續(xù)等等。

　　辦手續(xù)事同我們接頭的，是一個紅頭發(fā)的猶太人，約三十多歲，能說法國話、德國話、俄國話。他同我們說話當中常常提到一個人，叫做混格混格，我不知道是誰，好久才弄清楚他說的是俄文名字 Xohe Xohe，法文則為 Hong Hong，中文則為紅鴻，即張伯簡。原來張伯簡是通過他到莫斯科去的，后來蕭子暲也是通過他到莫斯科去的。

　　上面說到少年共產(chǎn)黨大會開除張崧年，起因于張崧年和張伯簡的矛盾；再上面說到少年共產(chǎn)黨第一次大會后推張伯簡為組織部長，暫叫利瓦伊漢代理；現(xiàn)在又說到張伯簡第一個開辟到莫斯科之路。張伯簡究竟是怎樣一個人？這里牽涉到中國共產(chǎn)黨旅歐支部產(chǎn)生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就要離開西歐去俄國了，應當趁此機會把這個問題弄清楚。

　　張崧年在老年回憶中說不清楚這個問題，他一九七七—七八年回憶說：他初到歐洲后一九二一年春天介紹劉清揚和周恩來入黨。以后趙世炎和陳公培來，他們已在國內(nèi)入黨，「我們五個人成立一個小組，小組一直是這五個人」。他一九七九年的回憶則說的更詳細：不僅有那「五個人」，而且有其它的從國內(nèi)去的黨員：高語罕、鄭太樸、章伯鈞、李季、孫炳文、廖煥星，而且介紹朱德入黨。他也提到張伯簡，以及張伯簡介紹的謝壽康，但所記不實�？傊�，張崧年所記旅歐共產(chǎn)黨員只有兩類，不是新介紹入黨的，便是國內(nèi)轉來的。他完全忘記了第三類黨員，即先加入德國或法國共產(chǎn)黨，然后按照共產(chǎn)國際章程規(guī)定天然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員的。這件事要從張伯簡說起。

　　張伯簡，云南人，滇軍出身，不知何時并怎樣來到歐洲，但并非先在國內(nèi)入黨再來歐洲的。他很能活動，善于耍手腕，有野心，看中了共產(chǎn)黨這條道路，在法國結識了謝壽康，又與張崧年和趙世炎分別通信。據(jù)我所知，謝壽康，江西人，在法國留學，官費生或自費生，愛談社會主義，有意組織一個社會主義團體，物色同道者。汪頌魯也曾介紹我去巴黎同他在盧森堡公園談了一次話，我對他的印象并不好。張崧年說他是在德國學文學的，大概因為后來謝壽康也從法國轉到德國去了，因為德國生活便宜，或因為德國便于進行社會主義活動，或二者兼而有之。這些細節(jié)已無法查考了，我只好出于假定，以待后人做出正確結論。我假定，謝壽康同德國共產(chǎn)黨接上了關系，自己加入德國黨，又介紹張伯簡、熊雄、王圭及其它的人加入德國黨，由此認識了德國活動的共產(chǎn)國際工作人員。反過來，這幾個德國共產(chǎn)黨員又要求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旅歐支部，即張崧年說的「小組」。按照共產(chǎn)國際章程規(guī)定，張崧年無法拒絕他們，但在德國的張崧年對于張伯簡、謝壽康二人的印象是不好的，結果至于要求少年共產(chǎn)黨開除張伯簡；在法國的趙世炎，對于這二個人的印象是好的，甚至于主張派謝壽康做代表去出席準備召開的共產(chǎn)國際第四次大會，而且寫信給國內(nèi)的黨員李隆郅和無名，要他們活動讓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派謝壽康為代表，對于張伯簡，趙世炎在致李隆郅信中則說：「伯簡信仰很堅，誠實又有見地，且善活動，不過不善言語就是�！�

　　這些德國共產(chǎn)黨員顯然都參加了旅歐支部的。張崧年自言張伯簡介紹謝壽康入黨，意即以德國共產(chǎn)黨員身份參加旅歐支部。一九二二年五一節(jié)前，謝壽康、張崧年、張伯簡、周恩來、劉清揚、蕭子暲、熊雄七人還從德國「聯(lián)名」寫信給趙世炎，催促趙世炎建成少年共產(chǎn)黨，「促于五一前告成」。正是由于如此重視張伯簡，所以在少年共產(chǎn)黨第一次大會上，張伯簡雖未出席，仍能被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中央開會還任命他為組織部長。

　　在法國，據(jù)蕭子暲回憶，少年共產(chǎn)黨五個成員：王若飛、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蕭子暲，經(jīng)過阮愛國的介紹加入了法國共產(chǎn)黨。這些法國共產(chǎn)黨員反過來也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員。

　　這里產(chǎn)生了混亂，引起了糾紛。按照共產(chǎn)國際章程的規(guī)定，凡是共產(chǎn)黨員，無論住在哪一國家，都應當參加這個國家的共產(chǎn)黨的組織。如此，旅歐支部便無存在的理由（同樣，旅莫支部亦無存在的理由）。住在德國的中國共產(chǎn)黨都應當加入德國共產(chǎn)黨的組織，住在法國的中國共產(chǎn)黨員都應當加入法國共產(chǎn)黨的組織（出于同樣理由，少年共產(chǎn)黨或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也沒有存在的理由）。但理論上這樣說，事實上是做不到的�；靵y、糾紛，就是從這個矛盾產(chǎn)生出來的。張崧年事實上反對人家先加入所在國的共產(chǎn)黨，然后參加旅歐支部的組織，但他理論上無法反對。他老年回憶時，就我所見而言，他絕口不提旅歐支部中這第三類的黨員。少年共產(chǎn)黨第二次大會（周恩來報告說是「臨時代表大會」）上，便有人提出一項議案：「以后本團團員有加入各所在國共產(chǎn)黨者，必須得本團執(zhí)行委員會之許可�！购稳颂岢鲞@個議案，無法查考了。但這個議案是違反共產(chǎn)國際章程的。每個共產(chǎn)主義者有權加入共產(chǎn)黨。每個共產(chǎn)黨有權接納任何它認為合格的人為黨員，不受任何限制。這次大會討論了這個議案，但沒有通過，也沒有撤消，而是決定「交新執(zhí)行委員會審議」。

　　這些第三類黨員并未曾辜負同志的信任（除謝壽康不久消極脫離以外）。大會批準了舊執(zhí)行委員會給張伯簡的警告處分。張伯簡確實有許多缺點和錯誤，但到一九二五年末病死為止，仍是一個忠實的共產(chǎn)黨員。我所知道的他的一項錯誤就是告訴人說：他手里掌握著一個秘密團體。有幾十個成員，都是很好的，現(xiàn)在尚未到公開出來的時候。趙世炎信以為真，因此團結他。要他參加少年共產(chǎn)黨，擔任組織部長的重要職務。他因事羈留德國，沒有參加第一次大會。以后，他回法國來了，利瓦伊漢以代理組織部長的身份接待他。要他交出這個秘密組織。他不肯，利瓦伊漢說：「我們的革命團體已經(jīng)成立了，你還保持那個秘密組織干甚么？」沒有讓他做組織部長。他又去德國了，以后由德國去蘇聯(lián)。在德國，他同張崧年發(fā)生沖突；在蘇聯(lián)，他同羅覺發(fā)生沖突。二次為甚么事情發(fā)生沖突，我當時就不知道，也不想去研究。從兩次沖突對方都是組織的「第一把手」看來，我可以設想張伯簡要爭領導權，他自命不凡，覺得「第一把手」不夠重視他。沖突結果，他都失敗了。從此以后他放棄當領導人的野心，忠實地做工作。一九二四年臨暑假時，他從莫斯科回國，恰好同尹寬一路�；貒�，尹寬被派去山東作省委書記，蕭子暲被派去湖南作青年團省委書記。蔣光赤被派去上海大學當教授，張伯簡僅僅做新設立的中央宣傳部一個工作人員，管理印刷，發(fā)行及其它事務性工作。他做得很好，很令人滿意。我回國后與他同在中央宣傳部共事，他處處幫助我，絕不同別人一樣鄙視我缺乏辦事能力。一九二五年秋后，廣東國共合作準備消滅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中央派他去廣東做滇軍工作。我不知道他在此戰(zhàn)役中有何貢獻，但戰(zhàn)役結束后，他肺病發(fā)作了，死于醫(yī)院，留下了結婚不久的愛人，她是上海一個女工同志。

　　現(xiàn)在要說說尹寬是怎樣由青年團員轉為黨員的。尹寬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間從法國來到莫斯科已經(jīng)是黨員了，每次參加旅莫支部黨員會議。他一九六○年在獄中回答訪問者時，說：少年共產(chǎn)黨改稱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后，「另外幾個原來加入黨的，如趙世炎、周恩來、陳延年、王若飛、蕭三、我等幾個人，就成立共產(chǎn)黨旅歐總支部。這些黨員入黨是沒有手續(xù)的，國內(nèi)黨指示在原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中選一些年紀較大的，政治上較為穩(wěn)定的，作為黨員，和國內(nèi)聯(lián)絡，報國內(nèi)批準，推趙世炎作通訊員。這幾個黨員都參加了法國共產(chǎn)黨�！挂鼘掃@幾句話并不可信，他這篇訪問記有好多處明顯地不符合事實。這也難怪。我們關在監(jiān)獄內(nèi)，不斷地有人來審問案情，絕未去想將近四十年前的舊事；忽然有一天來了一個人，不是問案情，而是問革命史料，我們一時當然不會回答得很正確。例如，這里說的，國內(nèi)黨指示把團員中一部分年紀較大政治上較成熟的人升格為黨員。——這話，別人就未曾說過，而且是不合情理的。如果這話是可信的，那么趙世炎、周恩來二人本來都是團員，到此時才升格為黨員。這是說不過去的，但尹寬說他也加入了法國共產(chǎn)黨，這話蕭子暲未說，卻是可信的，即使不在同一次，也在以后幾次。尹寬也是第三類黨員。

　　上引尹寬的交代材料，也說到他如何變成黨員和旅歐支部的問題。他的回憶多不可信，這里所引，不過聊備一說而已。他說：「我們的黨員都『自封』的；并且還議定，以及青年團員要升為黨員需要經(jīng)過我們的同意，報告中央核準。所謂『總支部』的領導人，就是張申府。張申府與陳獨秀原來都是北京大學教授，與周恩來也是舊相識，他的總支部『領導人』也是自封的。在法國的黨小組，我們就推定趙世炎負責同中央通信，因為他是我們青年團的書記�！∠袊倌旯伯a(chǎn)黨的名稱，成立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和中國共產(chǎn)黨旅歐總支部（實際上并不存在），都是張申府通過周恩來傳來陳獨秀的信決定的�！�

　　我們從法國出發(fā)的九個人，在柏林停留了十天，便同原在柏林的三個人一起乘火車去莫斯科了。四月初的一天，我們到了莫斯科。我由此開始了新的生活。

　　以上寫法國的生活，即使與尹寬無直接關系，我回憶起來也舍不得拋棄。那些事實，即使與尹寬本人無直接關系，也足以烘托那個時代，尹寬和我們就在那個時代中形成性格和思想的。

　　但以后，我不能那樣寫了。在莫斯科的一段生活，以及回國后長年的生活，可以寫的事實很多，如果照以前那樣寫下去，不知道要寫成多大的篇幅！我決定以后只寫與尹寬直接有關的事實。

　　我們第一批人春天到莫斯科，同年秋天第二批人又從法國來了。其中有尹寬，也有李慰農(nóng)、汪澤楷、薛世綸、劉伯堅、李鶴齡、于履中、王人達等。據(jù)尹寬獄內(nèi)答訪問者的話，此行一共十人，我忘記了另幾個是誰。他們經(jīng)過柏林時分別住在德國共產(chǎn)黨工人黨員的家中。他們看見德國同志興高采烈，準備紗布繃帶為即將舉行的武裝起義之用。此事，廖煥星的回憶中亦有記載，說他們極受工人黨員的「熱情招待」（但廖煥星記此行人名有錯誤）。廖煥星說是十一月間事，尹寬說是十二月間事，廖說較可靠，因為他們經(jīng)過柏林時德國那次革命尚未失敗。（尹寬在上引交代材料中，則說是十月，那更可靠），他們是從史特丁港上船來彼得格勒，然后由彼得格勒乘車來莫斯科的。尹寬一到莫斯科，就參加旅莫黨支部會議，可證那時他已經(jīng)是黨員，我還是團員。在莫斯科，我同他的關系完全同別的同志的關系一樣。他自己也沒有突出之處。他沒有參加黨的領導圈子，也沒有參加團的領導圈子，未曾擔負任何特殊的工作，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黨員。他不是同我一班上課，而是另編一班。他沒有學俄文，或雖學而沒學好。倒不是因為當時旅莫支部有反對學俄文的空氣，他如果想學，會抵制這個空氣的。他不是從通過翻譯聽課而增長知識，他是讀法文書增長知識的。他能讀法文，也能翻譯法文，自然沒有我理解得好，翻譯得好，他未曾譯過一本法文書，但零篇文章是譯過的。一九二四年上半年，旅歐支部發(fā)起給《新青年》季刊供給稿子。我翻譯了一篇普列哈諾夫論辦證法的文章，從俄文譯的；他也翻譯了一篇論辯證法的文章，則是從法文譯的，我不記得何人所作。我們二人的譯文后來都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登載出來了。這一期不是瞿秋白編的，瞿秋白去了廣州，而是陳獨秀編的，莫斯科供給的稿子都登載了。后來瞿秋白很不滿意，曾告訴我這二篇文章為甚么譯得那樣詰屈聱牙。稿子送回國前，旅莫支部領導人先審查一遍。第一把手羅覺以為哲學是他的專業(yè)，特別找尹寬和我談一次話，暗示我們二人都不懂得辯證法。其實，我們二人不過借翻譯來學習辯證法而已。這件事情也可以證明，尹寬和我那時不約而同地從哲學下手去研究馬克思主義。

　

作者: 千年一夢 時間: 2011-10-2 09:08
　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期間，我和尹寬關系是很疏遠的。我想不起他還有甚么事情可記。要而上引的交代材料中，尹寬自己記了一段他在那個時期的事情。他所記，我也未曾發(fā)現(xiàn)有甚么不符合事實之處。

　　尹寬說：「我在莫斯科東方大學里總共住了不到半年。列寧逝世時，我正在距莫斯科百里的一個舊地主農(nóng)莊上休養(yǎng)一個多月，因此，今日回憶起來，沒有多少有意思的話可說。

　　我一到莫斯科，人們就把我看成書呆子，給我取個俄文名字：里亞薩諾夫。他是當時布爾什維克黨中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人們一叫里亞薩諾夫，就特別強調，含有幾分詼諧的意思。

　　「在東方勞動大學里有俄共的中國支部（按：應說中共的旅莫支部），其負責人就是羅覺（即羅亦農(nóng)），彭述之等。不多時，支部就指令陳延年主持一個特別的討論會，討論民族問題，參加的主要是從法國來的人，趙世炎當然也參加，會議一開始就指定我做正報告，然后由彭澤湘做副報告。……正副報告兩方面的沖突是很厲害的，其詳細內(nèi)容，我已完全記不得了�？上攵�，彭澤湘是主張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他認為中國民族資產(chǎn)階級有相當革命性，并說吳佩孚也有一些民族傾向，在一定條件下能結成反帝統(tǒng)一戰(zhàn)線，他們都經(jīng)過支部從俄國共產(chǎn)黨方面拾得一些牙慧，我則對當時領導路線毫無所聞，只是在法國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時就養(yǎng)成了一些階級成見，對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說法確實是格格不相入。當時，我是很幼稚的，毫無斗爭經(jīng)驗，只知一本正經(jīng)地說出自己所想的，而羅覺、彭述之等得風氣之先，已從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學得了一些斗爭的經(jīng)驗和方法。今日，經(jīng)過十二年的教育改造，回憶起來，我才省悟到那次討論會是專為打擊我而召集的，大概因為我平時在言談中流露出一些不合領導路線的意見，被人認為有懈可擊。當晚，討論會結果，絕大多數(shù)都擁護彭澤湘的主張，而反對我的意見。主持人做了結論后還聲明：如我有不同意見，下次再開會討論。會后，我又寫了一篇意見書，申述我的意見，也不記得寫了些甚么，只記得一次張?zhí)讈淼剿奚釙r，彭述之拿我的意見給他看，他拿到手，看我那歪歪斜斜的字，就以不屑一顧的態(tài)度扔在床鋪上走出去了�！�

　　原來尹寬在莫斯科時曾去鄉(xiāng)下療養(yǎng)，又曾被人開會批斗，我都忘記了。記得在法國小組討論加入國民黨問題，我反對加入，尹寬贊成加入；在莫斯科，我比他先到半年，討論同一問題時，我不再反對了，他倒采取反對立場，因為在法國他是領導人，在莫斯科他只是普通黨員。

　　一九二四年暑假前，旅莫支部派了一批人回國。當時國共正式合作，共產(chǎn)黨幫助孫文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蘇聯(lián)政府幫助孫文創(chuàng)辦了黃埔軍官學校，供給金錢和槍械。國內(nèi)需要一批干部開展工作。尹寬獄內(nèi)答訪問者的話，說是七月離開莫斯科的，我則記得更早一些，在暑假以前，因為蕭子暲路上寫信回來，我們尚未去鄉(xiāng)村度假，在學校里收到信，互相傳觀。信內(nèi)說了旅途上一些笑話。蕭子暲給尹寬取一個綽號叫做「蝦子」，形容他身高而背曲。蕭子暲和尹寬二人又嘲笑蔣光赤的「戀愛至上主義」。蔣光赤路上愛談女人，又寫愛情詩，哥哥，妹妹。尹寬給蔣光赤取個綽號叫做「馬桶蓋」，蕭子暲則叫蔣光赤做「拜×教主」。我們傳觀時大家哈哈大笑，彭述之則不笑而說蕭子暲無聊。以后在國內(nèi)，大家都叫尹寬「長子」，我有時叫他「蝦子」。

　　我忘記了這批回國的有幾個人，上面三個人之外還有誰。他們是走那條道路回到上海的。張伯簡無疑是這批回國的。

　　我是第二批回國的。那時我已經(jīng)是黨員了，這年春間羅覺同我談了一次話，取得我同意，介紹我入黨，旅莫黨支部開會，李大釗出席，舉行了入黨儀式：介紹人說了幾句話，我表示了態(tài)度，沒有任何宣誓，支部便討論其它日程了。暑假，我們都到鄉(xiāng)村避暑，住了一個時候，然后得到通知準備回國。我回國要做甚么工作，已經(jīng)在莫斯科內(nèi)定了。旅莫支部發(fā)動同志寫稿給《新青年》季刊，已經(jīng)寄回一批了，我提議《新青年》應當出一期「列寧號」，紀念年初逝世的偉大導師。提議被接受了，分配了應寫的稿子，又派我負責催寫。我認真履行責任，到期便去催討，那些寫稿的人看見我去，就說：「債主又來了�！古硎鲋粗形疫@個本事，以后共產(chǎn)國際東方部派他回國做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宣傳部長，他要去占領《新青年》，便決定叫我去做他的助手。事先我完全不知道。我們這批人大約是七月下旬離開莫斯科的，火車走了二十多天才到海參威，在那里候船約一個月，到得上海時已是九月下旬了。我們這一批人以陳延年為隊長，我為會計，隊員記得的有：汪澤楷、薛世綸、于履中、蔡支華、周兆秋、傅大慶、李仲武、林可彝、似乎還有其它的人。內(nèi)定的宣傳部長彭述之在我們動身之后好久才離開莫斯科的，但他經(jīng)過滿洲里從陸路回國，比我先到上海。他已經(jīng)建立了中央宣傳部，張伯簡幫助了他。我一到上海就搬進宣傳部機關居住。

作者: 千年一夢 時間: 2011-10-2 09:10
王辯

　　到上海后，張伯簡告訴我尹寬奉派去山東做省委書記了。三個多月以后，一九二五年一月中旬，中國共產(chǎn)黨開第四次大會，尹寬代表山東的黨組織來上海出席，我擔任大會記錄，我們二人又見了面，而且同周恩來見了面，周恩來是以旅歐支部代表身份從廣東來出席大會的。參加大會的人當中唯有尹寬、周恩來和我三個人是從法國來的，因此關系特別密切（不錯，還有利瓦伊漢，但他老成持重，不同我們一道玩。）。周恩來住在二馬路大新街口新旅社，尹寬住在大會會場三樓，我住在宣傳部，但每日散會之后周恩來就邀我們二人到他的旅館去，請我們吃飯，飯后閑談，或在馬路上玩，夜深我們二人才回家去，或竟不回去。我們二人沒有錢，玩的錢都是周恩來出的。我們絕口不談工作，也不談正經(jīng)話。我記得周恩來告訴我們二人，他已經(jīng)約鄧穎超從天津來上海會面了；以后他又告訴我們鄧穎超來信說不來上海了。

　　尹寬沒有同我談起山東工作，我也不問他。他在大會上自然報告了山東工作；我也記錄下來，但現(xiàn)在我完全想不起他報告了甚么，大會記錄也已喪失了。不過，我在中央似乎聽人說山東工作做得好。

　　尹寬不是中央派去山東主持工作的第一個人，最近我看了一些有關山東黨史的材料，知道從北京派去的第一個人是湖南人陳為人，他不久就走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中央派吳容滄化名吳慧銘去負責山東「地方會」工作，以扶輪學校教員為掩護。他是浙江人，北京大學學生，在濟南做了一年以上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鬧出一個笑話：持手槍去某銀行找經(jīng)理，要借一千元做共產(chǎn)黨經(jīng)費，結果被捕，判了四年十個月徒刑。此事影響極壞，「在濟南的同志幾乎逃亡殆盡」，黨的工作停頓了好幾個月�？梢灾酪鼘捑褪桥扇セ謴蜕綎|組織的。馬保三一九五一年說：「一九二四年中央派尹寬來山東協(xié)助黨務工作，當時的書記是王燼美同志；一九二五年初根據(jù)中央指示，又選舉尹寬為書記；一九二五年八月尹寬離山東回上�！�。馬保三不是親知，是從王翔千知道的。應當可信，其中說尹寬初到山東時不是省委書記大概也是可信的�！兑淮笄昂蟆窌惺樟巳嘘P山東早期黨史的材料，兩篇系老黨員所寫都抹煞了尹寬姓名，惟有這篇馬保三得自王翔千的史料提到尹寬。王翔千是不會抹煞尹寬姓名的。

　　尹寬在法國和蘇聯(lián)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革命運動經(jīng)驗；他能寫文章，能演說，在蕪湖做學生運動時又有領導群眾的本領；他很注意群眾心理，研究群眾運動方法，初到法國略能閱讀法文書后便買來法國人列朋寫的《群眾心理學》，并介紹我去讀。我對于這門學問沒有興趣，讀不下去。王燼美、陳為人都曾出國，到蘇聯(lián)去，又都不久就回來了，在那里沒有學到甚么。尹寬則是學習了很久、很多，剛剛從國外回來的。他對內(nèi)進行了思想教育，訓練的工作；對外發(fā)動了群眾的斗爭，特別是青島日本紗廠的罷工斗爭。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以前，青島日本紗廠的罷工和上海日本紗廠的罷工，此起彼伏，遙相呼應。當時報紙新聞常稱為「青滬工潮」。可是，上海有多少能干的同志做工作，山東則是尹寬一個人領導本省同志做工作。在罷工高潮中，中央派剛回國的李慰農(nóng)去山東協(xié)助尹寬，尹寬派李慰農(nóng)坐鎮(zhèn)青島。李慰農(nóng)與尹寬同是蕪湖二農(nóng)學生，在五四運動中跟著尹寬鬧學潮的。他跟著尹寬去法國勤工儉學，參加工學世界社，參加少年共產(chǎn)黨，又一路從法國來到莫斯科東方大學讀書，但比尹寬后半年多才回國。他在青島工作沒有多少時候，還在擬訂工作計劃，就被捕了。當時山東是奉系軍閥張宗昌的地盤，李慰農(nóng)不久被張宗昌槍斃了。

　　李慰農(nóng)死后，尹寬繼續(xù)領導山東工作。上海五卅慘案爆發(fā)后，山東群眾同其它各省一樣蜂起反對。自然，這是客觀革命形勢造成的，不能完全歸功于尹寬，但尹寬個人是發(fā)揮了作用。

　　上海革命形勢，五卅以后和五卅以前大不相同，黨的工作也不相同、我最近看見一個黨史資料，據(jù)上海區(qū)委組織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報告，五卅前上海全區(qū)黨員為295人，五卅后增加至1080人，其中包括上海以外的九個支部黨員人數(shù)，換一句話說，經(jīng)過這次大運動后上海黨員人數(shù)猛增3.7倍。負責上海地方工作的莊文恭，忠實有余而能力不足，五卅前勉強可以對付，五卅后大家都看出非換一個有本事的人不能處理上海工作了。上海這個地方確實需要像北方趙世炎，南方陳延年那樣的人來領導工作。哪里去找那樣的人呢？中央考慮結果，決定把尹寬從山東調到上海來。當時總書記陳獨秀兼中央組織部長，最后的決定是他作出的。誰向他推薦呢？當時，一九二五年八月間，陳獨秀之外只有二個中央委員：瞿秋白和張國燾，他們不熟悉尹寬，同陳獨秀一樣。相當知道尹寬的彭述之此時還在寶隆醫(yī)院養(yǎng)病。無疑，中央是根據(jù)山東工作的成績作出這個決定的。

　　最近上海市委發(fā)表的一個史料說：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決定將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改組為中共上海區(qū)委，指定莊文恭、何量澄、顧順章、尹寬、鄭超麟、何今亮、李成等七人為上海區(qū)委正式委員，張佐臣、戴三、陳竹山三人為候補委員；上海區(qū)委由尹寬任書記；區(qū)委下設組織、宣傳、工農(nóng)三個部；組織部由莊文恭、何量澄、顧順章負責，莊文恭任主任，何量澄負責召集會議，顧順章負責黨內(nèi)工作，陳竹山負責書報流通處；宣傳部由尹寬、鄭超麟負責，尹寬任主任（兼），鄭超麟負責傳單和號外的出版印發(fā)工作；工農(nóng)部由何今亮、李成負責，何今亮任主任并負責對內(nèi)的工作，李成負責對外的工作，張佐臣負責對群眾工作，戴三任交通�！惯@個史料是可信的，由此可以知道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尹寬已經(jīng)來到上海。

　　這個史料也列入我的名字，而且是第一次發(fā)現(xiàn)我參加上海地方工作的。但在這件事情上，史料的記載和我個人的回憶相差很遠。照此史料說，我是尹寬做上海區(qū)委書記時候起才參加上海工作的；照我的回憶說，則我早已參加了上海地方工作，莊文恭任書記時候，我就參加了，到尹寬任書記時候我就退出了上海工作。史料是可信的，我的回憶則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我的回憶有許多自相矛盾之處。

　　無疑，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前我就參加了以莊文恭為首的地方委員會工作，當時地委設在閘北香山路一個弄堂內(nèi)，一樓一底的房子，樓上辦公，樓下吃飯，我常在那里吃飯。我奉莊文恭之命，代表地委去出席基層支部會議。但五卅慘案前后地委如何開會，如何布置工作，則我毫無印象。這怎么解釋呢？大概我那時不是正式參加地委，而是幫忙的性質，中央宣傳部工作忙時可以不必去地委工作。八月間，《熱血日報》早已停刊，運動趨于低潮，我又應當去地委兼職了。地委改組為區(qū)委，尹寬代替莊文恭，我無疑被任命為區(qū)委七個委員之一的，但我沒有改變過去那種「客串」的觀念，尹寬上任不久就下臺，故我以為未曾同尹寬在區(qū)委工作上合作過。但我記得，我正式脫離上海地方工作是在這年深秋靠瞿秋白說情才達到的，在尹寬和王一飛任上我還是在上海區(qū)委兼職的。

　　不論如何，尹寬來上海后我還是時常去看他，不僅在區(qū)委機關見面，而是到他住家的地方去。我至今還清晰記得，他從山東來上海后我第一次到他住家的地方去時，發(fā)現(xiàn)他的房間內(nèi)有個大姑娘，矮矮的，胖胖的，大約不到二十歲，生的并不漂亮。尹寬介紹了她的姓名，「王辯同志」，但未介紹二人的關系。姑娘不說一句話，只低著頭笑。不必等待別人傳說，我已經(jīng)猜準二人之間不僅是同志的關系了。

　　以后不久，從中央傳出了一件大事：山東同志幾乎全體鬧起來，要求中央開除尹寬黨籍，說他「拐帶」王翔千同志之女王辯逃到上海來。王翔千本人要帶刀來上海同尹寬拼老命。山東同志都支持王翔千。

　　這個問題提到中央面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不會對這種落后意識讓步�！驗槲覀兌颊J為這是鄒魯禮義之邦的封建意識�！@件事已經(jīng)在山東黨內(nèi)激起公憤，也不能置之不理。王翔千和山東同志看見中央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便自動讓步。王翔千要求尹寬和王辯正式舉行婚禮。而陳獨秀和惲代英兩人出來做證婚人。這個讓步的要求，中央也沒有答應。問題掛在那里。最后，尹寬吐血了，他本來有肺病。結果，中央這樣處理：尹寬離職養(yǎng)病。由王一飛代理他的工作，王辯則去莫斯科讀書。沒有開除尹寬黨籍，沒有罷免尹寬上海區(qū)委書記之職，沒有拆散尹寬和王辯的關系，但王翔千和山東同志也只好收兵了。

　　我過去只知道山東有二個老同志，王燼美和鄧恩銘，他們參加了第一次黨大會；此時，我才知道山東還有第三個老同志，王翔千。王翔千比王鄧二人大得多，不是學生或初出校門的人，而是一個老先生，在濟南一家甚么報紙當編輯，據(jù)說是清朝的秀才，從中國古代學問逐步走向革命的。最近我翻閱有關山東的早期黨史材料，看見賈乃甫回憶說：「王翔千，山東諸城人，是諸城有名的才子，詩詞歌賦都好�！褂终f：在山東早期活動中，「王燼美、鄧恩銘、王翔千占主要地位。」馬馥塘回憶說：王翔千是中學的國文教師，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時也參加。那時已有三十多歲（按如此他不會是清朝秀才），自稱為「特別團員」。

　　如此，我們就可以明白王翔千為甚么給女兒取名為「辯」了。在先秦，「辯」就是辯論術，就是邏輯學，我們有「墨辯」。父親希望女兒長大后不僅有學問，還要有條理，做出結論要有根據(jù)。父親特別愛女兒，把她當作掌上明珠，把她介紹到社會主義青年團來，受革命教育，參加革命工作，對她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墒且鼘掤_走了她！王翔千氣憤到了發(fā)狂的程度，這有甚么不可以理解的呢？但王翔千和山東同志的氣憤，不能夠說與鄒魯禮義之邦的舊意識毫無關系。在這件事情上，他們只顧氣憤，卻不考慮王辯本人的意志，好像王辯只是一個未見世面的深閨小姐，聽到一個壞人的甜言密語就跟著壞人走了的。

　　事實恰好相反。王辯發(fā)揮了自己的意志，對尹寬個人對革命對政治作了充分的考慮，然后決定的。她以后的行動可以證明。

　　據(jù)尹寬說，他在山東每次在會議上講話時，王辯如癡如醉地聽著，表現(xiàn)十分佩服的神氣。當時，她一定把尹寬看作馬克思主義的化身，山東工作又開展得很好，以為完全是尹寬的功績，由此生出了個人崇拜。這一切尹寬都知道，當他奉了中央調來上海的命令，臨走前夕，才寫了一個紙條給王辯，要姑娘隨他到上海去，姑娘就收拾了簡單的衣服，跟他來了。后來發(fā)生的風浪，她預先應當能夠想到的。尹寬吐血以后，她盡力服待。尹寬想到會由此一病不起的。有一天，他問王辯：「我死了，你怎么辦？某某兩同志還沒有愛人，你選擇一個好么？」王辯搖搖頭，似乎說：「你死了，我終身不再愛人�！怪醒肱伤ツ箍谱x書，我不知道她如何反應。是不是為了服從命令，解決由她引起的糾紛，才勉強同意去的？

　　我和尹寬在莫斯科的時候，東方大學沒有一個中國女學生。我們回來以后，那一年秋天就有好幾個女同志去莫斯科讀書了。她們都有愛人在國內(nèi)，她們都在莫斯科另找愛人。那時正在馮玉祥舉行軍事政變以后，我們都把女同志在莫斯科的作為叫做「倒戈」。尹寬為此寢食不安，他同王辯是經(jīng)常有書信往來的，我當然不知道通信的內(nèi)容�？墒牵痪哦�，一九二七年有人去莫斯科開會回來后，都說尹寬不對：「你擔心王辯愛了別人，可是王辯在莫斯科是愛情專一的，心心念念不忘尹寬，好多男同志追求她。她都不理會�！故聦嵣弦彩沁@樣。似乎當時，在莫斯科，王辯是未曾「倒戈」的唯一女同志。

　　一九二七年秋末，王辯才從莫斯科回國，中央派她和另一個女同志去廣州工作。尹寬已經(jīng)離開廣州來上海了，王辯到廣州恰逢「廣暴」，暴動的軍隊在馬路上站崗，她和另一個女同志從小旅館出來拿介紹信及其它證件給站崗的兵看，說要找「黨」，當時戰(zhàn)斗正緊張，那些兵沒有理她們。暴動失敗后，她們才回到上海。此時，尹寬已經(jīng)離開上海去蕪湖作安徽省委書記了。尹寬在上海等待派遣工作時，住在九江路口新旅社，我常去看他。他不知道聽誰說，王辯已經(jīng)來到上海，但找不到黨的線索，他于是在甚么報紙上登載一個尋人廣告，男女雙方都用兩人知道的化名。幾日之后，他收到一封匿名信，說你登報尋的女人已給某某商店的小開騙去做小老婆了。他拿這封信給我看，我們兩人哈哈大笑。

　　中央終于派王辯同另一個女同志去安徽工作，受尹寬指揮。那時工作很忙，兩人雖同居一處。沒有工夫回敘舊情。只有一天，稍有閑瑕，尹寬才打了一點酒，備了一點菜，同王辯兩人享受一下生活。

　　不久之后，安徽黨的機關被國民黨破獲，王辯和另一個女同志被捕，尹寬似乎還支持一個時期，以后也逃到上海來了。王辯和另一個女同志判了短期的徒刑，關在安慶或其它地方。

　　一九二九年秋，王辯出獄，來到上海，找到中央。那時尹寬和我們一起正在進行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活動，中央不放王辯去找尹寬，告訴了她理由，王辯堅持要同尹寬見面，于是放她來了。我不能肯定二人重新見面的時間，但我想總是在我們這些反對派被正式開除以前；如果在開除以后，中央決不會放王辯來的，那時尹寬住在虹口公園前面一個弄堂房子，我聽說王辯來了，便同我的愛人去看他們。那時我也有愛人了，我的愛人也要看看有名的王辯。我們?nèi)r，尹寬和王辯正在爭吵。四年不見，王辯完全變了，更大，更老，特別失去少女羞澀的神氣。以前是不講話的，現(xiàn)在看見我去，就拉著我同我辯論政治問題，特別是反對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她還要鼓動我的愛人去擁護中央，反對我們。次日或二三日后，王辯便拋棄尹寬回中央去了。據(jù)尹寬說，那天有甚么人來通知，說反對派某同志被捕，大家恐慌起來。王辯說：「我當作托派被捕，太不值得」，于是走了。尹寬估計中央機關設在某個菜場附近，于是天天去那個菜場周圍徘徊，希望能遇著王辯。我們都嘲笑尹寬。直至解放后，尹寬關在監(jiān)獄內(nèi)，也沒有忘記王辯。他碰到犯人中有山東籍老干部的，總要打聽王辯的下落。一九五六年我在上海市監(jiān)獄內(nèi)遇著他，閑談中也提起王辯。他告訴我，王辯還活著；王翔千也未死，但已脫黨，在家中替人殺豬。

　　以上所寫，我是以自己的見聞和尹寬的談話為根據(jù)的。五十多年前的記憶難免有失真之處。

　　在這件事情上，尹寬是不是錯誤呢？我沒有聽到當時同志中間議論尹寬的錯誤。也許聽到了，但已經(jīng)忘記。我想，總有人指責尹寬的錯誤，但放在心里不肯說出來。我就是這樣。我并未當面或背后批評尹寬，但不以尹寬為然。我以為戀愛是個人私事，但不能妨害政治，不能妨害黨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如果處于尹寬的地位，我不會做出這件事情來。在山東做了幾個月領導工作，多少知道當?shù)芈浜蟮囊庾R，共產(chǎn)黨員也不例外，那么這件事情的后果是可以預先看到的。當時，我也有一個「對象」，但由尹寬的遭遇（以及當時別人的事情）取得教訓，做出了戀愛不可妨害政治的結論，我就毅然終止進行了。我始終遵循這個結論，一生中未曾為這種個人私事鬧出任何政治糾紛。

　　現(xiàn)在回到一九二五年八月間尹寬就任新改組的上海區(qū)委書記的時候來。上面所引的史料又說：「九月十八日，上海區(qū)委各部主任會議研究了九月十七日中央局會議的決議。該決議的內(nèi)容為：『尹寬病，允請假靜養(yǎng)，區(qū)委書記職責兼宣傳部暫指派王一飛擔任�！粫蠜Q定，遵照中央局的決議執(zhí)行�！褂纱丝梢源_定知道，尹寬就任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不到一個月，九月十八日就卸任了。編年記事總是簡單的。平淡無奇的，而事實上這二十八日中發(fā)生了驚濤駭浪：一個省的同志蜂起要求中央開除上海區(qū)委書記的黨籍，中央為了平息黨內(nèi)群眾的不合理的氣憤，不得不趁尹寬吐血的機會事實上撤銷他的書記職責，并事實上拆散他的婚姻關系。

　　王辯走后，尹寬繼續(xù)養(yǎng)病，我不記得他甚么時候才出來工作。在王一飛任上，他沒有出來工作，即使他完全恢復健康也不能出來工作。王一飛也是過渡性的。他是中央軍委的負責人，不能長久兼職。中央不斷地考慮適當?shù)娜诉x，最后選中了羅亦農(nóng)。早就應當調羅亦農(nóng)來擔任上海區(qū)委書記了。我不能解釋為甚么到這個時候才調來。一九二五年下半年羅亦農(nóng)在北京個人辦一個黨校，訓練北方幾省的本地干部，很有成績。但這不是不調他來上海的適當理由。

　　上引那個編年記事說：「十二月十九日，上海區(qū)委發(fā)出第二十二號通告。該通告的內(nèi)容為：『中央局派羅亦農(nóng)為上海區(qū)委書記』」�！敢痪哦甓率�，上海區(qū)委主席團會議決定設立高級黨校，由羅亦農(nóng)、尹碩夫擔任教授�！埂杆脑�，上海區(qū)委的正式委員為：羅亦農(nóng)、莊文恭、尹寬、何今亮、陳比難、沈雁冰、顧順章、林仲楠、鄭覆他、謝文錦等十人，候補委員張佐臣、陳竹山、朱阿毛三人，以羅亦農(nóng)為書記，莊文恭為組織部主任，尹寬為宣傳部主任，何今亮負責工人工作，陳比難負責婦女工作，沈雁冰負責民校工作。」四月六日，區(qū)委主席團決議：「各部會議由何松林、尹碩夫分別擔任�！沽滤娜�，區(qū)委主席團決議：「尹寬、羅亦農(nóng)多到下面去跑，——尹寬多注重宣傳方面，羅亦農(nóng)注重接洽及市黨部，學生的事」�！噶率巳�，上海區(qū)委全體委員會議，宣布區(qū)委新任正式委員為：羅亦農(nóng)、何松林、趙世炎、莊文恭、尹寬、張佐臣、顧順章、郭伯和、賀昌等九人；候補委員為：鄭覆他、丁郁、梅電龍、沈雁冰、余澤鴻五人。」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上海全區(qū)黨員代表大會選出區(qū)委委員，「計正式委員十三人：羅亦農(nóng)、張佐臣、趙世炎、李泊之、尹寬、何松林、張之甫、謝文錦、鄭覆他、畬立亞、莊文恭、張永和、王亞璋；候補委員七人：張叔平、余澤鴻、江元清、楊培生、劉尊一、郭持民、王承偉�！故招聟^(qū)委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選舉羅亦農(nóng)為區(qū)委書記，趙世炎任組織，尹寬任宣傳，何松林任職工，由以上四人組成區(qū)委主席團�！�

　　以后就進入第三次暴動時期了。關于尹寬在這個時期的作用和地位，以后再說。以上我是從最近發(fā)表的一份黨史資料中摘錄有關尹寬的記載的，從他到上海就任區(qū)委書記起到第三次起義前夜為止。我不能系統(tǒng)而具體地寫出尹寬此一年半內(nèi)的工作情況。因為事實上（不是形式上，形式上當他作區(qū)委書記那一個月前后，我是區(qū)委委員，一道工作），我沒有同他一道工作。我們還是密切來往的，我去他家的時間比他來我家的時間更多。但我們見面都是「言不及義」的，即我們絕口不談各人的工作。以上所引有關尹寬的記載，當然是不完全的，盡管我不知道他的工作情況，仍可作些補充。

　　

作者: 千年一夢 時間: 2011-10-2 09:10
尹寬本是上海區(qū)委書記，只因王辯事被人攻擊，借吐血下臺，到了羅亦農(nóng)任上，才恢復工作，作區(qū)委委員兼宣傳部長，地位低得多，權力小得多了。對于一個共產(chǎn)黨員，這一點是不會介意的。我要試探一下，他是否介意�？墒�，很好，他絲毫沒有介意。他很佩服羅亦農(nóng)的才干。他說，羅亦農(nóng)一面同同志談話，一面寫指示信，兩種工作同時進行，都做得好。確實是這樣。我也是從羅亦農(nóng)在上海的工作中才認識羅亦農(nóng)才干的。他是旅莫支部書記（那時名羅覺），但我在莫斯科并不佩服他，那種工作容易做。趙世炎是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才參加上海區(qū)委擔任組織部長的，他的能力也不遜于羅亦農(nóng)，尹寬雖未同我說起趙世炎才干的話，顯然他也是佩服趙世炎的。上引資料說，區(qū)委委員中羅亦農(nóng)、趙世炎、尹寬、何松林四人組成常委，但事實上羅趙何三人時常碰頭，尹寬很少同他們在一起，這一點尹寬也沒有怨言。我倒看出羅亦農(nóng)和趙世炎有不滿意尹寬的暗示，好像認為尹寬只會寫文章。當時黨內(nèi)有組織家看不起宣傳家的風氣。他們說：「你們不過多讀幾本書，多懂些理論，會寫文章，會翻譯而已；你們不會做群眾工作，不會領導黨。」羅亦農(nóng)便是這樣看彭述之的。他在莫斯科就給彭述之取了一個綽號，叫做「孔夫子」�，F(xiàn)在羅亦農(nóng)、趙世炎也是這樣看尹寬。在羅亦農(nóng)任上，尹寬始終作宣傳部長，始終作宣傳教育的工作。他們更加是這樣看我。我心服，我確實不會做群眾工作，不會領導黨，比起他們相差得很遠。他們這樣看尹寬，我不心服，因為尹寬能做群眾工作，能夠領導黨，——雖然能力不及羅亦農(nóng)、趙世炎。

　　上引那個黨史資料說：「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上海區(qū)委主席團會議決定設立高級黨校，由羅亦農(nóng)、尹碩夫擔任教授。」我不知道或忘記了這件事情。當然宣傳部長尹寬不能不擔任高級黨校的「教授」工作。這個黨校預定有二十八人聽講，其中包含沈雁冰、丁曉先、侯紹裘、張廷灝、梅電龍、顧谷宜一類有名的黨內(nèi)知識分子。我沒有參加教授工作。反之，后來的兩期黨校，則有好多人去教課，我也去了，因此至今記得。一期是招收上海本地和江浙兩省的基層干部，約有四五十人，校址設在辣菲德路一個弄堂里，三樓三底房子，弄口和大門口掛著「啟迪中學」牌子。尹寬做校長，區(qū)委宣傳部秘書梁志修做庶務兼會計。那時已經(jīng)同杜月笙合作了，學校受杜月笙保護，我們堂而皇之教黨課。三個月結束后，房子派了其它甚么用場。一九二七年二月間，這房子做了第二次暴動的指揮部，瞿秋白坐鎮(zhèn)那里，我也日夜在那里值班。舉事那天夜里，周恩來也在樓下聽取各方面的匯報。另一期則設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恒豐里一○四號三層樓房子，校長仍是尹寬，學員也是基層干部，但換了一批人，這期黨校未曾結業(yè)便發(fā)生第三次暴動了，于是校舍做了暴動的聯(lián)絡站，前方的消息匯集到這里來，然后轉給暴動指揮部（我不知道設在哪里）和陳獨秀（他住在中央宣傳部）及其它地方；對前方有所指示時，也是先匯集在這里再發(fā)出去的。我曾傳遞陳獨秀的指示到這里來。這個三層樓房子后來作區(qū)委的一個機關，常在這里召集干部會議。陳延年就是在這里被捕的。我不久之前才去看過。那個黨史資料對后二期黨校沒有記載。

　　尹寬也曾寫文章在《向導》上發(fā)表，我已忘記文章的內(nèi)容，尹寬也曾在上海大學教書，教的甚么，起迄何時，我都不知道。他住家在閘北青云路附近，宣傳部秘書梁志修同他一道住。這是山東人，上海大學學生。大革命失敗之后，我彷佛聽說他被捕投降了，我常去尹寬家中談閑話，從來不談工作，所以寫不出他在上海做了甚么事情。

　　現(xiàn)在就來說上海的第三次暴動。尹寬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獄中回答訪問者說：「關于三次武裝起義，我沒參加，所以情況不明�！惯@是他年老忘記了。我卻記得，他是第三次暴動的領導人之一。解放后，我在監(jiān)獄中，一天提審，恰值紀念上海三次暴動勝利的日子。我告訴提審員說：今天紀念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勝利，可是這次起義的領導人尹寬卻關在監(jiān)獄里。最近，上海檔案館拿出了三次暴動的檔案，證明我的記憶沒有錯。二次暴動失敗后，中央和區(qū)委召集聯(lián)席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準備三次暴動，又成立一個特別軍委和一個特別宣委�！柑貏e委員會」的組成人員為：陳獨秀、羅亦農(nóng)、趙世炎、何松林、尹寬、彭述之、周恩來、璋（應作暲，即蕭子暲）。特別軍委無尹寬，特別宣委成員為：尹寬、鄭超麟、高語罕、賀昌（或劉昌群）、徐偉。

　　「特別委員會」是最高的暴動機關，從二月成立起直至四一二反動政變后改組加入陳延年為止，開了好多次會，尹寬都參加。同時，區(qū)委主席團也經(jīng)常開會，尹寬都參加。每次會議都有記錄，現(xiàn)在只發(fā)表一部分會議的記錄，將來會全部發(fā)表的，那時我們就可以從中分析出尹寬在上海第三次暴動中的作用了。

　　特別委員會最后一次會議于四月十六日開會，記錄已發(fā)表，出席者為：陳延年、李立三、羅亦農(nóng)、趙世炎、周恩來、尹寬。在會上，李立三宣布中央局派陳延年、李立三、伍廷康三人，連同原在上海的趙世炎、周恩來二人組成特委會。這就是說尹寬退出了。會上決定打電報給中央局，要求討伐蔣介石，電文歸周恩來起草，以個人名義簽字�，F(xiàn)在《周恩來選集》上卷收了這個電文，但書上無簽字。我在另一份資料中看到了各人的簽字，尹寬在內(nèi)。十八日，新的特委會開會，但羅亦農(nóng)、尹寬二人仍出席。

　　特別宣傳委員會沒有開會記錄。尹寬為主任，我亦參加其中，但對于此事，我完全忘記了，也許根本沒有正式成立，總之我毫無同高語罕、賀昌、徐偉一起開會工作的印象。我只記得在三次暴動期間，我同尹寬、陸定一三個人常在一起，采訪新聞，起草傳單，等等。

　　以上寫好，我才看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一書，其中發(fā)表了《特委會議記錄》全部，共十九次會議，記錄前面出席者名單中都有尹寬，有少數(shù)記錄沒有開列出席者名單，但其中一次恰有尹寬發(fā)言，所以我們可以斷定每次特委會議，尹寬都是參加的；但并非每次都有他的發(fā)言。有幾次發(fā)言是他報告宣傳工作的：出版甚么報紙，印多少份，怎么發(fā)行等等，不值得研究。似乎他只關心做好本份的工作。但本份工作，也未曾做好。特委末次會議，周恩來提出對于第三次暴動的總結意見，其中第五點批評「技術工作太壞」，首先就說：「政治宣傳不好，此為滬區(qū)宣傳部的責任。」如此說來，我也有責任。

　　上引書中，除特委會議外，區(qū)委全體會議也有記錄。三月八日上午會議，出席者十一人，其中有尹寬。何今亮和尹寬發(fā)生了爭論。何今亮就羅亦農(nóng)報告中列舉的上次暴動時所犯的三大錯誤表示意見，他認為這三個錯誤不能算大的錯誤，而第二次暴動雖然失敗還是有積極后果的，還是進步的。他又說現(xiàn)在北伐軍一時不能來上海，此消息不要讓群眾知道，尹寬不同意何今亮，認為現(xiàn)在的局面不是我們預想的，而是客觀造成的；至于北伐軍晚來也不會太久，我們?nèi)砸e極承認工作錯誤。何今亮說，第三點（時間太早）不算錯誤。尹寬不同意。何今亮收回自己的意見。結論同意羅亦農(nóng)的報告。

　　十七日區(qū)委主席團會議，決定上海出席黨的第五次大會的代表名單，其中沒有尹寬。可是后來尹寬出席了大會。這中間怎樣變化，我不清楚，數(shù)據(jù)說尹寬是四月下旬離開上海的，周恩來接替他做宣傳部長。我想起了，他是在我以后到達武漢的，似乎沒有參加大會在武昌開的開幕式。卻確定參加了黃陂會館的會議。此行，他似乎負有另外的使命，因為我曾聽他說不是直接從上海乘船去武漢的，而是一段旱路，一段水路走了來，中間曾在蕪湖住了幾日。

　　我初到武漢沒有工作可做，他也沒有工作，我們二人常在一起游玩、訪友。一次，我同他去民國日報館找沈雁冰。沈雁冰很客氣。請我們?nèi)ソ煌返滓患覐V東小館子吃飯，并寫字條叫堂倌送到附近甚么地方請孫伏園同我們一起吃。沈雁冰只說我們二人是新從上海來的，孫伏園就不問下去了。我久聞孫伏園這個人，此次才看見，至今還記得他生了一部大胡子。在黃陂會館開會期間，我也常同尹寬在一道，休息時在會場外草地上坐著閑談，評論時事和個人。我們互相信任，無所不談。我曾把我對于當時局勢的看法告訴他。后來在上海他寫了一篇文章發(fā)表于中央出版的內(nèi)部刊物（似名《中央政治通信》）把我的意見寫出來了。就在這樣的草地談話時，有一次羅亦農(nóng)跑了來，參加了我們的談話。羅亦農(nóng)那時也是大會的反對派，他來談話是別有用心的。他告訴我們，說從莊文恭處知道國際要撤換陳獨秀，找一個同國民黨關密切的人做總書記。莊文恭之弟韓白騁新從蘇聯(lián)回國告訴莊文恭這話。對于當時的黨內(nèi)斗爭，羅亦農(nóng)當然比我和尹寬知道得多。

　　大會開后不久，我被派去做湖北省委宣傳部長，搬去武昌居住。尹寬仍住漢口，從此我們就不在一起玩了，但也不是從此不見面。我記得曾去漢口找他，也記得他曾來武昌找我。我記得一次他要我同他聯(lián)名去營救臺一谷。臺一谷是安徽人，一九二六年在辣斐德路辦的黨校的一個學員，聰明而漂亮，好多人對他有好感。我不知他是從哪里來又回到哪里去工作的。到了尹寬找我時，我才知道他在漢口被湖北省總工會的糾察隊捕去了，事實上是中央軍委捕去的，據(jù)說某地一個機關被蔣介石政權破獲是臺一谷告密，現(xiàn)在他又混到武漢來。尹寬認為這是冤案，因為告發(fā)臺一谷的也是那個黨校的學員，向來與臺一谷不和，挾嫌誣陷的。我信任尹寬，便允許把我的姓名寫進他的營救信內(nèi)了。他說，安徽同鄉(xiāng)也找蔣光赤寫了營救信。以后過了一個時候，我又碰到尹寬，問起這件事情。他說，顧順章曾找他和蔣光赤兩人談話，叫他們不要管這件事情。尹寬此時才告訴我，他根據(jù)一件甚么事情，也懷疑臺一谷做了叛徒。

　　我不知道尹寬此時住在漢口做甚么工作。尹寬一九六○年在獄中回答訪問者的話時，說：「我到武漢留在中央宣傳部工作了�！挂鼘掃@篇訪問記有好多事實錯誤，但這句話卻是可信的，因為在武漢出版的《向導》幾乎每期都有尹寬寫的文章。瞿秋白排斥我，不讓我在中央工作，卻不排斥尹寬。直至武漢快反動，中央疏散干部時，尹寬才被派去廣東作省委宣傳部長�？傊�，尹寬仍舊只被人看作「宣傳家」。他本來是一等干部，自從為王辯一事被山東同志打下來以后，就退居于二等干部，同我一樣了。

　　尹寬領了路費，離開武漢去廣州就職，輪船經(jīng)過安慶時竟上岸回桐城老家去，在家里住了一個多月，才重上征途。

　　以后，我在上海同他見面時，知道此事，我便批評他不對。在那種緊張的革命斗爭中，奉了使命，怎么能夠逃離戰(zhàn)場至一個多月長久呢？我不止批評他一次，只要有機會，我就提起來批評他。有時他表示接受，有時他耍弄詭辯。尹寬的詭辯是有名的，尹寬接受批評，承認錯誤，是十分罕見的。一九五六年，我在監(jiān)獄中同他見面，自由談話時，他曾說他從前是「忠心耿耿」為黨工作的，現(xiàn)在落得這個下場！我于是同年輕時一樣不客氣地罵他：「忠心耿耿，有甚么可夸耀的！這是我們的本分。你忠心耿耿，為甚么派你去廣州時，你半路上回家去住了一個多月？」

　　張?zhí)资峭黄鸨蝗蚊鼮閺V東省委書記的，但張?zhí)走t遲其行。他有野心要掌握中央的權力。七一五前夕，陳獨秀辭去總書記之職后，成立了一個五人臨時政治局接受陳獨秀的職權，張?zhí)滓苍诖宋迦酥畠?nèi)。一直到八七會議成立正式的政治局之后，張?zhí)撞烹x開武漢到廣州去。他比尹寬先到廣州。他嚴厲責問尹寬：「你這一個月到哪里去？」他恐嚇說要調查尹寬的行動。在此情形下，省委書記和省委宣傳部長就無法合作了。就事論事，錯誤自然在尹寬方面，但這里也表現(xiàn)了張?zhí)椎某梢�。張�(zhí)资欠磳﹃惇毿愕�，他把尹寬首先看作陳獨秀派。不久之后，張�(zhí)拙驼乙粋€借口派尹寬來上海向八七會議后的中央報告甚么事情，一到上海中央就不讓尹寬再回廣州去。我又能夠同尹寬時常見面，并帶尹寬到《布爾塞維克》的編輯部來，我征求尹寬對于已出版的《布爾塞維克》的意見，他于是寫了一封信給我，我把他的信發(fā)表在《布爾塞維克》第四期上，連同我回答他的信。

　　從尹寬這封信也可以窺見他當時的政治思想。他首先拿《布爾塞維克》來比較過去的《向導》。他說：「以前的向導雖名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機關報，實際上只是自處于左派國民黨的地位；現(xiàn)在的布爾塞維克煥然一新，完全拿出共產(chǎn)黨的政治面貌來。這是第一個特色。」第二個特色，他認為是現(xiàn)在注重理論問題，過去「簡直是宣言和傳單式的。沒有政策和策略的討論�！顾岢鋈c建議：第一，要多介紹國際問題；第二，要多討論政策和策略的實際問題；第三，要公開爭論，登載批評的文章，不管正確的或錯誤的，也都應該公開于革命的群眾之前。我的答復表示接受他這三點建議，要努力做到，同時也批評過去的缺點。我說：「過去的宣傳可以說只限于一般民族解放的理論，對于資本雇傭的關系，農(nóng)村階級的分析，工農(nóng)群眾暴動的必然，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必要，共產(chǎn)黨對于工農(nóng)勞苦民眾的作用等，……統(tǒng)而言之一句話，一切共產(chǎn)黨員所應該知道的常識，一切共產(chǎn)黨員所應該向工農(nóng)勞苦民眾說的話，以前我們的黨都沒有有計劃有系統(tǒng)地宣傳過�！乖掚m如此說，但在我編輯期間，《布爾塞維克》未能實現(xiàn)這個諾言。由此又可見后來我們共同走上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道路也不是偶然的。

　　不知道在甚么時候，中央派尹寬去做安徽省委書記，安徽省委是五次大會之后才成立的，尹寬不是第一任書記。最近看到一個材料，說尹寬起初是做中央巡視員去安徽的，后來才正式擔任省委書記，省委設在蕪湖。他現(xiàn)在不是「宣傳家」而是「組織家」了，同他初回國時一樣�？墒牵谏綎|做出了成績，在安徽卻沒有成績可言。尹寬還是那個時候的尹寬，但時代不同了。在山東時，中國革命正在趨向高潮；在安徽時，革命已經(jīng)慘遭失敗了。在他任職期間，好多同志被捕，連他的愛人王辯也被捕。他不僅沒有受到表揚，而且有許多安徽同志向中央控告他�？馗嫠趺矗克诎不赵鯓幼龉ぷ�？我都不知道，我們見面時照例是不談個人工作的。一九二八年秋，他又從安徽來到上海，我請二個福建來的干部在福州路一個小館子吃飯，也請他來作陪。蔡和森下臺后，李立三當權時，他又來上海，我未看見他。只聽到李立三說尹寬同他說了如何荒謬的話。甚么話，我忘記了，但我想象得到尹寬是不會賣李立三的帳的。李立三擺出黨內(nèi)最高領袖的面孔，要求下屬服從，我表面上表示服從，但很快就辭去《布爾塞維克》編輯之職，避免同他爭吵。尹寬恐怕表面上也不會敷衍李立三的。

　　一九二九年二月間，我已經(jīng)搬出機關，在外閑住，此時又遇著尹寬，他也在上海閑住，也許同李立三爭吵后就沒有回安徽去，我當時與蔡振德住在一幢屋子，一道吃飯，我約尹寬搬來住，但蔡振德反對。尹寬人緣不好，不知道為了甚么，當時他在上海閑住，但我們陳獨秀派在蔡振德家里集會，幫助江蘇省委反對李立三中央時，尹寬并未參加我們的集會，不知何故？我想總是因為當時除我之外人家還不信任他。他也同當時閑住的老朋友彭述之、汪澤楷、劉伯莊往來，但同他們并不融洽。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我約尹寬到我家里來玩，他失約了。恰好這一日下午，我們這個屋子的人，蔡振德夫婦，我夫婦，何資深的愛人張以森全體被捕，連串門的馬禹敷也被捕。我想，幸而尹寬失約，否則也要被捕的。我們關了四十多日放出來，我第一次再看到尹寬時，就祝賀他的運氣好。我們搬了新家，他又成為我家的�？土�。

作者: 千年一夢 時間: 2011-10-2 09:13
左派反對派

　　不記得我們釋放出來多久，總之天氣已經(jīng)相當暖和了，一天，尹寬跑了來，拿出幾篇油印的文章給我看，說是托洛茨基寫的，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他說，有個青年同志名王平一，山東人，他在山東工作時認識的，不久之前從莫斯科回來，找到了他，拿這些文章給他看，他看了，現(xiàn)在拿給我們看。蔡振德仍舊與我同住，馬禹敷也常到我們家里來。我們?nèi)齻€人，連同劉靜貞、王紹華都看了。這不過是第一批文章，還有第二批、第三批，尹寬以后也拿來給我們看。同時，他也拿到彭述之夫婦、汪澤楷夫婦住的家里去，給他們看；劉伯莊常到他們那里去，也看了這些文章。托洛茨基本人寫的文章之外，還有蘇聯(lián)左派反對派的文件。究竟甚么文章，我想不起來，反正我們后來已經(jīng)鉛印一本集子，名為《中國革命問題》，陳獨秀拿出印刷費，由王平一等人送去排印的，這些人不會辦事，出了許多錯字。我拿到書后很生氣，為什么不交給我這個熟悉出版工作的人去做呢？

　　當時，我和蔡振德住在東有恒路（今名東余杭路），彭述之和汪澤楷住在昆明路，兩地相距很近，尹寬住家時常遷移，距離我們較遠，陳獨秀住在老靶子路（今名武進路），在北四川路西邊，離我們更遠，但他幾乎每日來看我們，去彭汪家時多，來我們家較少。托洛茨基文章，尹寬拿到彭汪家去的，陳獨秀也看到了。

　　尹寬不知道如何，可能他看到了文章，立刻就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張。他的思想本來是很敏銳的。但我們其余的人有一段接受過程。我們看了，都互相討論，常常去彭汪家一起討論。尹寬也參加我們的討論，他總是站在托洛茨基觀點方面解答我們的疑問。不久之后，我們都接受托洛茨基主張，惟有陳獨秀繼續(xù)抵抗，尹寬繼續(xù)說服他。我不是每日去彭汪家的，但尹寬常到我們家來，告訴我，他們在彭汪家討論的經(jīng)過。據(jù)尹寬說，每次談話最后，「老頭子」總堅持他的不同意見；但下次來時這個不同意見消失了，接受尹寬的意見，但又提出另一個不同意見，分手時還堅持這個新的不同意見；再下次來時，這個新的不同意見又消失了，但又提出更新的不同意見；如此類推，陳獨秀并未曾最后被完全說服，他還保留著不同意見，主要是對于革命性質問題有保留。他認為中國革命還是屬于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陳獨秀不僅口頭上同尹寬和我們辯論，而且?guī)状螌懗鰰嬉庖娊o我們看。我記得他大約寫了五六篇或七八篇文章，可惜這些文章都喪失了。

　　這幾個星期的思想斗爭，是一件大事。對于我個人來說是大事，對于我們陳獨秀派和陳獨秀本人來說也是大事，對于中國現(xiàn)代史來說也未嘗不是大事。

　　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發(fā)生派別斗爭，我們過去是知道的。托洛茨基反對派最初出現(xiàn)于一九二三年，那時我們尚在蘇聯(lián)。東方大學蘇共支部曾召集一次黨員全體會議，彭述之出席，（注：按此會不是東方大學蘇共支部的會議，而是蘇共莫斯科市委召集的一次活動分子大會。）兩派都派重要人物來辯論，代表反對派來的是拉狄克，代表中央派來的是加米涅夫。彭述之回來曾向我們說起開會時的笑話，例如拉狄克說：「世界上的人知道有托洛茨基，甚么人知道你加米涅夫呢？」至于雙方辯論內(nèi)容，則彭述之沒有說，這一階段的爭論，我們后來也知道了。起初托洛茨基攻擊蘇共中央多數(shù)人的官僚主義作風，后來發(fā)表他的《十月教訓》，季諾維埃夫、加米涅夫、史大林發(fā)表他們的反擊文章。以后我們也知道季諾維埃夫、加米涅夫聯(lián)合托洛茨基反對史大林和布哈林，但不知道他們之間爭論甚么問題，尤其不知道中國革命問題也是爭論焦點之一，更加不知道托洛茨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提出甚么主張。一九二七年，蔡和森新從蘇聯(lián)回國，瞿秋白同俄國顧問頻繁接觸。他們二人多少知道，但我們別的人完全蒙在鼓里。有些同志從日本報紙獲悉了所謂「清算派」的論點，他們來問我，我說不出來。從八七會議起，中國共產(chǎn)黨內(nèi)已經(jīng)形成「陳獨秀派」了，我們有形地和無形地同八七會議后的中央和六大后的中央作斗爭，但所爭的都是一些瑣碎的問題。我感覺到雙方分歧決不是這些瑣碎問題，但我說不出系統(tǒng)的意見。我們斗爭，但說不出究竟為甚么而斗爭�，F(xiàn)在，看了托洛茨基關于中國問題的文章以后，經(jīng)過短時期的思考和討論，我們恍然大悟了。原來我們陳獨秀派是同蘇聯(lián)的托洛茨基派以及國際的托洛茨基派站在同一條戰(zhàn)線上的。我們參加了當前世界上最有決定性的一場斗爭，挽救十月革命及其成果陷于蛻化變質的大斗爭，可是自己不知道。

　　我們陳獨秀派，經(jīng)過一段時間自己思考和互相辯難之后，就毫不保留地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張了，——不僅對中國革命問題的主張，而且對于世界革命問題的主張，包含蘇聯(lián)問題在內(nèi)。陳獨秀本人最后也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張，雖然不是完全沒有保留的。

　　這是尹寬的功績，他又一次引導我從彷徨中走上正道。這話并不是說，如果沒有尹寬，我們就找不到托洛茨基主義。我們還是找得到的，正如一九二一年如果沒有尹寬給我法文的《共產(chǎn)黨宣言》和《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看，我仍舊能夠找到馬克思主義一樣。但事實是：一九二一年尹寬帶我走向馬克思主義，一九二九年尹寬又帶我走向托洛茨基主義。

　　當時，中國托派的正統(tǒng)組織，從莫斯科回國的學生所組成的一個團體。對于我們陳獨秀派的接受托洛茨基主義，有一種流行的看法，即認為我們?nèi)允鞘反罅峙�，但因在中國黨內(nèi)受了史大林派的打擊，感到?jīng)]有出路，所以投機向托洛茨基主義求出路。我不否認，我們當中某些人確是這樣。例如，彭述之，他在黨內(nèi)受打擊，八七會議后的中央向六次大會建議開除他。大會討論這個問題，但決定交給新選出的中央去辦理。六大以后的中央仍舊把他編入支部。托洛茨基主義對于他個人可能是沒有出路中的一個出路。接受托洛茨基主義，而且在反對派組織中占據(jù)了領導者地位以后，他的理論仍舊是史大林主義的，他的組織觀點和組織手段更加是史大林主義的。但陳獨秀并不是這樣。陳獨秀完全站在革命立場上考慮問題。他從辭去總書記之職起便明白認識到中國革命問題只有中國人自己能夠解決，共產(chǎn)國際是不能解決的，（注：汪原放在《回憶亞東圖書館》書中說，他陪陳獨秀從武漢回上海時，在輪船上，陳獨秀曾說：「中國的革命總要中國人自己領導�！梗┑辉竿菩蹲约簯摰氖∝熑�。他考慮了將近兩年，但做不出結論。他僅僅認為共產(chǎn)國際遠在莫斯科，派來中國的代表也不理解中國事情，以此領導中國革命是不會成功的。他未曾想到共產(chǎn)國際的錯誤政策并不是僅僅出于對中國事情的隔閡，主要還是由于蘇聯(lián)產(chǎn)生了一個當權的史大林派系，他們背叛了十月革命的國際主義，不肯誠心誠意援助各國革命，而是從本國利益出發(fā)去援助各國革命，而且把各國共產(chǎn)黨當作蘇聯(lián)外交的工具。托洛茨基那幾篇文章使陳獨秀明白了，原來中國共產(chǎn)黨當初就不應當加入國民黨，原來國民黨是代表中國資產(chǎn)階級利益的黨，并不是甚么「四個階級的聯(lián)盟」，原來在革命高潮中應當竭力發(fā)動工農(nóng)群眾，領導工農(nóng)群眾去奪取政權，而不應當為了保持「國共合作」而束縛群眾的手腳，等等。這一切，托洛茨基都看到了，而且說出了。（可見遠在莫斯科的人并非注定不能看出中國革命的大方向的。自然領導實際的斗爭需要本國的領袖。）一九二七年以后，陳獨秀認為革命是失敗了，共產(chǎn)黨應當改變政策以適應客觀的形勢，不要狂呼革命更加高漲，到處實行盲動。托洛茨基恰好也是這樣看法。

　　我個人也是自始反對中國共產(chǎn)黨加入國民黨的；在五大期間，我同尹寬閑談時批評了當時聯(lián)合「國民黨左派」的政策，尹寬把我的話寫入他的文章發(fā)表于后來中央在上海出版的內(nèi)部刊物；在上海，我在《布爾塞維克》第一期上寫了文章，斷言革命已經(jīng)失敗了，又在第十一期上寫了社論，認為革命的政權只能是無產(chǎn)階級專政，等等。當時我完全不知道托洛茨基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發(fā)表了甚么言論，我接受托洛茨基主義是有思想基礎的。

　　彭述之完全沒有思想基礎。這就埋伏了他后來同尹寬發(fā)生沖突，同陳獨秀發(fā)生沖突的根子。彭述之如此不誠實，他最近幾年發(fā)表文章竟抹煞了尹寬，把我們陳獨秀派獲得托洛茨基文件的事情歸功于他自己。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彭述之在一篇丑表功的文章中對于這件事情說了如下的話：

　　一九二九年春，我得到一個機會，和莫斯科回來的幾個學生作了一次長談，從他們知道了托洛茨基領導左派反對派和史大林派斗爭的情形，以及托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意見。并從他們得到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兩個重要文件：《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和《六次大會后的中國問題》。我閱讀了這兩個文件后，驚異地感到托對過去革命失敗的機會主義路線的批評，對革命失敗后盲動主義的指責，和我們親身經(jīng)歷的痛苦事實完全符合；至于他提出以防御政策代替當時中央領導所施行的盲動主義路線，正是我們深深地感到有此需要，但不能具體提出來的方針。因此，我完全同意托的思想。第二天，我?guī)е械奈募ヒ姫毿悖盐液湍箍苹貋淼膸讉€學生的談話內(nèi)容告訴他，請他仔細研究托的文件。獨秀看了托的文件后，即來到我們家里。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完全同意托對過去革命失敗的批評和當前防御政策的建議�！�

　　彭述之如此把尹寬做的事情記載在他自己的功勞簿上！尹寬死了，我有責任代替尹寬去拆穿彭述之這個西洋鏡。我也是為了恢復歷史真相這樣做的。

　　尹寬拿到托洛茨基文件，聽到蘇共黨內(nèi)斗爭情況。是一個有姓有名的從莫斯科回國的學生王平一給他的，告訴他的，王平一是山東人，他在山東時認識尹寬；彭述之則說文件和情況是幾個無姓無名的莫斯科回國學生給他的，告訴他的。

　　王平一拿給尹寬的，只是托洛茨基幾篇短的或較短的文章，后來陳獨秀出錢把這些文章鉛印出版，名為《中國革命問題》。彭述之卻說那些無姓無名的回國學生給他的是托洛茨基的二篇長文章《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和《六次大會后的中國問題》。這里就露出了馬腳。托洛茨基這兩篇長文章是劉仁靜九月間帶到上海來的，那時我們都已接受托洛茨基主義了。劉仁靜帶來的這二篇長文章是俄文，我們立即譯成中文，劉仁靜譯第一篇，我譯第二篇，隨后仍由陳獨秀出錢用鉛印出版，名為《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以前出版的便作「第一集」），此次則是我擔任校對的。

　　甚么人發(fā)現(xiàn)托洛茨基的文章，并不是甚么大問題，但彭述之不顧歷史事實，捏造自己的功績，以培養(yǎng)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則我記述尹寬事跡時不能不就所知辯明真相。

　　劉仁靜從莫斯科轉到西歐回國，路上彎到君士但丁堡去，同托洛茨基見了面，帶回這兩篇長文章之外還帶回托洛茨基起草的中國布爾塞維克列寧派的綱領（草案）。劉仁靜的托派面目是很明顯的。他住在法租界蒲柏路上一個公寓，同正統(tǒng)的托派組織取得聯(lián)系，由此知道我們陳獨秀派都接受托洛茨基主義了，便帶信給尹寬和我。要我們兩人去公寓見他。尹寬通知我，我們兩人一起去了。我們有了共同的語言，最后約定一天我來公寓帶他去我家中同陳獨秀見面。那二篇長文章和那一篇綱領（草案），就是劉仁靜在這次會面中拿給我們的。

　　劉仁靜未曾回國以前，我們陳獨秀派早已活動起來了。我們無形中分為幾個小組，互相討論，統(tǒng)一思想，解答疑問，尹寬自告奮勇，寫「宣傳大綱」，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學習提綱」。他把爭論的問題理成系統(tǒng)，一條條依次寫出來。這也是他經(jīng)過幾個星期的思想斗爭后，現(xiàn)在坐下來整理一下。他耗費不長的時間，但寫出很多，我們油印起來，簡直成為一本書！我自然看過，而且在無形的小組中討論過，可是以后就想不起來究竟列出幾個問題，究竟每個問題是怎樣說明的。這本「宣傳大綱」的內(nèi)容，我忘記了，但我還記得約在此時尹寬在談話或開會中發(fā)表了一種議論，大意說：我們同史大林派討論問題，要注重討論現(xiàn)實問題，討論現(xiàn)時是革命高潮還是低潮，要不要實行武裝暴動，城市重要還是鄉(xiāng)村重要，等等，我們不要同人家糾纏在中國社會性質，革命性質等等問題。他這種議論可能是針對我而發(fā)的。那時我也在整理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偏重于說服別人，而是偏重于說服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形成系統(tǒng)，不致自相矛盾，一旦同別人辯論時，如果深入下去，那就要離開現(xiàn)實問題，而涉及更高一層的問題。但尹寬的意見也有道理。這就是「宣傳」和「鼓動」的區(qū)別。對于一般群眾說來，那些更高一層的問題是引不起他們的興趣的。

　　尹寬主要的活動還是在那些從莫斯科回國的托派學生方面。他最初只認得王平一，不久就通過王平一識得趙濟夫婦和劉胤，有個時期與他們同住一幢房子。這些都不是正統(tǒng)托派組織掌權的人。不知何時，尹寬也認識那些掌權的人了，如區(qū)芳、張?zhí)�、史唐之類。談判統(tǒng)一以前，尹寬就同他們有來往了。彭述之、汪澤楷一流人同他們沒有來往。那些從莫斯科回來的學生，要找陳獨秀派，在談判統(tǒng)一以前，只有通過尹寬。他們以尹寬為陳獨秀派代表，以尹寬的言行和作風為陳獨秀派的言行和作風，以尹寬個人的缺點為陳獨秀派的缺點。他們對尹寬的感想并不好，稱尹寬為犬儒主義者。

　　彭述之、汪澤楷等人的活動，則在黨內(nèi)的干部方面，尤其是從外地來上海的干部方面。他們是努力活動，活動也很有成績。

　　馬禹敷則在上海本地工人同志中間活動，也很努力，很有成績。他是江蘇省委委員，多年在上海做基層干部，認識很多任務人同志。在革命失敗，白色恐怖之下，工人同志對于黨的領導是不滿意的，馬禹敷一號召，好多工人同志都跟上來了，其中有一些基層的，甚至中層的干部。

　　為了培養(yǎng)這些干部，馬禹敷分派我們幾個知識分子去做工作。他教尹寬去培養(yǎng)蔣振東，派何資深去培養(yǎng)二個電車工人，叫我去培養(yǎng)二個中層干部。惟有尹寬的努力結了果實，蔣振東至死沒有放棄托洛茨基主義，至死保持著對尹寬的兄弟一般的友誼。

　　我們統(tǒng)一了思想，發(fā)展了影響以后，便進行組織工作。各小組選舉產(chǎn)生了一個五人委員會，為領導機關：陳獨秀、彭述之、尹寬、馬禹敷、杜培之。陳獨秀是當然的。彭述之、尹寬、馬禹敷三人是最積極，最活動而有成績的，杜培之是一個工人，某織綢廠的黨支部書記，這個支部被馬禹敷完全拉到我們方面來了。當時共產(chǎn)黨內(nèi)流行提拔工人為領導的風氣，向忠發(fā)還做了六大以后黨中央的總書記，我們也提拔一個工人同志到領導機關來，這是馬禹敷推薦的。杜培之曾來參加委員會的會議，有一次是在我家里開會。但不久之后，他去做強盜，被國民黨治安機關逮捕，解往南京槍斃了，他沒有暴露他的政治身份。杜培之死后補入羅世藩為委員，委員會的秘書是吳季嚴，后來才換為何資深。

　　選出彭述之、尹寬、馬禹敷為委員，大家是心服的，因為這三個人確實是最努力，最有成績的。沒有其它更適當?shù)娜诉x了。一次在彭述之家里，陳獨秀評論干部，曾說：「鄭超麟這個人沒有『領袖欲』」。他這話隱含著另一種意思，即說別的人積極努力，也是想當領袖的。尹寬敏感，聽出了這個意思，便回答說：「鄭超麟不是沒有『領袖欲』，而是對革命不負責任�！鼓侨照勗挘也辉趫�，是尹寬事后到我家里來，告訴我的。我不積極，不努力，究竟是為了沒有「領袖欲」，還是為了對革命不負責任，——今天我自己也還弄不清楚。

　　派給我的工作，我還是做的。馬禹敷叫我去領導報館支部，我去了，而且去了好多次。云南有個代表來上海向中央報告甚么事情，我知道了也約他談話，向他宣傳。就是為了這二件事情，我被開除黨籍的。

　　我忘記了尹寬何時被開除黨籍。我們有當時的文件，說明共產(chǎn)黨中央政治局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會議通過開除陳獨秀黨籍，同時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禹敷、蔡振德四人的決議。尹寬不在此名單內(nèi)。我未曾開除，還在支部會議上抗議開除陳獨秀等人，以后才開除了。聽說開除我的決議發(fā)表在《紅旗》報上，但我未見。尹寬大概也是這個時候開除的。

　　為了回答中央的開除，陳獨秀自己寫了一篇《告全黨同志書》。同時陳獨秀、彭述之、尹寬三人合作寫了一篇《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共有八十一人簽名，那些尚未開除的人在簽名后也開除了。

　　我們從此打出了「左派反對派（布爾塞維克列寧派）」的旗幟。我們出版自己的機關報《無產(chǎn)者》。報名是我提出的，封面上的法文字是我寫的，印刷、校對是我擔任的，但我沒有寫文章，因為不需要我寫文章。尹寬當然在那上面寫了很多文章。

　　直到此時，陳獨秀派的托派組織內(nèi)部尚未發(fā)生斗爭。內(nèi)部斗爭發(fā)生于「統(tǒng)一」問題提出以后。我們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以后，就把基本意見相同的同志組織起來，進行活動，吸收新的同志參加，由十幾個人擴大為幾十個人，都是經(jīng)歷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共產(chǎn)黨員。我們發(fā)表了八十一人簽名的政治主張，以后繼續(xù)發(fā)表。與此同時，成立于莫斯科的那個正統(tǒng)托派組織也發(fā)展了，也在國內(nèi)吸收新的同志，不是從莫斯科回來的黨員。但正統(tǒng)托派組織，一面發(fā)展，一面發(fā)生分裂。首先，以劉仁靜為首的一部分人，另外出版刊物，名為《十月》，另外成立一個組織；其次，王平一、趙濟、劉胤及另一個人也另外出版刊物《戰(zhàn)斗》，也另外成立組織。我們陳獨秀派原來只想先成立自己的組織，鞏固自己的組織，然后再來考慮如何統(tǒng)一托派組織問題的。統(tǒng)一的對象原來只有那個正統(tǒng)組織。我們沒有正式提出統(tǒng)一問題，因此我們中間對此問題的各種不同意見沒有暴露出來。但各種不同意見是客觀存在的，是遲早要暴露出來的。

　　首先提出統(tǒng)一問題的，是那個正統(tǒng)組織，陳獨秀派接受托洛茨基主義這個事實，是正統(tǒng)組織方面及時知道的。劉仁靜回國后，他們開了一次大會，會上劉仁靜提出陳獨秀派的組織問題。那是劉仁靜自己提出的，并非我們委托他提出。我們那時還在黨內(nèi)斗爭，還未曾被開除出黨，更未發(fā)表八十一人簽名的政治主張，決不會委托劉仁靜提出參加正統(tǒng)托派組織問題。劉仁靜主張吸收我們加入組織，別的人則反對劉仁靜的提議。別的人說：陳獨秀和陳獨秀派都是「機會主義」，比史大林派更右，只因史大林派不要他們，他們才投機表示接受托洛茨基主義的。他們不能全體加入組織，只能一個一個地經(jīng)過審查之后加入組織。

　　不一定是受了這種態(tài)度所剌激，我們陳獨秀派當中早有一部分人，以彭述之為首，就采取了相反的態(tài)度，即說：那些從莫斯科新回國的學生沒有革命經(jīng)驗，我們才有革命經(jīng)驗，應當以我們的組織為主，吸收他們加入。但除了這部分人外，陳獨秀派并不這樣想，尹寬肯定不是這樣想，陳獨秀以后事實證明也不是這樣想，別的人至少可以說尚未仔細考慮這個問題。

　　我們得知正統(tǒng)組織的意見以后，就不再談統(tǒng)一問題了。

　　正統(tǒng)組織把這個問題報告了托洛茨基，劉仁靜是托洛茨基的「通信員」，也寫信給托洛茨基報告這個問題。托洛茨基同志也知道了正統(tǒng)組織分裂的事實，于是他寫信給正統(tǒng)組織，反對他們在統(tǒng)一問題上采取的錯誤態(tài)度。托洛茨基大意說：我看到了你們各派的主張，認為并沒有甚么原則上的分歧，那么為甚么要分成幾個組織呢？組織繼續(xù)分立下去，就要各自尋找理由，替分立辯護。至于陳獨秀，則我看到了他的《告全黨同志書》，其中并沒有甚么違反我們的主張的話。陳獨秀是老革命家，他知道甚么是革命，你們年輕人應當向他學習。以上托洛茨基書信，是我憑記憶寫出來的，字句和原件當有出入。同一信中，托洛茨基還具體建議四派組織應當以平等的地位成立一個「協(xié)議委員會」，共同討論如何統(tǒng)一的問題。

　　十月派和戰(zhàn)斗派自然歡迎托洛茨基這個建議。正統(tǒng)組織，即后來稱為我們的話派的，是反對這個建議的；他們突然從正統(tǒng)的身份降落下來，同從他們內(nèi)部分裂出來的兩派平等相處，而且同他們鄙視為「機會主義者」的陳獨秀派，即后來稱為無產(chǎn)者派的，平等相處，心有未甘；但他們不敢公開反對，他們對托洛茨基也搞個人崇拜，同史大林派對史大林一樣。至于陳獨秀派，即無產(chǎn)者派，反應是不同的。彭述之和他的追隨者得意起來了：托洛茨基制止了那些沒有經(jīng)驗的青年人的胡鬧，而重視我們這批領導過革命的老干部，并不說我們是甚么「機會主義者」看哪，我們可以同他們平等協(xié)議統(tǒng)一了。彭述之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議。但他另有企圖。他要假借平等協(xié)議的機會來達到他原先的目的，即以我們陳獨秀派為主，吸收那些青年托派參加我們的組織。我們其它的陳獨秀派則沒有這個另外企圖。我們歡迎托洛茨基的建議，我們愿意同那些朝氣蓬勃的青年托派平等協(xié)議統(tǒng)一組織。陳獨秀第一次同一批青年托派見了面，談了話，回答了他們的問題。事后，他告訴了我們會面時的感想。他說，他同這些青年人談話，就好像五四運動時代和建黨時代同青年人談話一般。尹寬同這些青年托派接觸最多，拿他們同我們這些老氣橫秋的陳獨秀派相比。更希望我們同他們統(tǒng)一起來。尹寬可能另有一種企圖，如后來彭述之及其追隨者所控告的，即認為在陳獨秀派內(nèi)他不能越過彭述之而充當領袖。彭述之已經(jīng)造成那種形勢，除陳獨秀外他就是最高的領袖，他要代替陳獨秀為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領袖。他在莫斯科時已經(jīng)立下這個目標了。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可笑的目標，至少他是志大才疏的。我自己當時認為，在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之后，我們的陳獨秀派組織如果繼續(xù)下去不久也要消滅的。我當時同那些青年托派并無接觸，不過通過別人知道他們一些情況而已。

　　我們的委員會一致決議，接受托洛茨基的建議，同其它三個托派一起協(xié)議統(tǒng)一。我們派出馬禹敷和吳季嚴為代表參加協(xié)議委員會。

　　我沒有過問此事，也沒有關心此事。協(xié)議委員會經(jīng)常開會，地方時常更換。我只覺得為甚么那樣長久不能達成協(xié)議。一次，吳季嚴來我家中閑談時，感嘆道：那些青年人將來可以做國會議員！他們很熟悉政治黨派之間勾心斗角那一套！他沒有說具體的事例，我也沒有興趣向他打聽。

　　協(xié)議過程拖了很長久，沒有進展。兩個代表回到委員會來報告時，總是說，其它三派的代表提出一些不可接受的條件，以致協(xié)議不下去；他們沒有統(tǒng)一的誠意。彭述之接著發(fā)表議論，贊助二個代表，陳獨秀信以為真。

　　尹寬是常同那些青年托派接觸的，從他們那里知道了一點協(xié)議的經(jīng)過，漸漸地尹寬明白了，協(xié)議不下去，應當歸咎于我們的代表，而不能歸咎于其它三派。他自己在委員會爭不過彭述之。他看見陳獨秀蒙在鼓里，于是決定向陳獨秀揭露協(xié)議的真相�？墒�，他沒有辦法同陳獨秀單獨談話。他每次同陳獨秀見面時都有彭述之在場。一九二九年春天，陳獨秀搬了家，只有彭述之一個人知道他的家。要找陳獨秀必須通過彭述之，尹寬沒有辦法。一天，湊巧，尹寬在路上遇著陳獨秀，于是帶陳獨秀到尹寬自己的家里去，痛痛快快地把協(xié)議不能進展的征結向陳獨秀揭露了。原來是彭述之操縱我們的兩個代表在協(xié)議委員會上設置障礙，為的是達到以陳獨秀派為中心來統(tǒng)一托派組織的目的。不需多說，陳獨秀立刻就明白了問題的征結所在。這件事不僅是中國托派組織統(tǒng)一的轉折點，也是陳獨秀和彭述之私人交情的轉折點。從此時起，委員會每次開會都要吵架；陳獨秀和彭述之的私人交情，也從此破裂，直到陳獨秀逝世都未恢復。

　　我從未旁聽委員會會議，但知道在哪里開的，開時吵得厲害。我們租了房子，叫馬禹敷介紹的一個鐵路工人王茨槐去住。王茨槐有妻有女，裝成二房東。后來，王茨槐告訴我開會爭吵的事。他曾提出意見。說爭吵不好，彭述之回答說：第三國際開會也要爭吵哩！他問我：陳獨秀和彭述之是否屬于不同的幫派？王茨槐參加過青幫，他知道幫派的斗爭。

　　開會爭吵結果，陳獨秀和尹寬的主張得到勝利了。第五個委員羅世藩最后站在陳獨秀和尹寬方面。羅世藩是馬禹敷引進委員會來的，但他反對彭述之，這就決定了他的態(tài)度，二個代表撤回來了，陳獨秀和尹寬親自出馬去參加協(xié)議委員會。從此，協(xié)議就一帆風順了。

　　何資深代替吳季嚴做秘書長。馬禹敷表示消極，不參加會議。彭述之是積極參加會議的，但每次都反對協(xié)議工作的任何成就，同時掀起了反對尹寬的運動。彭述之及其追隨者不敢反對陳獨秀，但集中火力反對尹寬，尹寬的作風也有很多不滿人意之處。

　　

作者: 千年一夢 時間: 2011-10-2 09:13
協(xié)議委員會對于統(tǒng)一問題的意見趨于統(tǒng)一后，便成為統(tǒng)一大會的籌備機構了，尹寬積極參加了大會的籌備工作，共同起草各種決議，討論和解決起草過程中出現(xiàn)的理論問題，等等�？墒牵搅诉x舉大會代表的問題提出來，又遇著困難。陳獨秀不愿在統(tǒng)一的組織中再同彭述之合作，因之不愿彭述之當選為大會代表。在青年托派中彭述之的名聲也是很臭的。但在原陳獨秀派中倒有不少的人擁護彭述之，這些人同時也反對尹寬。陳獨秀本人并不反對尹寬。我親見江常師在我家里向陳獨秀攻擊尹寬，而陳獨秀替尹寬辯護。在客觀形成的局勢之下，不讓彭述之當代表，就不能讓尹寬當代表。代表選舉是陳獨秀和何資深布置的，他們把我這個一向退后的，「沒有領袖欲的」，或「對革命不負責任的」人拉出來當代表，也就是準備我加入統(tǒng)一組織的領導機關。

　　代表名額大體是依照各派成員人數(shù)比例選出的，似乎是每二十人選一人。無產(chǎn)者派和我們的話派一樣多的名額，即各為六人。十月派四人。戰(zhàn)斗派一人。無產(chǎn)者的六個代表是：陳獨秀、鄭超麟、王茨槐、蔣振東、江常師、彭述之。其中彭述之是最后算清人數(shù)，可以多派一個代表，才加入的。我記不清楚他是否出席大會，即使出席，也是開幕以后何資深才送他去會場的。我們的話派的六個代表是：梁干喬、陳亦謀、宋敬修、二個香港工人，另有一個是誰我忘記了。其中宋敬修是代替樓國華出席的，樓國華的愛人阿鳳（也是同志）恰于五月一日分娩。十月派的代表是：王文元、宋逢春、濮德志、羅漢。戰(zhàn)斗派的代表是：來燕堂，本來派王平一、但王平一回山東去了，臨時由來燕堂代替，也是開幕之后何資深送去的。

　　統(tǒng)一大會的經(jīng)過就不必在這里說了。

　　大會選舉結果，當選為委員的有：陳獨秀、王文元、鄭超麟、陳亦謀、宋逢春、濮德志，一個香港工人，宋敬修、彭述之。前七人為正式委員，后二人為候補委員。與彭述之票數(shù)相等的，還有梁干喬。于是，就梁干喬和彭述之二人重新投票，結果彭述之票數(shù)多于梁干喬票數(shù)，當選了。

　　按照陳獨秀和何資深的安排，彭述之和尹寬二人都不讓充當代表，更不讓當選委員，可是彭述之有本事擠進代表，又有本事擠進委員了。

　　大會閉幕后次日或第三日，新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候補委員也列席。分工：陳獨秀為總書記，陳亦謀為組織部長，鄭超麟為宣傳部長，王文元為機關報《火花》的編輯，宋逢春為秘書長。陳獨秀主張王文元為宣傳部長，我為機關報編輯，我認為宣傳部長好做一點，機關報麻煩，就推掉了。

　　就在第一次委員會會議上演了一幕趣戲，我至今牢牢記得。會議快結束時，陳獨秀拿出一封長信讓大家討論。那是彭述之寫給他的信，大會開幕后他送給何資深，要何資深轉交陳獨秀的。在信中，彭述之大罵此次統(tǒng)一大會，說這是分贓會議，等等�？傊�，他那時看出他已被排斥于統(tǒng)一組織之外了，連大會也不能參加，于是決定另立組織。這個致陳獨秀信便是他的宣言，可是出于他的意料，交出這封信后他竟獲得了參加大會的資格，而且被選舉為候補委員！他無法收回這封信。

　　大家傳觀了這封信之后，陳獨秀便問彭述之：「你現(xiàn)在是不是堅持信上說的意見？」彭述之坐在椅子上，滿面通紅，一句話說不出來。最后，還是我出來幫他的忙。說幾句打圓場的話，讓他過關去了。事后何資深批評我：「政治斗爭不堅決。像彭述之這樣的人，有了這個好機會，應當在政治上把他打下去�！购钨Y深這個批評不是沒有道理的。

　　對于這件事情，我首先聯(lián)想到的，倒不是何資深這個不無道理的批評，而是覺得彭述之太無能了。如果尹寬處在這個地位，決不會滿面通紅，一句話說不出來。尹寬會泰然處之，會振振有詞，以攻為守。那些青年托派同尹寬打了很多交道，對于尹寬這個人的認識同我對他的認識差不多。我常說尹寬是 Sophiste，「詭辯家」，有本事把是說為非，非說為是；青年托派則說尹寬是 Cyniste「犬儒主義者」，都不十分恰切，但犬儒主義者可以包含詭辯家，比較恰切一些。甚么叫做「犬儒主義」？我們心知其意，但很難以漢語表達。漢語有「玩世不恭」的成語，可以表達犬儒主義一部分的意義，但不能表達其全部的意義。同一件事，尹寬一時這樣說，一時那樣說，說來說去都有道理。我往往為此拍桌子同他大吵。青年托派對尹寬的感想都不好，但他們認為在大是大非面前，尹寬還是會堅持原則，可以信賴的。他的后半生以事實證明了人家對他的信賴：那怕他有時不得不耍些花腔，做些令人不能滿意的動作，但至死他仍保持他的馬克思托洛茨基主義的信念。

　　那幾年，即從開除以后到被捕以前，尹寬的生活費用是哪里來的呢？我本來知道，但寫此回憶時完全忘記了。以后看到汪原放寫的《回憶亞東圖書館》一書，才想起來。原來，尹寬的生活還是陳獨秀替他安排的，陳獨秀介紹他給亞東圖書館譯書，亞東老板汪孟鄒知道是那么一回事，于是尹寬按月交譯稿，亞東按月付稿費，書譯齊后，亞東并不出版，把譯稿擱置起來，這是那時出版機構常有的事情。

　　書名《現(xiàn)代文明史》，法國歷史家薛紐伯著的。他著了一系列的《文明史》，這是其中一本，約有三十萬字，陳獨秀曾譯了幾章發(fā)表于《新青年》上，尹寬在國內(nèi)就看到了，很欣賞。他來法國就買了一本，而且介紹我看。我翻了一下，沒有興趣看下去。這是他接觸馬克思主義以前買的法文書中的一本，他在那篇交代材料中說，他被歐陽澤說服后，「就摒棄一切，抱著法華新字典，鉆研馬克思主義，把原來買的許多名著都收藏起來了」。這本法文《現(xiàn)代文明史》就是那些名著中的一本，他當時不記得讀完這本法文書，我既未讀這本法文書，也未讀尹寬的譯本，因為譯本是一九三三年才出版的，那時汪孟鄒已把亞東交給汪原放經(jīng)營，自己退回老家去了。

　　汪原放說：「記得有一次，我去牢里看望陳仲翁，談起要出《現(xiàn)代文明史》，要加一篇序才好。他說，「那本書可出，序，我想，可以請高一涵先生寫一篇，一定妥當」。我回上海，找到一涵先生，他果然一口答應，由郵寄了一篇給我，后來高語罕先生看了高一涵先生的序，又加了一篇，放在后面。仲翁說，王慧琴的譯筆是很不錯的。我問起前面有幾章是仲翁自己譯過發(fā)表在《新青年》里的。他說，不錯，可是他要王先生譯成，因為他自己實在是沒有工夫來譯完它了�！�

　　汪原放這段記載引起了我的記憶。我記起了，那幾年中尹寬曾來問我，他要譯薛紐伯的《現(xiàn)代文明史》，何處可以買到此法文書（尹寬自己在法買的書，當然遺失了）？我說上海是買不到的，除非去法文圖書館借。當時法租界有個半官方的「法國文學會」（Alliance Francaise），內(nèi)設一個法文圖書館，可能有此書。當時，我自己未曾入會，不能去借書，但王獨清入了會的。尹寬于是找王獨清，王獨清便介紹他入會，付出會費十二元。他借到書后便不去還了。

　　這是尹寬一生翻譯的唯一的法文書，出版時，我關在國民黨監(jiān)牢內(nèi)，出版后，我也沒有弄一本看看。

　　我們的統(tǒng)一大會是從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至五月三日開的。統(tǒng)一組織成立之后還不到三個星期，各派的基層組織還來不及合并起來，便遭受了致命的打擊：整個統(tǒng)一的委員會，幾乎全體被捕了，除陳獨秀及二個候補委員以及不在上海的香港工人以外，都被捕了。這是叛徒馬禹敷告密的。我們由租界引渡去龍華警備司令部的，一共八個人：鄭超麟、何資深、王文元、宋逢春、濮德志、陳亦謀、江常師、樓國華。

　　我們關在龍華司令部看守所候審時候，八月間，又有一批人被捕送到龍華來：尹寬、宋敬修、蔣振東、劉義，及一個或二個工人同志。

　　我沒有同他們關在一條弄堂，根據(jù)同他們關在一條弄堂的人說，他們被捕的經(jīng)過是這樣的：我們這批人被捕之后不久，陳獨秀便出來收拾殘局，與彭述之、宋敬修這二個委員組成一個領導機關，似乎增補了新的委員，但尹寬不在內(nèi)。尹寬于是聯(lián)合幾個干部打算另立一個委員會，在福州路一個旅館開會。彭述之知道了，派宋敬修去制止。到會的人中有一個就是奸細，于是一網(wǎng)打盡。我們都是這樣相信的�？墒且院蠛枚嗄辏彝Y振東談起此事，蔣振東否認這個說法。他說，那次開的是建立滬西區(qū)委的會議，預先報告了領導委員會，彭述之才派宋敬修來出席的。蔣振東沒有理由說假話。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已無從查考了。

　　我們一案十一月間判決解往漕河涇模范監(jiān)獄后，尹寬一案尚未判決。以后，我知道，尹寬和宋敬修判了徒刑，也解到漕河涇執(zhí)行，劉義、蔣振東及其它的人則釋放了。

　　我們是軍法判決的，關在司法監(jiān)獄，屬于寄押性質，照規(guī)定以后要解往軍人監(jiān)獄的（但有時長期寄押在司法監(jiān)獄）。一九三二年上海爆發(fā)一二八戰(zhàn)爭，十九路軍派了一個副官協(xié)同漕河涇監(jiān)獄把犯人解往杭州。在集合過程中，王文元、樓國華、何資深和我，趕緊湊在一處，一起排隊，一起釘鐐（兩人共一付腳鐐），站在大院子里待其它犯人出來。此時濮德志已經(jīng)活動出獄了，但陳亦謀、宋逢春、江常師、尹寬、宋敬修不知何故沒有同我們會聚在一起，他們分屬于不同的隊伍。我們看見他們從里面走出院子來。我只看見尹寬，但別人也看見其它的人。我只看見尹寬，不僅因為他個子高，比別的人高出一頭，而且因為他利用這個群眾場面鼓動群眾。監(jiān)獄當局早把犯人的存款，用到甚么地方去了，想不到這天全體犯人會解往他處。犯人要求發(fā)還存款才肯離開監(jiān)獄。可是監(jiān)獄拿不出錢來。監(jiān)獄的會計，一個胖子，在院子里急得滿頭大汗。監(jiān)獄長也在院子里，比較鎮(zhèn)靜些，答應我們到了杭州以后便把錢寄去。犯人不依，尹寬排在后面，便大聲說幾句話，大意說非要監(jiān)獄立即還錢不可。十九路軍的副官也在院子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于是立在前面的犯人便告訴他這件事情。也有人說：監(jiān)獄長貪污，把犯人存款吞沒了。于是監(jiān)獄長出來說話，他不多談存款的事情，只一手指著天上說：看哪，日本飛機在上面盤旋，我們這里有那么多人站在院子里，非常危險，必須立刻離開，不要再耽擱了，一切其它事情都好辦，錢一個銅板不會缺少的。十九路軍副官于是下出發(fā)的命令。我們到了杭州不久，存款還是如數(shù)寄還我們的。

　　我們在新龍華車站上車，到杭州車站下車。后上車的隊先下，先上車的隊后下。尹寬和別的同志走在我們前面。他們先進入杭州的軍人監(jiān)獄。我們到時，監(jiān)獄已經(jīng)滿額了，我們被帶到西湖邊有名的昭慶寺一個大殿內(nèi)去關押，約有二百多犯人。昭慶寺大殿當然是預先準備好了的，屬于臨時收容所的性質。

　　我們寄押在昭慶寺，尹寬等人寄押在監(jiān)獄，完全是偶然的，但這偶然產(chǎn)生了完全不同的后果。我們在昭慶寺住了一個多月，便經(jīng)過運河解去蘇州軍人監(jiān)獄關押，我們以后都活著出獄了；但他們到上海暫時平定后又由杭州解回漕河涇模范監(jiān)獄去。軍人監(jiān)獄當然惡劣，但同司法監(jiān)獄（我說的是漕河涇模范監(jiān)獄）比較起來，不啻天堂。陳亦謀不久就病死了，宋敬修也病死了，以前，反對派同志區(qū)芳和董某[5]也病死在漕河涇獄中。尹寬生了一場大病，眼見就要死的，監(jiān)獄當局才許可他保外就醫(yī)。至于宋逢春和江常師，則虧得家屬活動，很早出獄，否則也要死在獄內(nèi)的。

　　尹寬怎樣保外，出來怎樣活動，以后又怎樣進去，那時我關在中央軍人監(jiān)獄中，不知道。一九八二年秋，我請蔣振東就所知寫給我。他尚未寫完尹寬保外的經(jīng)過就中風死了。這篇東西成為他的絕筆�，F(xiàn)在抄錄如下：

　　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尹寬要保外就醫(yī)，叫我找一個保人，我就拿他的信去找金鴻圖。此時金鴻圖已經(jīng)不住在提籃橋西牢背后而搬去韜朋路底一個新造的弄堂了。我找到金鴻圖，同他商量找保人的事，決定找朱英如為保人。朱英如的丈夫沈天覺開了一丬小機器店，只有一開間門面，做的是銑床活。金鴻圖的老婆阿珠出面說話，朱英如夫婦都很熱心，答應作保人，立即蓋了圖章。保單交上去后，就來對保，不久尹寬就寫信給我說某日可以出來，叫我去接。我先去徐家匯紅萬字小學找到趙濟的愛人，然后找到趙濟，告訴他尹寬出來的事。趙濟給我?guī)自X作費用。到約定的一天，上午，我去漕河涇監(jiān)獄旁邊一家小茶館等候，大約十一點鐘，尹寬扶著墻壁艱難地走到茶館來了。他喝了幾口茶，我們便坐了兩部黃包車先到徐家匯，再換車到我家里。我把趙濟的信和錢交給他，金鴻圖來看他，談了別后的情況。

　　尹寬在我家中住了二日。他的身體實在太壞，要我送他進醫(yī)院。我送他進一家天主教辦的醫(yī)院，住三等病房，一共只付了十元。沒有錢再付，只好說候家里寄錢來付。他住了二個月左右，欠了二百多元，心里很著急，向組織要錢。陳其昌答應送錢來，但始終沒有送來，最后連人也不來了。

　　怎么辦呢？他和我商量，只有逃走。星期日上午，醫(yī)生、看護、辦事人都去隔壁教堂做禮拜了，尹寬就逃出醫(yī)院，身上還穿著醫(yī)院的衣服，他住在我家，華盛路同樂坊，一間前樓。

　　尹寬住了幾天，準備回桐城老家去。忽然，監(jiān)獄的醫(yī)生來保人家里，催促尹寬回監(jiān)獄去。朱英如找到金鴻圖，金鴻圖到我家里來。尹寬非常著急，我們商定尹寬先開一個旅館住下，再去疏通保人。我們在三馬路源源旅社開了一個房間，我隨即去找趙濟，趙濟來旅館看尹寬，并給尹寬一些錢，我到朱英如家里去，那時已是下午五點多鐘了。朱英如夫婦不在家。我趕回旅館時，尹寬又失蹤了。我回家才知道尹寬被保人押回保人的家。我在朱英如家里看見尹寬躺在床上，他告訴我完全是金鴻圖夫婦搗鬼。我去金鴻圖家，他們已經(jīng)睡了，我責問他們，他們無言可答。

　　次日，我去朱英如家看尹寬，尹寬笑嘻嘻地告訴我：他同朱英如商量好，去買通監(jiān)獄醫(yī)官這一關。一天，大概是星期天，上午，我買了四樣禮物去漕河涇監(jiān)獄附近那個醫(yī)官家里，醫(yī)官非常客氣，隨即把四……

　　蔣振東在此處絕筆。用不著說，醫(yī)官收了那四樣禮物，就不來催促尹寬回監(jiān)獄去了，尹寬也就不必回桐城老家了。蔣振東這個回憶。細節(jié)上可能有錯，尹寬保外的時間也可能早于一九三四年八九月，以后也許有史料來糾正的。

　　尹寬病好以后，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參加了「臨委」，在臨委中同陳其昌發(fā)生矛盾和斗爭，又同陳其昌一起同格拉斯和劉仁靜支持的一批新干部發(fā)生矛盾和斗爭；他又在《農(nóng)村經(jīng)濟》雜志上發(fā)表幾篇文章同人家進行論戰(zhàn)；他團結和說服一些干部跟著他走；最后，他又被國民黨捕去坐牢了。這一切蔣振東是知道的，可惜他死了。

　　我看到二個歷史文件，都是尹寬寫作而有幾個人簽名的。一個是寫給監(jiān)獄中的陳獨秀，向陳獨秀控告陳其昌的，其中列舉了陳其昌的缺點或過失，要求陳獨秀撤換他或勿支持他。后面有七個人簽字。另一個是提出不同的政治的路線，即使不是請求陳獨秀批準，至少也是給陳獨秀參考或征求陳獨秀意見的，后面有八個人簽字。這二個文件都不長，簽字的人有「東」（蔣振東）；「�！梗ㄙR希），「商」（商吉士或別的字，即尹寬），尹寬簽在最后，表明文件是他起草的。這二個文件經(jīng)過我手中時恰逢我忙于別的事，沒有抄錄下來。由這二個文件可以知道那時托派的主持人還是在監(jiān)獄中的陳獨秀所任命或支持的，他們實行陳獨秀的路線；又可以知道尹寬反對這個路線，也反對陳獨秀所支持的陳其昌。文件一般是通過陳其昌送入監(jiān)獄給陳獨秀的。但反對陳其昌的文件如何能通過陳其昌送去呢？于是尹寬決定派賀希去南京見陳獨秀。我從他方面知道賀希曾去監(jiān)獄見陳獨秀。蔣振東完全忘記了這二個文件，忘記了怎樣討論，怎樣簽名的，但他記得尹寬曾派賀希去見陳獨秀。我不知道此次交涉的結果，但顯然可見陳獨秀并未接受尹寬等人的意見。尹寬為路線和陳其昌事，同陳獨秀辦交涉，決不止這二個文件所記錄的，因此到最后陳獨秀大發(fā)脾氣，在監(jiān)獄中聲明：他永遠不再同尹寬合作。抗日戰(zhàn)爭后，我同尹寬見面時，直至獄內(nèi)談話，尹寬都不再提陳獨秀，不得不涉及陳獨秀時他也未曾表示好感。

　　但尹寬還是同陳其昌一起抵抗劉仁靜所支持的一批青年托派的攻擊的。不知道是陳獨秀被捕以前還是以后，有個南非籍的記者格拉斯來到上海，以后做了《密勒氏評論報》的編輯。他是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員，同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經(jīng)常通信。不知怎樣，他同劉仁靜和陳其昌很快取得聯(lián)系了。他說服了伊羅生從第三國際轉到第四國際。他介紹劉仁靜去幫助伊羅生搜集和翻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史料。伊羅生還拿出三百元幫助中國托派組織建立一個印刷機關。葛拉斯聯(lián)合陳其昌，尹寬以及從北平南下的幾個青年學生（史朝生、劉家良、王樹本、扈文章）建立一個新的領導機關，葛拉斯本人也在內(nèi)，陳獨秀自始就不信任葛拉斯，叫陳其昌等人不要同葛拉斯往來。陳其昌會說英語，接觸久了，知道葛拉斯是好人，同意參加了新的機關。尹寬對葛拉斯很有興趣，他不會說英語，便拉郵局一個朋友做翻譯去同葛拉斯說話。有人說，每次尹寬都是向葛拉斯要錢。據(jù)說那個印刷機關就是尹寬建立起來的。

　　北平南下的青年人是接近劉仁靜的，劉仁靜自始就反對陳獨秀，在組織上和路線上都反對陳獨秀。他當時住在北平，似乎本人沒有參加新的領導機關，但通過那些青年人去影響新的領導機關。如此組成的領導機關，不久就發(fā)生內(nèi)部斗爭了。那些青年人反對陳其昌和尹寬，最后反對陳獨秀，葛拉斯支持他們。他們占得多數(shù)，終于開除了陳其昌、尹寬、陳獨秀以及其它的老托派。但陳其昌、尹寬以及其它的老托派不理會他們。他們要印刷機關，但陳其昌、尹寬以及負責印刷工作的同志不肯交出，雙方互相攻擊。一九三五年某月，由于叛徒告密，這個由青年托派控制的領導機關便被國民黨逮捕了，連遠在北平的劉仁靜也被逮捕了。他們都解到南京去，劉仁靜立即投降，未曾判刊，送去反省院反省半年。四個青年托派，劉家良判了七年，其它三人判了五年。

　　我在中央軍人監(jiān)獄看到了王樹本、扈文章、史朝生三人，同他們談了話（但未看到劉家良）。他們告訴我內(nèi)部的斗爭和分裂，特別攻擊尹寬和陳其昌，說尹寬霸占了印刷機關。

　　這些青年人被捕之后，托派組織仍舊歸陳其昌、尹寬等人領導，葛拉斯又同他們合作了。

　　尹寬從事于內(nèi)部工作和斗爭之外，還對外進行理論的斗爭。當時所謂「社會史論戰(zhàn)」已經(jīng)過去了，但開始了農(nóng)村經(jīng)濟性質的論戰(zhàn)，在此論戰(zhàn)中代表托派立場的就是尹寬。不久之前追悼孫冶方的文章中有人說孫冶方在三十年代出版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或別的刊名）同托派作理論的斗爭。孫冶方的對手就是尹寬。尹寬通過蔣振東的一個甚么關系認識了《農(nóng)村經(jīng)濟》雜志的一個編輯（蔣振東說是薛暮橋，恐怕記錯，似乎是王宜昌），因此寫了好多篇文章在那個雜志上發(fā)表，似乎以商吉士為筆名。我從未見過這個雜志，更未見過尹寬的文章，不知道他寫了甚么。但要研究尹寬這個時間的思想，是應當分析這些文章的。今天肯定能在大圖書館找到《農(nóng)村經(jīng)濟》舊雜志。

　　近日，我終于在圖書館找到舊雜志《中國農(nóng)村》第一卷第十期，看到了尹寬的文章。文章題目為《關于中國農(nóng)村問題的研究之試述》，署名「王景波」。

　　出乎意外，我發(fā)現(xiàn)這篇文章寫得好，尹寬的文章，我看了不少，但從未看到寫得那么好的文章，為了紀念尹寬，今天應當重新發(fā)表他這篇文章。

　　無論枝節(jié)上有甚么地方說得不妥當，但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完全正確的。這就是他完全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上去分析中國農(nóng)村的社會性質問題，以至于整個中國的社會性質問題。當時所謂「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早已過去了，這個論戰(zhàn)是在尹寬以及我們這一批的人被國民黨逮捕以后才開始的，我們自然無法參加。陳獨秀和彭述之雖尚未被捕，但他們忙于更重要的恢復組織和領導現(xiàn)實斗爭的工作，無法參加。代表托派參加此論戰(zhàn)的，是一些游離的分子，如任曙、嚴靈峰之類；劉仁靜也參加，但那時他尚未加入組織。總之，這些參加的人是自發(fā)的，無組織的，無領導的。這些人都來抓住論戰(zhàn)的要點，姑不論說了許多錯話，授人以柄，而且相互間打起來了，讓人恥笑，社會史論戰(zhàn)中所謂托派的言論，沒有絲毫增加托派的光榮。

　

作者: 千年一夢 時間: 2011-10-2 09:14
　尹寬則是抓住論戰(zhàn)中心的，中共黨員，根據(jù)史大林對于中國革命的路線，高潮時和失敗后的路線，強調中國革命屬于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因之不得不強調中國經(jīng)濟上的封建的落后的成分，說到農(nóng)村經(jīng)濟時特別要強調這種成分。他們完全忘記了整個世界處于甚么時代，中國又處于甚么地位，那些封建的落后的成分，在此情形下又含有甚么新的性質。

　　尹寬明白說：中國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桓鴦e人說「半殖民地」，并非因為他不知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區(qū)別。這區(qū)別，在討論另一類問題時是重要的，在討論中國是否資本主義問題時則不重要，中國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表明中國經(jīng)濟的資本主義化進行得更加迅速�！豆伯a(chǎn)黨宣言》說：「資產(chǎn)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chuàng)造出一個世界�！官Y產(chǎn)階級起初確是摧毀資本主義以前一切生產(chǎn)方式的，但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則于摧毀舊的生產(chǎn)方式之外還可以利用舊的生產(chǎn)方式為資本主義服務。所以強調中國尤其中國農(nóng)村的封建性，落后性，并不足以判定中國經(jīng)濟的資本主義性質。這就是叫我們于判斷中國社會的性質時，不要單獨就中國一個地方來看，而應當根據(jù)時代和世界來看。這就是國際主義的觀點。

　　資本主義利用以前的生產(chǎn)方式來剝削人民，這話不是尹寬獨創(chuàng)的。正在我們坐牢時候，上海的新生命書局（蔣介石出錢，周佛海當編輯的）翻譯并出版了列寧著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一書，也討論這個問題。當時俄國民粹派也借口俄國農(nóng)村的封建性，落后性，認為俄國還沒有資本主義，俄國可以跳過資本主義而直接走到社會主義。例如，他們說，俄國的富農(nóng)使用雇農(nóng)勞動，而雇農(nóng)自己有一小塊上地，受雇做工不過貼補家用而已。列寧回答說，「這些都是無產(chǎn)者，不管他們在法律上擁有一小塊公社分地。他們事實上就是富農(nóng)的日工、牧人、傭仆。」

　　尹寬的文章是作為「讀者園地」發(fā)表的，即現(xiàn)在所謂當作「反面教材」發(fā)表的。發(fā)表它，是為的批判它。第一卷第十二期果真發(fā)表孫冶方一篇針對尹寬的長文章了。孫冶方引經(jīng)據(jù)典反駁尹寬，但并不能否定資本主義在殖民地利用舊時的剝削方式的事實，他而且從《資本論》或馬克思其它的著作引出實例。歐洲資本家到非洲去經(jīng)種植園，用的還是奴隸勞動呢！但孫冶方還是強調中國農(nóng)村的封建性，落后性。因為這是「辯證法」。中國還是半封建的社會。孫冶方的文章重新發(fā)表在前幾年新出版的《〈中國農(nóng)村〉論文選》內(nèi)，但他批判的尹寬文章則不再發(fā)表。

　　尹寬被「駁倒」了。托派在公開出版物上發(fā)表的文章都被「駁倒」了。于是社會史論戰(zhàn)和中國農(nóng)村性質論戰(zhàn)都以托派「失敗」而寫入歷史。這「失敗」有幾個原因。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以前未經(jīng)人指出。這就是社會性質論戰(zhàn)掩蓋著另一個更重要的更根本的論戰(zhàn)，而這一個論戰(zhàn)是不能在公開的出版物刊行的。

　　原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在其進行中和失敗后，向全中國以至全世界提出一個問題，即：這次革命以及失敗后將要起來的革命，究竟屬于甚么性質？是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呢，還是無產(chǎn)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呢？換另一種話來說，即：革命勝利建立的政權，究竟是工農(nóng)民主專政呢，還是無產(chǎn)階級專政呢？

　　革命中以及革命失敗后，以史大林為首的當權派和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雙方爭論的正是這個問題。我們在中國進行反對派運動，討論的也正是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在蘇聯(lián)是公開討論的，在世界各國也是可以公開討論的，但在國民黨的中國則不能公開討論。于是只能以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形式提出來在中國的公開出版物上討論。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不同的問題。論戰(zhàn)雙方都有好多人不知道或忘記了爭論的是革命性質問題，于是都在社會性質問題上鉆牛角尖，說了許多牛頭不對馬嘴的話。尹寬的文章卻未曾忘記了這個根本的問題，所以他只證明了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屬于資本主義的性質，就夠了，不必多費力氣去說明中國的資本主義畢竟是落后的資本主義，封建的剝削方式畢竟不是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但尹寬文章的結論已經(jīng)足夠證明中國革命所要推翻的決不是甚么封建制度，而是資本主義制度了。

　　但問題還有另外的方面，即：決定革命性質的，不僅有一國的社會性質，還有國際的局勢和國內(nèi)各階級的地位和作用。這一點，我就不在這里發(fā)揮了。

　　尹寬沒有寫文章回答孫冶方的反駁，也許寫了，《中國農(nóng)村》不登，現(xiàn)在沒有辦法查考了。尹寬這篇文章寫完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此時，他一面寫文章同黨外的人論戰(zhàn)，一面在黨內(nèi)進行工作，同自己的人斗爭。這后一方面，我們只得到一些零星的材料，例如他團結七八個人，簽名于二個文件上，送給南京監(jiān)獄陳獨秀看。幸而哈佛大學的托洛茨基檔案公開后傳出了托派臨時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次會議的記錄，其中記了尹寬的幾次發(fā)言，足以窺見尹寬當時活動和思想之一斑。

　　我上面說到劉仁靜遙控下的青年托派組成的中央，同尹寬和陳其昌發(fā)生斗爭，開除了他們，不久這個中央就給國民黨破獲了，直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晚上，葛拉斯才聯(lián)合尹寬，陳其昌以及其它的人，在葛拉斯寓所召開一次會議，成立新的中央。葛拉斯當會議的記錄，用英文記的，這記錄保存在托洛茨基的哈佛檔案內(nèi)。

　　到會的有：王凡西、陳其昌、尹寬、蔣振東、賀希、邵魯、李福仁。晚上七點十分宣布開會，選舉王凡西為主席。議事日程有好幾項，其中與尹寬有關的有如下幾件事：

　　關于選舉中國同志參加第四國際總理事會問題。

　　尹寬發(fā)言：他從劉家良的老婆那里得到消息，說劉仁靜已經(jīng)自首，轉送蘇州反省院，不久可能獲釋。他已聲明自愿投降國民黨，雖尚未有確證，有些同志已不愿選舉他參加總理事會了。

　　于是大家討論可否選舉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因為托洛茨基同志曾來信，說他要同那些反對陳獨秀進總理事會的人作斗爭。尹寬問：此事，是否已寫信給國際？李福仁回答：就他所知，尚未寫過這樣的信，不過托洛茨基同志知道過去曾有人反對陳獨秀，為此無疑他才預先說要同那些反對的人作斗爭。雖然存在這些分歧，托洛茨基同志仍舊堅持提名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

　　尹寬發(fā)言：陳獨秀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nèi)绻粸樗耐陀绊懥�，那就歡迎他作候選人。但我們應當討論他的政治意見，判斷他是否馬克思主義者，不過為了他的威望和影響力，我們應當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

　　陳其昌發(fā)言：中國同志中沒有一個是百分之百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分別二個問題：一、我們要不要選舉陳獨秀進總理事會；二、陳獨秀是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現(xiàn)在我們只討論第一個問題：接受不接受他的提名。

　　尹寬提出如下的決議草案：「我們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同時我們告訴托洛茨基：我們（中國布爾塞維克列寧派）不承認陳獨秀的政治領導。」

　　陳其昌提出如下的決議草案：「我們接受托洛茨基提名陳獨秀為總理事會候選人，不管陳獨秀與我們政治上有多少分歧。我們必須僅僅從第四國際的大原則來考慮這個提名�！�

　　李福仁發(fā)言：我們還不能說我們不接受陳獨秀的政治領導，因為我們的立場的方案尚未定出。這個決議案只能簡單贊成提名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無任何保留，我們不希望為了未來的工作先疏遠陳獨秀，尤其在我們尚未將我們的立場規(guī)定下來以前。這個決議不需要附加甚么保留，對于這個提名，我們只能表示贊成或反對。

　　尹寬重申他的意見：我們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我們希望我們之間的爭論可于最近解決。

　　有些同志反對這個附加的條件。

　　李福仁發(fā)言：尹寬好像以為接受了陳獨秀的提名就是接受了陳獨秀的各方面的意見。這不是一回事。

　　李福仁再提出決議草案：「贊成托洛茨基的提名�！�

　　尹寬發(fā)言：如果委員會舉行表決，那還得讓全體同志批準。

　　于是就「我們贊成托洛茨基的建議，提名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的決議案進行表決，四票贊成，三票反對，贊成者：陳其昌、王凡西、邵魯、李福仁。

　　這一項議程結束以后，討論其它議程時，尹寬也有發(fā)言，但我不能多引了。最后一項議程是選舉。

　　首先要選出一個書記兼會計。陳其昌提議選李福仁；李福仁推辭，說應當選一個中國同志，如果選他，也要另選一個同志做他的副手，這意見沒有被接受，于是有人提議書記和會計分為二人。

　　賀希主張尹寬作書記，李福仁作會計。陳其昌主張李福仁作書記，因為書記要能團結所有的人。于是問題轉成為：書記究竟是干甚么的？是政治代言人呢，還是做技術工作，如寫信、記錄之類。王凡西認為書記是做技術工作的，不是掌握政治路線決定權的。討論結果舉行表決：李福仁得三票（尹寬、陳其昌、邵魯）當選書記兼會計，尹寬得二票（賀希，蔣振東）落選。

　　其次要選出一個宣傳委員兼《火花》主編。王凡西得四票（陳其昌、郡魯、李福仁、尹寬）當選，尹寬落選。

　　其三要選出《斗爭》主編。邵魯提陳其昌，蔣振東提尹寬。陳其昌得三票（李福仁、邵魯、王凡西）當選，尹寬得二票（蔣振東，賀希）落選。

　　表決之后，尹寬提出責問：為甚么要選舉陳其昌？這個表決是否算數(shù)？陳其昌是不能勝任《斗爭》主編的，因為他從未發(fā)表政治意見。你李福仁為甚么要投陳其昌的票？

　　李福仁回答：根本不應當要求一個同志說明他投票的理由。既然要求我說明了，那我也不妨說說我的理由。我是根據(jù)過去我同這二個同志的接觸來投這一票的，幾個星期以來，尹寬同我和別人談話或通信時總喜歡宣傳他自己的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是否組織的意見。至于陳其昌，他如果不能勝任他的職務，則我們可以撤換他，如同撤換其它當選的人一樣，現(xiàn)在陳其昌已經(jīng)當選了，尹寬就應當忠實地就力之所能同他合作。尹寬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不是共產(chǎn)主義者。

　　蔣振東發(fā)言：這里牽涉到兩條路線：布爾塞維克和孟雪維克。

　　賀希發(fā)言：應當根據(jù)政治觀點來挑選《斗爭》的主編，李福仁應當根據(jù)這二個提名人的政治意見的是非來投他的票。

　　李福仁回答：我沒有很多機會來仔細了解這二個提名人現(xiàn)在的政治意見，但我昝清楚記得他們在幾個月以前政治意見是一致的。沒有辦法在政治方面分出是非，只好根據(jù)別的因素來決定取舍了。

　　其四要選舉組織委員，有三人被提名：邵魯、尹寬、賀希，結果，尹寬以三票（陳其昌、邵魯、李福仁）當選。

　　書記兼會計，宣傳委員，《斗爭》主編，組織委員四人組成常委。

　　以上的材料是難得的。我從中引了許多尹寬有關的文字，不必加以評論。于此可見，尹寬保外就醫(yī)這個時期，并未在那里養(yǎng)病，他仍在活動，斗爭，對外的和對內(nèi)的斗爭。難怪此次會議之后不久，他又一次被捕入獄了。

　　最后，結束這個時期的生活，尹寬第二次被國民黨逮捕了。我過去知道，他同賀希，邵魯一起被捕，一起出來。去年秋天。打聽到賀希地址，蔣振東寫信給賀希，要賀希寫這件事的經(jīng)過。賀希有病，得信后拖了一個多月才回信，回信到時蔣振東已經(jīng)死了，我以后寫信給賀希，至今未得回信，大概賀希也死了（已經(jīng)確知賀希在今年三月間死去的）。今將賀希信中有關此事的一段話抄錄于下：

　　老尹被捕，先于我一個多星期。他和邵魯在小趙家中吃過午飯后一同到文廟去玩，他們早被敵人盯住，就被捕了。一個多星期后，一天下午三四點鐘光景，我去閘北鼎鑫紗廠看朋友，剛走上造幣廠附近蘇州河大橋，后面跟上來的家伙就把我抓了。先關在閘北公安派出所，后解到市公安局，在那里看見了老尹和邵魯。大約又過兩個星期后，一天深夜，我們解到南京，我和老尹一直住在一道。老尹時常生病。我也發(fā)了一次高燒，以致壯年（二十九歲）就耳聾目盲，一身病痛�！�

　　賀希說了他們被捕的原因：

　　羅章龍派在上海的二個干部（寒君、李平）帶著一批為數(shù)不多的人參加了托派。其中有個在申新九廠細紗間做加油工的，叫「泰安小李」，是個奸細、叛徒，我們卻特別看重他，培養(yǎng)他成為積極分子。老尹同他談過幾次話。老尹被捕后，敵人問他：曾給甚么人一本小冊子？于是老尹想到這個人是叛徒。我經(jīng)過回憶，也同意了。我釋放后到了上海，小趙告訴我：我們被捕后，小李也無人理睬，才感到對不起我。這就是鐵證！我們被捕是泰安小李出賣的。

　　賀希沒有提到他們未曾判刑，而是解反省院的。尹寬此次被捕，恰值他的「二農(nóng)」同學何其鞏做了北平市長，他寫信給何其鞏求援。據(jù)說，何其鞏幫了忙，設法讓尹寬去住反省院。連帶地，賀希和邵魯也去住反省院了。國民黨把政治犯不送去監(jiān)獄而送去反省院，一般是為了「優(yōu)待」叛徒或「悔過者」的。但有例外，有勢力的人來援救，國民黨不能不賣帳，但又不愿無條件釋放，往往就送去反省院。可能需要犯人有書面的悔過表示。尹寬等三個人去反省院就是屬于例外一類的。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寫了甚么書面的表示，但事實上都未屈服。日本投降后，我在上海遇著一個朋友，他是通過家屬活動，調去反省院，經(jīng)過半年出來的。他同尹寬關在一起，很佩服尹寬。他說，一天犯人起來同管理人員斗爭，尹寬一面吐血，一面鼓動群眾上去斗爭。我關在南京軍人監(jiān)獄，那里有個印刷廠，反省院的刊物也在那里印刷。我有機會看到一二期刊物，其中有犯人寫的文章。我看了劉仁靜的文章，也看了彭康的文章，都覺得很可恥，這二人說的是哲學，政治的問題。我又看了尹寬的文章，但說的是自然科學的問題，固然說的不是革命的道理，但也未曾說反革命的道理。

　

作者: 千年一夢 時間: 2011-10-2 09:15
　關于出獄事，賀希信中說了如下的話：

　　最后結果是邵魯最先釋放；老尹在釋放政治犯前不久因吐血而被保釋；剩下我一人，到釋放政治犯時才出來。

　　賀希老年回憶未必完全可靠。關于出獄事，我聽尹寬說的和賀希自己說的，與此回憶都有出入。尹寬告訴我，他是南京快淪陷時才釋放出來的，他立即渡江乘車去合肥。住在一個小旅館，然后去合肥的汽車站，打電話給安慶汽車站他的一個朋友，要他的朋友設法讓他能回安慶去。他的朋友接了電話，告訴他合肥車站最后一輛車幾分鐘后就要開，以后沒有車了，他要來安慶就要立刻坐上車去。于是他穿著汗衫短褲上了車，把放在小旅館的東西都丟棄了，賀希則告訴我，釋放政治犯時他同邵魯一起跟著別的犯人到中共招待所去，到了招待所，別的犯人便告訴那里的負責人說：這二個是托派，不是我們的人，于是賀希和邵魯被趕出來。可見沒有邵魯先釋放、尹寬被保釋的事情。事實真相如何，現(xiàn)在已無從查考了。

　　賀�；氐缴虾�，上海的組織知道尹寬活著出獄，估計他回桐城老家去，但得不到他的音信。一九四○年，我回到上海，遇著蔣振東，問起尹寬的消息。他說：尹寬以前給了他桐城老家的地址，他藏在房里糊墻紙隙縫中，以后找不到了。我在「一二八」戰(zhàn)爭后解往杭州時見了他一面，至此多年看不到他。想他是老肺病，恐已不在人世了。

　　直至日本投降后二年，即一九四七年，我們才突然收到從桐城寫來的信。原來，日本投降以后第二年，彭述之籌到一筆款辦一個公開的雜志，名為《求真》，拉攏了幾個名流寫文章，都署真名，連李季的文章也署真名，但彭述之自己的文章則署假名。在第一期或第二期上彭述之發(fā)表了一篇論老子的文章，李季次期便寫一篇文章批評彭述之，彭述之來一個反批評，雙方爭論起來。在那個形勢下爭論老子問題，我覺得是很無聊的，可是尹寬在桐城看到了《求真》雜志，他由這幾篇文章看出這個雜志同我們有關系，于是按照雜志的地址寫一封信給李季，請李季轉交我們。他給了我們以他的地址，并勸告我們不要同李季辯論，傷了朋友感情。他把彭述之的無聊文章當作托派的共同意見！我們立即寫信給他。我和蔣振東兩人湊了十元（不知當時多少錢，但價值約等于抗戰(zhàn)前的十元）寄給他。由此就聯(lián)系上了。我們以己度人，總是認為尹寬一定在家里等米下鍋的。以后才知道他并沒有我們在上海那樣窮，他當時做了桐城簡易師范的校長，又做了桐城縣參議員。我同過去見面時一樣吵吵鬧鬧，寫了一封信去諷剌他做了國民黨的官。處在他的地位，校長我可能做的，但決不可能做參議員。他知道我的脾氣，不同我辯論。

　　不久之后，他就到上海來了，住在蔣振東當校長的中陸小學，同我們老朋友都見了面。此時他才知道我們組織早已發(fā)生分裂，我和蔣振東都不同彭述之往來了。我們讓他了解這個分裂的理論和政策方面，以及人事關系方面。蔣振東特別告訴尹寬，他親自從彭述之聽來的話：一次，開會時候，不知怎樣談起尹寬，彭述之鄭重聲明說他以后無論如何不愿意同尹寬合作。我上面曾說陳獨秀聲明過他以后不愿意再同尹寬合作。彭述之也作了這個聲明。我本人始終對尹寬保持好感，但對他也有反感的時候。

　　尹寬這次來上海，不待說也同彭述之見了面，從他聽到他的方面對于此次分裂的說明的。但我沒有留下記憶。我后來想起尹寬此次來上海知道了分裂的事實，也聽到雙方對此分裂的說明，可是他沒有明白表示態(tài)度，或者說，他說了一些模棱兩可的話，讓我們聽來好像他是站在我們方面的。

　　以后尹寬就回桐城去了。不久，他當校長的那個師范學校鬧了學潮，學生趕走他，他把學生散發(fā)的油印傳單寄給我，不附一個字。傳單寫得很長，其中罵「托匪尹寬」。我不知道反對尹寬的群眾是國民黨唆使的，還是共產(chǎn)黨唆使的。一九四八年夏他再來上海時也不愿意說這個問題。

　　一九四八年夏某一天，完全出于我們意外，尹寬跑到上海來了，仍舊住在中陸小學。他不說來的目的，我們也未曾聯(lián)想到彭述之一派的所謂「建黨大會」上去。我們早知道他們籌備大會，他們也把大會主要文件的草案寄給我們看。當時我生傷寒病，住在醫(yī)院。王凡西寫了一篇批評文章，針對著彭述之起草的所謂「黨綱」，我忘記了尹寬來時我是否病愈出院（這是可以查考得到的）。我們絕未懷疑到尹寬會去參加彭述之派的大會。有幾天，他一早離開中陸小學至晚上才回來睡覺。最后，他約王凡西、蔣振東、樓子春、何資深到我家里來會面。那時，我已經(jīng)出院，在家里靜養(yǎng)了，他告訴我們這幾天他參加了彭述之派的大會；他詳細說了大會的經(jīng)過，以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又推舉為宣傳部長，與彭述之、劉家良、陳碧蘭等組成「常委」，等等。他說，彭述之、劉家良等人要所有代表都反對你們，但他們達不到這個目的，代表中仍有人贊成你們，而他尹寬也曾發(fā)言說王凡西寫的對彭述之綱領草案的批評，是有道理的，不能置之不理，等等。聽了尹寬這一透露之后，不知道別人有甚么感想，我只覺得一陣惡心�！院�，尹寬就搬出中陸小學，住到彭述之給他安排的房子去了。彭述之還介紹他去上海某一高等學校教書。雖然如此，他還是常常到我家里來，把彭述之方面的消息詳細地告訴我們�！覍λ呀�(jīng)不是無話不談了。當時第四國際開了世界大會之后不久，寄了一篇大會宣言給我們，我不顧大病初愈，尚未復原，便翻譯起來，但不讓尹寬知道我在翻譯。他們方面也收到這個宣言，但因只有法文本，便交給「宣傳部長」自己去翻譯。尹寬告訴我此事。我說：「好么，你去翻譯，將來我可以看看�！刮液芸炀头g好了，而且油印出來，尹寬才停止翻譯下去，他辛辛苦苦譯出的部分只好作廢了。

　　但不久，尹寬便同彭述之、劉家良等人發(fā)生沖突了。無論在理論方面、政治方面以至個人生活方面，尹寬和彭述之怎么能夠合作呢？尹寬在此問題上太不慎重考慮了。但如此迅速發(fā)生沖突，也是出于我的意外的。我們也不理尹寬，他只好回桐城去了。一九四八年底，彭述之派領導機關決定搬去香港時，劉家良曾寫信去桐城，要尹寬一起去香港，尹寬置之不理。

　　事情過了以后，我想尹寬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自以為聰明，有權術，而其實是很蠢的。這就是好多人說的他的「犬儒主義」！我不值得為此生氣。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夏末秋初，他從老家運了一批農(nóng)產(chǎn)品去蕪湖或南京出賣，得了錢又到上海來找我們，仍舊住在中陸小學，我仍舊像老朋友一樣招待他，他準備長住上海，但不愿住在中陸小學，要我設法讓他住在王凡西家里去。此時，王凡西已經(jīng)去香港了。這怎么行呢？我沒有幫他這個忙，他只好回桐城老家去了。從此他和我們斷了聯(lián)系。他不寫信給我們，我們也不寫信給他。

　　一九五○年，如果不是更遲些，何資深不知從何處聽到一個消息，說安徽桐城有個老頭子。公開向群眾批評共產(chǎn)黨的政策，共產(chǎn)黨拿他沒有辦法。何資深說：不會是尹寬罷？我也不能判斷。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否有這樣一個老頭子，他是不是尹寬。
　　就在這一年，或更遲些，中陸小學收到了尹寬的女兒一封信，說她的父親到上海去了，但身上衣服很少，希望我們在上海照顧他，我們由此信體會出尹寬被捕了，已經(jīng)解來上海。其實此時尹寬尚未解來上海，還關在合肥。

　　近年，我聽到一個傳說，關于尹寬怎樣被捕的。據(jù)說，一九五○年某月，毛澤東來安慶視察，地委書記向他匯報，中間談到桐城縣有個老頭子自稱是周恩來的老朋友，說了許多怪話，我們拿他沒有辦法。當時公安部長羅瑞卿在旁，便問這人叫甚么名字。地委書記說：叫尹寬。羅瑞卿說：我們正要找他。于是尹寬被捕了。看來何資深聽到的那個消息是有根據(jù)的。不過以后尹寬在獄中同我見面，也曾說起他被捕事，但未涉及這個傳說。也許他自己不知道。尹寬喜歡告訴人他是周恩來的老朋友，則是事實。他本來是周恩來的老朋友。一九二三年春我們一批人去蘇聯(lián)后，西歐的少年共產(chǎn)黨組織就是周恩來和尹寬二人領導的。但在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下何必抬出這個關系來呢？五十年代下半期，我關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一天開出獨居囚室去理發(fā)，理發(fā)犯趁看守不在旁邊，悄悄地問我：「你就是周總理的老朋友么？」于是我明白理發(fā)犯誤認我為尹寬。而尹寬喜歡告訴人他是周恩來的老朋友。這是后話。尹寬后來告訴我，他在桐城老家被捕后就解到合肥來，在合肥關押很久，才解來上海，關在華東公安部的看守所，以后轉到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他在合肥吃了苦頭。兩手反銬很長時間，吃飯靠人喂，大便靠人揩屁股。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我關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已經(jīng)三年半了，一個人獨處一個房間，看守來通知我「收拾東西」。我把隨身的衣物包好，看守來開門，幫我拿東西，從三樓走下來。到二樓，我忽然看見尹寬，走在我前面，他的東西有另一個看守拿著。我們對看一眼，不敢打招呼。這是三年半以來看見的第一人。到了樓下大廳，辦理手續(xù)，我們才說起話來。起初，押車的看守還要干涉，以后就不管了。我們不知道解往何處，但估計不是去槍斃。吉普車開進了提籃橋監(jiān)獄的大門，在收發(fā)室辦了很久的入監(jiān)手續(xù)，然后被送往一號監(jiān)去。尹寬告訴我，一號監(jiān)關的都是重刑犯。他也曾在這里關押一個時期的。我們被帶到三樓，起初分住二個囚室，約三個鐘頭，后來我和他同住一個囚室。我們談話一直到深夜，最后二樓犯人出聲干涉，我們才停止談話。次日早上，我們又被拆開，從此就沒有機會同住一個房間。這日早上，我們看見幾十個同案犯人，已經(jīng)判決解到這里執(zhí)行的，從其它部分紛紛調到這里，一號監(jiān)三樓西部來，其中有蔣振東，也有何資深，我們囚室的門都不關，我們走出門外看這些新來的人。我莫名其妙，便問尹寬：「把我們調來干甚么？」尹寬說：「來學習么！」然后，我知道，尹寬比我更有經(jīng)驗。原來，國務院有命令給各地專政機關，組織托派犯人出去參觀，參觀后學習。我們分成幾個小組，每個小組十二三人，起初幾天漫談，七月五日起出去參觀：工廠、商店、高級合作社、文化宮、展覽會、體育場等等。大約參觀了一個星期。以后就開會學習。最后，寫總結，直至八月十二日才結束。集中起來的人，又調散了，我們幾個尚未判刑的人仍舊解回看守所去，但不是回第一看守所，而是去第二看守所。這年九月間，我們又集中到提籃橋監(jiān)獄學習一次，此次則是學習「八大」文件的，同時去人民廣場參觀了國慶節(jié)群眾大會和游行。

　　在集中學習期間，監(jiān)獄囚室的門白天一般是不關閉的，我們可以走到門外走廊上來。所以我雖不同尹寬住在一個囚室，仍有機會說話，一二句簡單的話也可以交換各人的思想。即使囚室的門關著，我們也可以站在門后大聲交談。

　　我和尹寬二人不是分配在同一個小組，但我可以通過與尹寬同小組的人知道尹寬在小組發(fā)言的大意。尹寬被捕初時大概采取了抵抗的態(tài)度，因此在合肥吃了苦頭；解來上海后就軟化了，就說了認罪一類的話，因此對他管理放松了一點，即不一定個人獨處一室，也可以同其它犯人共處一室。不像我，除了集中學習時二人共處一室外，都是一人獨處一室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被「斗爭」以后才能同別的犯人共處一室。尹寬認罪以后仍舊得不到信任。因為容易看出他的認罪是假的。我那天夜里同他住在一室，談話到深夜，以及以后幾次見面交談，我很滿意：不管老朋友表面上怎樣說，他的根本思想，即他的托洛茨基主義，仍舊沒有改變。他仍舊與我有共同的語言。例如，我們談到蘇共二十大，談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時，我說：「將來總有一天，史大林的玻璃棺材要從列寧墳墓中抬走的」。尹寬說：「不要他們自己抬走，要別人去抬走。」這是表明他比我更加反對史大林和史大林派，包含那些反對史大林的史大林派在內(nèi)。又如（那是一九五七年的事情），我們談起當時的反右派運動時，他說：「所謂『右派』，其實是擁護共產(chǎn)黨的，反對共產(chǎn)黨的人今天只會說恭維話，不會說批評話。」這些話都說得很好，都足以表明尹寬不管表面如何認罪，內(nèi)心上決不認為自己有罪。

　　尹寬在小組學習中，據(jù)同組的人告訴我，他采取了這種態(tài)度，即：認罪，但不說或少說自己的罪，而說別人的罪，他在小組會上氣憤地「揭發(fā)」彭述之和他那個組織是國民黨的特務。他舉出證據(jù)，說那次開「建黨大會」，很闊綽，會后還辦了酒席，大吃一頓。這些錢哪里來？還不是從國民黨特務機關拿來的？他還舉出一些他所接觸的社會人士，說這些人就是特務。他以為如此一說，既可以滿足共產(chǎn)黨的要求，又可以說明他尹寬不是特務。他的「揭發(fā)」還是有分寸的。他始終沒有說過王凡西、鄭超麟、蔣振東以及所謂「少數(shù)派」也是特務。他不像另一些人說所有托派都是特務！但尹寬這種發(fā)言是有害的。我知道了，特別去找他。勸告他不要在小組會上攻擊彭述之。他又在我面前說了彭述之許多壞話。我說：「這都是事實，但我們同彭述之之間的賬，將來有機會時再算，我們不應當在共產(chǎn)黨的監(jiān)牢內(nèi)同彭述之算賬�！顾终勂鸾h大會用的錢。我說：「這錢哪里來，我知道，我今天不告訴你，只要告訴你：這錢是清白的，與國民黨特務毫無關系�！乖瓉�，尹寬確實不知道彭述之開大會經(jīng)費的來源；他只設想決沒有人拿出這許多錢給中國托派開大會，因此只能作出特務出錢的結論。

　　彭述之開大會，為了彌補老同志不跟他走或少跟他走的缺陷，不惜費盡力氣從內(nèi)地鄉(xiāng)村把尹寬拉出來撐門面，并選他為中央委員兼宣傳部長，給他房子住，介紹他到甚么高等學校去教書，可是連大會經(jīng)費從哪里來也不肯告訴尹寬！

　　一九五七年四月底，我和尹寬又從第二看守所解到提籃橋監(jiān)獄去，在那里住了一夜，只為的去參觀五一節(jié)大會游行，沒有學習，參觀完就直接回第二看守所去了。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我們二人又去提籃橋監(jiān)獄集中，此次則是為了準備去上海以外參觀的，我們只在那里住了三天就回第二看守所去，因為臨時改變計劃，不要我們二人去參觀，別人都去了。先在上海本地參觀，然后去北京、去東北、去武漢，回到上海。他們還要學習，寫總結。我以后知道這件事，覺得不去很好；尹寬則提出抗議，責問為甚么不讓他去參觀？

　　大躍進時期，以及隨之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們都關在第二看守所。尹寬生病，常去監(jiān)獄的醫(yī)院（即市監(jiān)獄內(nèi)八號監(jiān)）療養(yǎng)。我沒有病或不知道自己有病，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間也被送往市監(jiān)獄醫(yī)院檢查身體，住十幾日回來，有意同尹寬錯開。一九六二年五六月間我又去醫(yī)院住十幾日，此次尹寬也在那里，我們就不錯開了。尹寬同別的犯人共居一室，我則仍舊獨居一室，我在那里的運動場上看見了尹寬，交換了幾句話。我們已經(jīng)有五年不見面了。他第一句話就說：「你現(xiàn)在變成小老頭！」尹寬先我回到第二所去。

　　我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離開第二看守所正式轉入上海市監(jiān)獄。尹寬不知何時轉去的。他關在八號監(jiān)，我關在五號監(jiān)，其它同案犯人則絕大部分關在一號監(jiān)。政府生怕我們二個老頭子病死。八號監(jiān)關的是病犯，他們有「營養(yǎng)飯」吃，即每星期有三頓，菜中放了一些肉片或肉絲，以后增加至每日一頓。五號監(jiān)四樓東部有幾個房間是康復的病人住的，也吃「營養(yǎng)飯」，我雖不是病人，也被照顧吃「營養(yǎng)飯」。我們這二個老頭子，生活是受照顧的，但居住是隔離的，我仍舊單人居住，不參加其它犯人的學習。

　　如此到了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日，政府又對托派犯人采取新的措施：全部集中到一號監(jiān)三樓，學習當時陸續(xù)發(fā)表的所謂「反修文件」。

　　我的衣物先由勞動犯拿到三樓上去，我本人在樓下等待甚么。人家不久帶我到監(jiān)長辦公室去。承辦單位的李科長和一個女秘書先在那里坐著。不久，尹寬走進來了，他比我先一步從八號監(jiān)調到這里來；在他背后又來了兩個犯人。我們四個人都尚未判刑。李科長訓了話，主要是安排生活和學習的。他說：我們四個人編為一個小組，住在三樓東部，每人一個房間，指定其中一人（當然不是尹寬，不是我）為小組召集人；四人輪流當記錄；政府要組織我們出去參觀，參觀回來要學習，要寫總結；以后還有其它的學習。他指著旁邊坐著一個矮子，告訴我們說：「你們生活上有甚么要求，可以向我們這位陸同志提出。」

　　李科長訓話后，我們就上三樓東部各人的房間去了。其中二人已經(jīng)定居在這里，我和尹寬是剛來的，我們的房間連接在一起，站在房口可以互相談話。此時，我們的衣物已經(jīng)放在各人房間里了。勞動犯小組長向陸主管報告，說尹寬的衣物中臭蟲很多，他們捉了一部分，尚未捉完；我的衣物中也有臭蟲，但比較少些。陸主管很重視此事，因為一號監(jiān)奪得了流動衛(wèi)生紅旗，高掛在監(jiān)長的辦公室內(nèi)；而我們二人是從別的監(jiān)調來的。不久之后，我們二人的臭蟲也消滅了。我們四個房間靠近前部，陸主管辦公的陽臺。我們這一案的犯人，不論已判的，未判的，都屬于寄押的性質，學習是公安局承辦單位直接掌握的，生活條件承辦單位也有權過問。有些看守曾告訴我們的同案犯人：「你們的事情，我們這里不能管，都要報告公安局�！挂虼耍信煞溉嗽谔峄@橋監(jiān)獄內(nèi)占據(jù)特殊地位：我們可以同案集中一起，別的犯人則是同案分開；我們時常出外參觀。別的犯人則不參觀或很少參觀。此時，提籃橋一號監(jiān)的犯人比較少，三樓東部前面還有二三個空房間，我們四個房間后面還有更多空房間，過去才有犯人，他們大多是三個人同住一個房間的。我們的同案犯已經(jīng)判決的，則關在同樓西部前面的幾個房間，他們約有十幾個人至二十人，也是三個人同住一個房間的。他們另編一個或二個小組。陸主管嚴格防止我們這二部分犯人互相接觸。每日下去空場「放風」時，總是西部的犯人排在隊首，東部的犯人排在隊尾，可以互相張望，但不能說話。到了出外參觀時，在汽車上，在行路中，在參觀地點，我們互相混合，可以說話了，但都在政府工作人員監(jiān)視之下，只能互相問好，說幾句不相干的話而已。我一句話不說，即使我要同西部的人說話，他們也不敢理我。

　　出外參觀約一個星期；參觀了甚么，我今天記不起來。我對于參觀毫無興趣。一次，在甚么工廠參觀了車間、機器、生產(chǎn)品等以后，到客廳長桌旁坐下聽廠里負責人報告本廠歷史和現(xiàn)狀，最后歡迎大家提出問題，刑期即將屆滿的謝公墨，忽然提出工資基金占生產(chǎn)總額的百分比，以及工人平均工資的問題，可是得不到回答，我?guī)啄陰状纬鋈⒂^，政府工作人員多方鼓勵我提出問題，我始終未提一個問題。我所感興趣的，不在于廠房、機器、產(chǎn)品之類，而在于生產(chǎn)的工人對于生產(chǎn)的管理和計劃究竟有多少發(fā)言權；剩余價值對可變資本的比率，即M/V，究竟是多少？而這一類問題是問不出來的，也是不該問的。

　　參觀以前，我們的小組就開會學習了。先是漫談，我提出我不能當記錄。尹寬問我：「你說甚么？」原來，在樓下監(jiān)長辦公室李科長訓話時，說四個人要輪流當記錄，這話尹寬沒有聽進去，現(xiàn)在弄清楚之后，他趕緊說：他也不能當記錄，「我自己發(fā)言也不能寫出，怎能記錄別人的發(fā)言呢？」以后小組長向陸主管匯報，就免除我們二個老頭子的記錄任務了。尹寬要求發(fā)給馬列的古典著作，說他學習會發(fā)言時是要「引經(jīng)據(jù)典」的。小組長說他身邊有一些馬列古典著作，可以借給我們看。

　　學習之外，關在各人房間內(nèi)，我和他也可以站在門口談話，自然沒有同住一個房間時那樣談得痛快。他說，他在獄中作了幾首舊詩詞；我說，我也作了幾首舊詩詞。于是我們二人各抄幾首交換著看。他的舊詩詞作得實在不高明，我同從前一樣老實告訴他：「你的詩詞，平仄不合，用韻也不對，完全不行�！褂谑撬麪庌q起來：為甚么要講平仄？為甚么不可以用今天的讀音為韻？我知道同他爭論下去是徒費口舌的。反之，他稱贊我的一首《絳都春》詞，說簡直像李后主做的。詞中有幾句：「憔悴，鬢皤腰瘦，幸方寸未亂，是非能理�！顾f他建議改一個字，即把「幸」字改為「恨」字。最后二句是「詞成付與秋墳，賺誰落淚！」他問我「秋墳」二字是甚么意思？我于是解釋給他聽�？傊�，他欣賞的是詞的內(nèi)容，我倒喜歡別人注意我的格律和韻腳。

　　以后，我們出去參觀。但參觀未完，有一天各人關在房間，他忽然從隔壁房間喊我：「超麟，我要死了！」我說：「胡說！」他說「心里慌�！褂谑切〗M長報告三樓看守，去找醫(yī)務犯張輔卿（廣慈醫(yī)院的外科主任）來，張輔卿帶他去獄內(nèi)醫(yī)院看病。我看見他跟著張輔卿走去的。不久勞動犯來收拾他的衣物，拿走了。我們知道他住到醫(yī)院去。過了幾天，醫(yī)院派人來給他居住的房間消毒。我想，尹寬死了！

　　參觀后期就沒有尹寬，參觀后的學習和總結也沒有尹寬，以后的反修文件學習也沒有尹寬。很可惜！我看出尹寬在此次學習中準備說許多的話。他經(jīng)過那么多年的沉思一定有許多話可說。我自己就是決定利用此次學習的機會把我這幾年形成的系統(tǒng)思想說出來的。我希望尹寬能夠聽到我的系統(tǒng)思想，也希望我能夠聽到尹寬的系統(tǒng)思想，可惜都不可能了。

　　我積極參加了反修文件的學習，從世界革命總路線起，通過一評、二評、……到十評為止。十評是在我們學習的過程中才發(fā)表的。學習完畢之后都要寫總結。我則把我的總結系統(tǒng)地寫成八萬五千字的小冊子，書名為《干部主義論》，交給承辦單位。

　　我認定尹寬已經(jīng)死了。監(jiān)獄管理很嚴，住院的犯人是死是活，無從知道。我寫了一首《感皇恩》詞「悼尹寬」。這詞，同我在獄中的約四百首舊詩詞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沒收了。出獄后我只追憶出約十分之一。這首悼尹寬的《感皇恩》詞，追憶不出來。為甚么用《感皇恩》調呢？因為辛棄疾悼他的好友朱熹的詞用的是這個調。朱熹死于「偽學之禁」時期，辛棄疾只能用隱晦的字句寫悼詞。

　　想不到我寫悼尹寬的詞時，尹寬未死。真是「東坡海外之謠」！我寫悼詞之后一年又四個月，即一九六五年十月，某一天，承辦單位李科長忽然到監(jiān)獄來，召集我們一案的所有犯人到一號監(jiān)門口集中，向我們宣布：政府決定釋放尹寬回家，明天就交給他的女兒帶去，現(xiàn)在特來讓我們同尹寬見一面。我吃了一驚：原來尹寬還未死！不久一個犯人用輪椅把尹寬推來了，大家走去同他握手，他都不認識，連蔣振東同他握手，他也不認識，但我上去握手時他卻認識了。李科長叫尹寬講話。顯然是準備好的話，他講出來還是有條理的。大意是說我們錯了，接著勸告我們好好改造，改造好，政府會釋放我們的，他就是現(xiàn)成的榜樣，等等。說了話之后，李科長便叫那個犯人把尹寬推回醫(yī)院去了。李科長然后叫我們每個人談感想。這事情是擺得很明白的，但誰敢把心里想到的話談出來呢？只好順著政府的意思談幾句。我有意留在最后談。

　　在我談話以前出現(xiàn)了一個插曲，即是同案犯人中最靠攏政府的，又自命為最聰明的藉云龍，在發(fā)言以前先問李科長：尹寬是釋放的呢，還是保外就醫(yī)的呢？我心里暗笑。我想，你這個聰明人為甚么要提出這個愚蠢問題！李科長反問他說：「你看呢？」籍云龍然后作出政府所希望的發(fā)言。

　　最后，我不能不說了。我說：「幾年前我曾對承辦單位派來提審的人說：張芬神經(jīng)失常，尹寬一身是病，關下去是要死的，這兩個人都有兒女，都有溫暖的家，應當放他們回家去。他們的病就會好了。張芬的刑期早已滿了，我不知道她現(xiàn)在怎樣。但今天你們釋放尹寬回家了，這正是我一向所希望的，雖然不一定是我?guī)啄昵暗囊蠼裉彀l(fā)生效力�！�

　　李科長沒有發(fā)牌氣，只冷冷地說道：「哼！你幾年前的要求！」「哼！你要尹寬釋放回家！」……

　　此時，我仍不參加小組學習，因之沒有為這幾句話受到批判。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對我斗爭時，也沒有提出我這日的發(fā)言作為罪狀。

　　李科長事先訓話時曾告訴我們：尹寬的女兒此次是從家鄉(xiāng)來「接見」尹寬的，我們告訴她政府明日釋放尹寬，讓她帶回家去，她著急起來，說帶來的路費不夠。我們說：「你放心，我們會派人同你一路送他回去的�！�

　　我斷定，尹寬回到家里就會死的，如果不是死在路上的話。我們無法打聽到尹寬的死活消息，因此每逢外調人員來問我尹寬的下落時，我總是說：尹寬死了，一九六五年就死了。

　　誰知此次我又錯了。尹寬回到家中，改變了生活條件，慢慢地好起來，能夠帶著孫子在屋外散步，再活兩年，到一九六七年才死，那時已到「史無前例」的時期，但他未曾挨斗，還來不及挨斗。一九八二年，我才同尹寬的家屬取得聯(lián)系。

　

作者: 千年一夢 時間: 2011-10-2 09:15
　我從尹寬的女兒還知道了一件事實，即是：李科長問她：「你父親回去生活有問題么？」她回答說：「我們家里養(yǎng)得起他的�！估羁崎L說：「那就好�！挂堉槭且粋€忠厚老實的人，她愁父親回家沒有路費，她又不愿靠政府出錢來養(yǎng)父親。尹寬倒想到出獄之后自己的生活問題。他問李科長：「我回家后生活怎么辦？」李科長說：「我已經(jīng)同你的女兒說好了�！挂鼘捇氐郊依�，才知道政府把他的生活完全交給他的兒女負責。在那「史無前例」的幾年，他雖來不及挨斗，但生活條件一天比一天惡劣下去，最后他感嘆家里的生活還不如市監(jiān)獄里的生活，但已無法可想了。這完全出于我想象之外。一九六七年，與其說他死于老病，寧可說他死于營養(yǎng)不良，死于饑餓！

　　如此完結了一個革命家的一生！他是上海三次武裝暴動的最高領導者之一，他領導和發(fā)展了山東省共產(chǎn)黨工作和群眾運動，他在革命失敗后主持了安徽省的共產(chǎn)黨工作，他寫了不少的宣傳和教育的文章，最后他帶動一部分共產(chǎn)黨員在大革命失敗后彷徨歧路時候毅然離開史大林主義的軌道而走上托洛茨基主義的軌道去，一直到死他還堅持著托洛茨基主義。不管他一生中有何缺點和錯誤，不管他晚年如何迫于形勢不得不委曲求全，尹寬在中國革命史上仍不失為一個值得人懷念的革命家。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注釋：

[1] 真實的名稱是「旅行圖書館」。見《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年第二十二期《一大前留法學生中無共產(chǎn)主義小組》一文所引陳公培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在法國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作者

[2] 此信「估計是一九二一年五月于克魯鄒發(fā)出的�！供ぉぁ饵h史研究資料》編者

[3] 這個「小青年」名鄧希賢，就是后來的鄧小平。──校者

[4] 此處所記有誤，劉仁靜被拒絕參加1929年9月召開的中國反對派第二次全國大會。為此他去信向托洛茨基申訴，此事見托洛茨基于1929年11月某日給劉仁靜的信。──校者

[5] 不是董某，他是葛崇鍔。──校者

[6] 陳獨秀出獄后，從武漢寫信給陳其昌等的信，也說：「關于彭和長子（按即尹寬）即使意見相同，我也誓不與之合作，況且意見相差甚遠�！供ぉぷ髡�

[7] 本節(jié)所述種種，讀者可參閱《雙山回憶錄》「監(jiān)獄進出」一章的末段與「《斗爭》創(chuàng)刊──『第三次入獄』」一章的首二段。──校者

（香港春燕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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