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原本是華籍作家，很大程度上，他視自由的創(chuàng)作氛圍為自己藝術最大的舒展。然而，他所經(jīng)歷的文革、專政、流放，卻是一日日讓他失去自己的理想的過程。他以難民的身份逃亡到法國并加入了法國國籍。今天，我就是帶著揣測“冷的文學”的心情來看他的作品《有只鴿子叫紅唇兒》。
我讀過不少高行健的作品，比如《靈山》，比如《一個人的圣經(jīng)》，在一部戲劇中，他把車站上各人無聊而彷徨卻無奈的聲音交織起來成為一曲和弦一般地演奏，那瑣碎和繁重之間透露出的反抗和失魂落魄深深打動了我，從此，這樣一段和弦，我再也不可能忘記。
今天，我同樣是懷著看他那描繪動亂和瘋狂中的人們的無奈的心情來讀《有只鴿子叫紅唇兒》的，那些孩子抗爭而又彷徨的形象，合奏出一段空谷回響。那是對一個時代的抗議，那是對一個喪失人倫理性的叛逆，那是一個對理想主義世界的追求。我記得余華在《兄弟》封底上說，從一個狂熱的崇拜主義到物質泛濫精神淪喪的年代，歐洲用了四五百年才實現(xiàn)，而我們四五十年就完成了。
文學創(chuàng)作的真正意義，自始至終貫穿在高的小說和戲劇創(chuàng)作中，他生于斯長于斯的中國大陸，是那么具有文學素材的地方，在這個國度也產(chǎn)生了從先秦時期一直到清末民初形形色色的叛逆的人物。然而，我們的大陸卻也始終產(chǎn)生了壓制和反壓制的不和諧音，這樣的聲音在時局動蕩時便非常清楚。高行健說：“一個人不可能成為神，更別說替代上帝，由超人來主宰這個世界，只能把這世界攪得更亂，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個世紀，人為的災難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紀錄。形形色色的超人，號稱人民的領袖、國家的元首、民族的統(tǒng)帥，不惜動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絕非是一個極端自戀的哲學家那一番瘋話可以比擬的。我不想濫用這文學的講壇去奢談政治和歷史，僅僅藉這個機會發(fā)出一個作家純然個人的聲音�！�
我們希望寬容的是時代，因為沒有寬容的時代已經(jīng)給我們造成了太大的損失。茨威格曾經(jīng)提到希特勒時代的德國，納粹的錦旗——“覺醒吧，德意志”，令人崇拜的《我的奮斗》，和他動輒使用的“母親”一類字眼去描述國家和政權。因為這種因素的驅使，“祖國的召喚總是對的”的觀念瘋狂蔓延，知識分子的批判思維方式被剿滅了。
2000年，高行健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不認為那是反華勢力影響，因為我感覺，只有他似乎是這個時代最接近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華人作家，與歐美本身的風格如出一轍。而那些曾經(jīng)抨擊他的人，似乎反駁都顯得無力，沒有寬容的眼光來看，一切都顯得很蒼白。
對作家來說，面對真實與否，不僅僅是個創(chuàng)作方法的問題，同寫作的態(tài)度也密切相關。筆下是否真實同時也意味下筆是否真誠，在這里，真實不僅僅是文學的價值判斷，也同時具有倫理的涵義。作家并不承擔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將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盡展示，同時也將自我袒裎無遺，連人內心的隱秘也如是呈現(xiàn)，真實之于文學，對作家來說，幾乎等同于倫理，而且是文學至高無上的倫理。
然而，無論時光流逝如何匆匆，《有只鴿子叫紅唇兒》無論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還是在我們今天都有永恒的意義。也許真正的理想主義在90年代已經(jīng)消失殆盡，但是為了理想而付出的人卻時時刻刻都在產(chǎn)生。也許蕭蕭的一句話足以說明一切：多少年后，我們都是會死的，但是每當我想到總有人在為自己所愛的事業(yè)而奮斗的時候，我就會很高興。
讓我們祝福你心中那只理想的鴿子吧
（該書在復大學文科圖書館有很多）
高行健原本是華籍作家，很大程度上，他視自由的創(chuàng)作氛圍為自己藝術最大的舒展。然而，他所經(jīng)歷的文革、專政、流放，卻是一日日讓他失去自己的理想的過程。他以難民的身份逃亡到法國并加入了法國國籍。今天，我就是帶著揣測“冷的文學”的心情來看他的作品《有只鴿子叫紅唇兒》。
我讀過不少高行健的作品，比如《靈山》，比如《一個人的圣經(jīng)》，在一部戲劇中，他把車站上各人無聊而彷徨卻無奈的聲音交織起來成為一曲和弦一般地演奏，那瑣碎和繁重之間透露出的反抗和失魂落魄深深打動了我，從此，這樣一段和弦，我再也不可能忘記。
今天，我同樣是懷著看他那描繪動亂和瘋狂中的人們的無奈的心情來讀《有只鴿子叫紅唇兒》的，那些孩子抗爭而又彷徨的形象，合奏出一段空谷回響。那是對一個時代的抗議，那是對一個喪失人倫理性的叛逆，那是一個對理想主義世界的追求。我記得余華在《兄弟》封底上說，從一個狂熱的崇拜主義到物質泛濫精神淪喪的年代，歐洲用了四五百年才實現(xiàn)，而我們四五十年就完成了。
文學創(chuàng)作的真正意義，自始至終貫穿在高的小說和戲劇創(chuàng)作中，他生于斯長于斯的中國大陸，是那么具有文學素材的地方，在這個國度也產(chǎn)生了從先秦時期一直到清末民初形形色色的叛逆的人物。然而，我們的大陸卻也始終產(chǎn)生了壓制和反壓制的不和諧音，這樣的聲音在時局動蕩時便非常清楚。高行健說：“一個人不可能成為神，更別說替代上帝，由超人來主宰這個世界，只能把這世界攪得更亂，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個世紀，人為的災難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紀錄。形形色色的超人，號稱人民的領袖、國家的元首、民族的統(tǒng)帥，不惜動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絕非是一個極端自戀的哲學家那一番瘋話可以比擬的。我不想濫用這文學的講壇去奢談政治和歷史，僅僅藉這個機會發(fā)出一個作家純然個人的聲音。”
我們希望寬容的是時代，因為沒有寬容的時代已經(jīng)給我們造成了太大的損失。茨威格曾經(jīng)提到希特勒時代的德國，納粹的錦旗——“覺醒吧，德意志”，令人崇拜的《我的奮斗》，和他動輒使用的“母親”一類字眼去描述國家和政權。因為這種因素的驅使，“祖國的召喚總是對的”的觀念瘋狂蔓延，知識分子的批判思維方式被剿滅了。
2000年，高行健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不認為那是反華勢力影響，因為我感覺，只有他似乎是這個時代最接近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華人作家，與歐美本身的風格如出一轍。而那些曾經(jīng)抨擊他的人，似乎反駁都顯得無力，沒有寬容的眼光來看，一切都顯得很蒼白。
對作家來說，面對真實與否，不僅僅是個創(chuàng)作方法的問題，同寫作的態(tài)度也密切相關。筆下是否真實同時也意味下筆是否真誠，在這里，真實不僅僅是文學的價值判斷，也同時具有倫理的涵義。作家并不承擔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將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盡展示，同時也將自我袒裎無遺，連人內心的隱秘也如是呈現(xiàn)，真實之于文學，對作家來說，幾乎等同于倫理，而且是文學至高無上的倫理。
然而，無論時光流逝如何匆匆，《有只鴿子叫紅唇兒》無論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還是在我們今天都有永恒的意義。也許真正的理想主義在90年代已經(jīng)消失殆盡，但是為了理想而付出的人卻時時刻刻都在產(chǎn)生。也許蕭蕭的一句話足以說明一切：多少年后，我們都是會死的，但是每當我想到總有人在為自己所愛的事業(yè)而奮斗的時候，我就會很高興。
讓我們祝福你心中那只理想的鴿子吧
（該書在復大學文科圖書館有很多）
高行健原本是華籍作家，很大程度上，他視自由的創(chuàng)作氛圍為自己藝術最大的舒展。然而，他所經(jīng)歷的文革、專政、流放，卻是一日日讓他失去自己的理想的過程。他以難民的身份逃亡到法國并加入了法國國籍。今天，我就是帶著揣測“冷的文學”的心情來看他的作品《有只鴿子叫紅唇兒》。
我讀過不少高行健的作品，比如《靈山》，比如《一個人的圣經(jīng)》，在一部戲劇中，他把車站上各人無聊而彷徨卻無奈的聲音交織起來成為一曲和弦一般地演奏，那瑣碎和繁重之間透露出的反抗和失魂落魄深深打動了我，從此，這樣一段和弦，我再也不可能忘記。
今天，我同樣是懷著看他那描繪動亂和瘋狂中的人們的無奈的心情來讀《有只鴿子叫紅唇兒》的，那些孩子抗爭而又彷徨的形象，合奏出一段空谷回響。那是對一個時代的抗議，那是對一個喪失人倫理性的叛逆，那是一個對理想主義世界的追求。我記得余華在《兄弟》封底上說，從一個狂熱的崇拜主義到物質泛濫精神淪喪的年代，歐洲用了四五百年才實現(xiàn)，而我們四五十年就完成了。
文學創(chuàng)作的真正意義，自始至終貫穿在高的小說和戲劇創(chuàng)作中，他生于斯長于斯的中國大陸，是那么具有文學素材的地方，在這個國度也產(chǎn)生了從先秦時期一直到清末民初形形色色的叛逆的人物。然而，我們的大陸卻也始終產(chǎn)生了壓制和反壓制的不和諧音，這樣的聲音在時局動蕩時便非常清楚。高行健說：“一個人不可能成為神，更別說替代上帝，由超人來主宰這個世界，只能把這世界攪得更亂，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個世紀，人為的災難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紀錄。形形色色的超人，號稱人民的領袖、國家的元首、民族的統(tǒng)帥，不惜動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絕非是一個極端自戀的哲學家那一番瘋話可以比擬的。我不想濫用這文學的講壇去奢談政治和歷史，僅僅藉這個機會發(fā)出一個作家純然個人的聲音。”
我們希望寬容的是時代，因為沒有寬容的時代已經(jīng)給我們造成了太大的損失。茨威格曾經(jīng)提到希特勒時代的德國，納粹的錦旗——“覺醒吧，德意志”，令人崇拜的《我的奮斗》，和他動輒使用的“母親”一類字眼去描述國家和政權。因為這種因素的驅使，“祖國的召喚總是對的”的觀念瘋狂蔓延，知識分子的批判思維方式被剿滅了。
2000年，高行健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不認為那是反華勢力影響，因為我感覺，只有他似乎是這個時代最接近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華人作家，與歐美本身的風格如出一轍。而那些曾經(jīng)抨擊他的人，似乎反駁都顯得無力，沒有寬容的眼光來看，一切都顯得很蒼白。
對作家來說，面對真實與否，不僅僅是個創(chuàng)作方法的問題，同寫作的態(tài)度也密切相關。筆下是否真實同時也意味下筆是否真誠，在這里，真實不僅僅是文學的價值判斷，也同時具有倫理的涵義。作家并不承擔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將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盡展示，同時也將自我袒裎無遺，連人內心的隱秘也如是呈現(xiàn)，真實之于文學，對作家來說，幾乎等同于倫理，而且是文學至高無上的倫理。
然而，無論時光流逝如何匆匆，《有只鴿子叫紅唇兒》無論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還是在我們今天都有永恒的意義。也許真正的理想主義在90年代已經(jīng)消失殆盡，但是為了理想而付出的人卻時時刻刻都在產(chǎn)生。也許蕭蕭的一句話足以說明一切：多少年后，我們都是會死的，但是每當我想到總有人在為自己所愛的事業(yè)而奮斗的時候，我就會很高興。
讓我們祝福你心中那只理想的鴿子吧
（該書在復大學文科圖書館有很多）
高行健原本是華籍作家，很大程度上，他視自由的創(chuàng)作氛圍為自己藝術最大的舒展。然而，他所經(jīng)歷的文革、專政、流放，卻是一日日讓他失去自己的理想的過程。他以難民的身份逃亡到法國并加入了法國國籍。今天，我就是帶著揣測“冷的文學”的心情來看他的作品《有只鴿子叫紅唇兒》。
我讀過不少高行健的作品，比如《靈山》，比如《一個人的圣經(jīng)》，在一部戲劇中，他把車站上各人無聊而彷徨卻無奈的聲音交織起來成為一曲和弦一般地演奏，那瑣碎和繁重之間透露出的反抗和失魂落魄深深打動了我，從此，這樣一段和弦，我再也不可能忘記。
今天，我同樣是懷著看他那描繪動亂和瘋狂中的人們的無奈的心情來讀《有只鴿子叫紅唇兒》的，那些孩子抗爭而又彷徨的形象，合奏出一段空谷回響。那是對一個時代的抗議，那是對一個喪失人倫理性的叛逆，那是一個對理想主義世界的追求。我記得余華在《兄弟》封底上說，從一個狂熱的崇拜主義到物質泛濫精神淪喪的年代，歐洲用了四五百年才實現(xiàn)，而我們四五十年就完成了。
文學創(chuàng)作的真正意義，自始至終貫穿在高的小說和戲劇創(chuàng)作中，他生于斯長于斯的中國大陸，是那么具有文學素材的地方，在這個國度也產(chǎn)生了從先秦時期一直到清末民初形形色色的叛逆的人物。然而，我們的大陸卻也始終產(chǎn)生了壓制和反壓制的不和諧音，這樣的聲音在時局動蕩時便非常清楚。高行健說：“一個人不可能成為神，更別說替代上帝，由超人來主宰這個世界，只能把這世界攪得更亂，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個世紀，人為的災難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紀錄。形形色色的超人，號稱人民的領袖、國家的元首、民族的統(tǒng)帥，不惜動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絕非是一個極端自戀的哲學家那一番瘋話可以比擬的。我不想濫用這文學的講壇去奢談政治和歷史，僅僅藉這個機會發(fā)出一個作家純然個人的聲音�！�
我們希望寬容的是時代，因為沒有寬容的時代已經(jīng)給我們造成了太大的損失。茨威格曾經(jīng)提到希特勒時代的德國，納粹的錦旗——“覺醒吧，德意志”，令人崇拜的《我的奮斗》，和他動輒使用的“母親”一類字眼去描述國家和政權。因為這種因素的驅使，“祖國的召喚總是對的”的觀念瘋狂蔓延，知識分子的批判思維方式被剿滅了。
2000年，高行健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不認為那是反華勢力影響，因為我感覺，只有他似乎是這個時代最接近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華人作家，與歐美本身的風格如出一轍。而那些曾經(jīng)抨擊他的人，似乎反駁都顯得無力，沒有寬容的眼光來看，一切都顯得很蒼白。
對作家來說，面對真實與否，不僅僅是個創(chuàng)作方法的問題，同寫作的態(tài)度也密切相關。筆下是否真實同時也意味下筆是否真誠，在這里，真實不僅僅是文學的價值判斷，也同時具有倫理的涵義。作家并不承擔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將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盡展示，同時也將自我袒裎無遺，連人內心的隱秘也如是呈現(xiàn)，真實之于文學，對作家來說，幾乎等同于倫理，而且是文學至高無上的倫理。
然而，無論時光流逝如何匆匆，《有只鴿子叫紅唇兒》無論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還是在我們今天都有永恒的意義。也許真正的理想主義在90年代已經(jīng)消失殆盡，但是為了理想而付出的人卻時時刻刻都在產(chǎn)生。也許蕭蕭的一句話足以說明一切：多少年后，我們都是會死的，但是每當我想到總有人在為自己所愛的事業(yè)而奮斗的時候，我就會很高興。
讓我們祝福你心中那只理想的鴿子吧
（該書在復大學文科圖書館有很多）
高行健原本是華籍作家，很大程度上，他視自由的創(chuàng)作氛圍為自己藝術最大的舒展。然而，他所經(jīng)歷的文革、專政、流放，卻是一日日讓他失去自己的理想的過程。他以難民的身份逃亡到法國并加入了法國國籍。今天，我就是帶著揣測“冷的文學”的心情來看他的作品《有只鴿子叫紅唇兒》。
我讀過不少高行健的作品，比如《靈山》，比如《一個人的圣經(jīng)》，在一部戲劇中，他把車站上各人無聊而彷徨卻無奈的聲音交織起來成為一曲和弦一般地演奏，那瑣碎和繁重之間透露出的反抗和失魂落魄深深打動了我，從此，這樣一段和弦，我再也不可能忘記。
今天，我同樣是懷著看他那描繪動亂和瘋狂中的人們的無奈的心情來讀《有只鴿子叫紅唇兒》的，那些孩子抗爭而又彷徨的形象，合奏出一段空谷回響。那是對一個時代的抗議，那是對一個喪失人倫理性的叛逆，那是一個對理想主義世界的追求。我記得余華在《兄弟》封底上說，從一個狂熱的崇拜主義到物質泛濫精神淪喪的年代，歐洲用了四五百年才實現(xiàn)，而我們四五十年就完成了。
文學創(chuàng)作的真正意義，自始至終貫穿在高的小說和戲劇創(chuàng)作中，他生于斯長于斯的中國大陸，是那么具有文學素材的地方，在這個國度也產(chǎn)生了從先秦時期一直到清末民初形形色色的叛逆的人物。然而，我們的大陸卻也始終產(chǎn)生了壓制和反壓制的不和諧音，這樣的聲音在時局動蕩時便非常清楚。高行健說：“一個人不可能成為神，更別說替代上帝，由超人來主宰這個世界，只能把這世界攪得更亂，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個世紀，人為的災難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紀錄。形形色色的超人，號稱人民的領袖、國家的元首、民族的統(tǒng)帥，不惜動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絕非是一個極端自戀的哲學家那一番瘋話可以比擬的。我不想濫用這文學的講壇去奢談政治和歷史，僅僅藉這個機會發(fā)出一個作家純然個人的聲音�！�
我們希望寬容的是時代，因為沒有寬容的時代已經(jīng)給我們造成了太大的損失。茨威格曾經(jīng)提到希特勒時代的德國，納粹的錦旗——“覺醒吧，德意志”，令人崇拜的《我的奮斗》，和他動輒使用的“母親”一類字眼去描述國家和政權。因為這種因素的驅使，“祖國的召喚總是對的”的觀念瘋狂蔓延，知識分子的批判思維方式被剿滅了。
2000年，高行健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不認為那是反華勢力影響，因為我感覺，只有他似乎是這個時代最接近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華人作家，與歐美本身的風格如出一轍。而那些曾經(jīng)抨擊他的人，似乎反駁都顯得無力，沒有寬容的眼光來看，一切都顯得很蒼白。
對作家來說，面對真實與否，不僅僅是個創(chuàng)作方法的問題，同寫作的態(tài)度也密切相關。筆下是否真實同時也意味下筆是否真誠，在這里，真實不僅僅是文學的價值判斷，也同時具有倫理的涵義。作家并不承擔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將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盡展示，同時也將自我袒裎無遺，連人內心的隱秘也如是呈現(xiàn)，真實之于文學，對作家來說，幾乎等同于倫理，而且是文學至高無上的倫理。
然而，無論時光流逝如何匆匆，《有只鴿子叫紅唇兒》無論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還是在我們今天都有永恒的意義。也許真正的理想主義在90年代已經(jīng)消失殆盡，但是為了理想而付出的人卻時時刻刻都在產(chǎn)生。也許蕭蕭的一句話足以說明一切：多少年后，我們都是會死的，但是每當我想到總有人在為自己所愛的事業(yè)而奮斗的時候，我就會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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