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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彈炸五大臣時，正值慶親王奕劻秉權期間，其黨羽如耆善、良弼、載洵、鐵良、萌昌等等，都握有生殺予奪之重權。當政貪婪，群小囂囂，斂錢的名目，也越來越多。如當時江蘇的上海道臺，每年須貢銀十萬兩，名目是太后的脂粉費，各省若撫臺以下，藩、臬兩使，到位即須交納五萬元，喚作衣料金……至剝無可剝時，索性大開賄賂之名，公開標價售官，若知縣五千元，則知府一萬元，按官職上升而遞增，只要錢財充足，烏龜強盜也可即刻上任，行政終于窳敗到不可收拾，要說清廷的覆滅，在其自身，慶親王也真是一個拆臺的大主角�。�
專制政權日漸腐惡，更不會和平過渡到民主時代，以其機制體系先天排斥異己。即晚清龐大的官僚機器而言，不是一個一般含義的階層，而是一個壟斷權力的結構，它不會給社會上任何非吾族類的勢力放權，也不會給其階層內的異己分子讓出半分權力，統(tǒng)一權利和緊握權力是帝王專制的傳統(tǒng)。在其本心深處，問題不是什么國家、國族，也不是什么道德、道統(tǒng)，當然，更不會是什么人的價值，而是權力，這是它實施專制暴虐，無法無天的真正基礎。
清末民初，人民所受壓抑，業(yè)已達于極點，而大眾的生活情形又如何呢？國人中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神經混沌的多數(shù)馴奴既呻吟叫喚于無地，又視威權炎赫之專制魔王若神圣不可侵犯，而己身的膏血日漸干枯以至于無；當智識先進被綁入法場，猶蚩蚩嬉笑作壁上之觀，索解不得，則以為其人神志未昏，利益不獲，何以不惜七尺身軀而與袞袞高官相抗衡？積代的壓抑，令其猶如傀儡，即便不受直接卡壓，亦會自動爭做奴才，既是弱者，又為畜類，面對本國的專制，外國的侵迫，顯示出既愚且怯，既劣且蠻的丑陋面貌。即在智識階層，也有不少人“待斃可憐還束手，圖榮不恥盡低頭”（徐自華詩），隨波逐流，毫無是非可言！清廷的顢頇治世者其政治密碼又屬麻將之道，沒有雙贏的內在肌質，有的只是“自己糊不了，也不準別人糊”的劣質文化，表現(xiàn)出對外死要面子，對內不要良心的血腥人格，李叔同的友人曾寫了一首感切時事的詩給他“天子重紅毛，洋文教爾曹。萬般皆上品，惟有讀書糟。”（見《天津文史資料選輯》59卷，36頁）時在1900年前后。而當短期內不能改變民族氣質之際，時勢自然要求智識先進必須在短期內對國家前途發(fā)展作出回應，民氣既樂觀可言，奮進而起，從事狙擊暗殺，以期陡然連續(xù)震動，也就是他們求索民主，改善國族劣質的歷史任務。歷史機緣中定格的種種事實，證明了這批知識分子中的英豪烈士，確為國人中不可多得的賢人精英，是最有頭腦的優(yōu)秀分子，其余則不必寄予什么期望。
東晉及南朝人名喜采虛詞，顯出一種優(yōu)裕來，若王羲之、王凝之、王獻之、劉牢之、顧愷之、裴松之、顏延之等等；宋代人名字多顯出其心理的老態(tài)，好用老、叟、長、晚字樣，若省事老人（朱翌 ）、華光長老（仲仁，畫家），柳耆卿，穆伯長（修），王魯翁，慶湖遺老（賀鑄），葦溪翁（趙鼎臣），劉中叟（劉次莊），懶拙老人（米友仁）等，不一而足。斯皆風氣使然。到清末民初，革命人物的名號則多慷慨負氣，其名號仿佛目力四射的巨眼，顧盼之間有一種獨在的神力，如勇立、非非、俠少（呂志伊）、鐵錚（雷昭性）、鋤非（劉道一）、鴻飛（張鐘瑞）、迅行（魯迅），而其所著文章篇名也多如此，總有一種高亢悲郁的內力外彈。柳亞子因懷抱反清壯志而命詩集為《磨劍室集》，英年犧牲的青年作家吳越，就把他的作品命名為《血花集》。
吳越烈士是安徽桐城人，字孟俠，生于1878年，他的鄉(xiāng)人前輩方以智、錢澄之、孫麻山輩都是揭橥民族大義、抱節(jié)不屈的智識先進。這里又是人文薈萃之鄉(xiāng)。碑傳上說他“性和平、貌俊美，少讀私塾，天資敏慧”。（《精稗類鈔》會黨編）也稱他“品學頗高，恒以暗殺黨之先鋒自任”。他委實是美辭氣，有風儀，如孤松一樣獨立的漢子。1902年考入保定高等師范學堂。求學期間學業(yè)大進，思想更加開放，曾組織國民教育會支部，并創(chuàng)辦《直隸白話報》。1905年在北京正式參加了楊守仁等組織的北方暗殺團，他交友非常慎重，非知以心，往往終日相對無語。與他披肝瀝膽，許為生死之交的義俠之士，都先后犧牲了，他的至交陳天華蹈海犧牲，汪熔殉難于庚子漢口戰(zhàn)役，施從云就義于灤州獨立之役。1905年上半年，寫了慷慨盤郁，激昂悲壯的《暗殺時代》。但這篇篇幅當長的現(xiàn)代奇文在他犧牲后兩年，才正式發(fā)表在《民報》1907年四月增刊《天討》上面，就此文觀之，可見他決意犧牲早已蓄之有素，洵非一時之沖動。他最主要的暗殺目標，是清廷的得力鷹犬，江寧將軍、陸軍部尚書鐵良。為此，特赴東北，與他的知交遼東大俠張榕密議。
張榕字蔭華，祖籍山東，生長于遼寧撫順，善騎射，精劍術。弱冠之年，考入京師大學學習。后返遼東謀獨立，在民間影響甚深。他的家境富裕，但以運動革命故，傾家資大半。常居北京策反清廷官吏，多無效。轉而在學術界求志士，因與吳越成至交。
他同時又與青年翻譯家潘智遠友善，研習俄文至精熟。他二人見面后，即南下保定，分三次謀刺鐵良。1904年冬，鐵良南下搜括民脂民膏，他們跟蹤刺殺，未遂；1905年春，鐵良視察保定高等學堂，他們伺機近距離槍擊，但鐵良臨時變卦未赴講演；稍后赴北京，也一直未獲機會。此時，革命黨人趙聲應孫中山先生之召，南下行動，口占四絕贈吳越，詩風蒼涼悲壯，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意思在內，吳越也授筆覆書一封送趙聲，以其“逆想將來之幻境”，及“大軍北上之日”，故謂“明知此為永訣之期，而不為之悲傷流涕也。某之念念固在君君請勿某為念……責任為巨，一日不達目的，即一日不得辭其難。”磊落慘厲，赤忱可見。他在北京住桐城會館，鄉(xiāng)人以為他來投考大學，殊不知攜有重大使命。此時恰值清廷假立憲之名，拖延時間，伺機向革命黨反撲，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吳越當機立斷，改變刺殺鐵良計劃為彈炸五大臣。事先與秋瑾商量，至前門火車站踩點,后秋瑾先回南方籌備,吳越寫有了一紙遺囑交她收存，其中說：“不成功，便成仁。不達目的，誓不生還�！�
五大臣者：鎮(zhèn)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中右丞紹英。1905年9月24日（農歷7月26日），五大臣自正陽門車站登車，吳越化裝為仆叢。為著貼近五大臣，“提衣包欲登花車，為衛(wèi)兵所阻。適因接駁車輛，車身猛退，而所攜之炸彈，撞針受震，未及拋擲，轟然一聲，血花鐵片，飛濺人叢，烈士已腸穿肢斷，面目模糊，盡其黨人最后之義務矣。惜乎所謂清之五大臣者，受傷而未死�！保ā缎梁ト宋锉畟骷�，95頁）當時的炸彈技術含量低，行李車與車廂掛接，車廂猛然震動，炸彈即被引爆。此次爆炸，當場炸死三人。載澤、徐世昌略受輕傷，紹英傷勢較重。戴鴻慈因有仆人王是春在前頸受輕傷,頂帶花翎皆被削去。
血雨硝煙，迷蒙燕市，烈士殉國之際，年僅二十六歲。摯友趙聲（字伯先）得噩耗，大慟曰：“天乎！喪吾良友。”柳亞子說：“
吳越一擊，鼠首未殉，而鸞翮先鎩，至今談者酸鼻。”（《磨劍室文錄》，267頁）
陳其美先生以詩哭之：
烈士是以起,殺賊紅塵里。
一擊天地崩,余響復振耳。
憤東未及展,武士不暇威。
丑類四方竄,血肉風雨飛。
賊膽一已破,君軀一已殞。
不惜一士命,惟于戒來軫。
又云
我愛吳夫子,視死忽如歸。
慷慨赴大義,初陽生光輝。
志士赫然怒,有家且不顧。
使吳君而在,執(zhí)鞭所欣慕。
秋瑾詩云：
皖中志士名吳越，百煉剛腸如火熱。
報仇直以酬祖宗，殺賊計先除羽翼。
爆裂同拼殲賊臣，男兒愛國已忘身。
可憐懵懵天竟瞽，致使英雄志未伸。
電傳噩耗風潮聳，同志相顧皆色動。
打破從前奴隸關，驚回大地繁華夢……
趙聲先前贈他的詩中嘗有句云：“杯酒發(fā)揮豪氣盡，笑聲如帶哭聲多�！薄按蠛妙^顱拼一擲，太空追攫國民魂。”堅絕英颯，食其慧者，實在后人。吳越烈士犧牲后，遺骸葬在安慶大觀亭旁山岡上。孫中山先生題書“浩氣長存”。秋瑾為之痛哭招魂，說他“百煉剛腸如火熱”。他的詩文清廷實深畏懼，因多銷毀。現(xiàn)僅有十四篇傳世。而《暗殺時代》是其中份量最重者。烈士之行為在當時之所以不啻是一聲聲驚天動地的獅子吼，而與一般社會匹夫奮衿、江湖聯(lián)群相形高下懸殊，乃因其不但執(zhí)冷熱武器，決疣潰癰，更早已將深刻思想懸之露布，達之飛檄，使世間有情，恍然驚覺。
《暗殺時代》是清末民初為著正義的暗殺，最為詳審、精密、辯證、全面的一篇論著，并且具有極可操作的指導意義。其文之所作，又有得天下豪杰相與扶持砥礪之意。它的風格，既有磅礴雄放，豪健遒勁的陽剛之美，又郁積著激憤悲愴的深悲大痛，字字千鈞，仿佛貫穿太空隱隱不息的沉雄低吼的雷霆之聲。析理明如水鏡鑒物，結論則似順勢運斤，就事物的本質原委抉明正義，而條畫出搶救之道。其志可嘉，其風可慕，全篇冶議論情感于一爐，文采斐然可觀。中國近代第一流的學者章太炎先生在《討滿州檄》中嘗指出清廷十二大罪狀，說他們“傳嗣九葉，兇德相仍”，《暗殺時代》則進一步發(fā)揮。
全篇近兩萬字，分十四節(jié)，分別是：序言，暗殺時代，暗殺主義，復仇主義，革命主義，揭鐵良之罪狀，殺鐵良之原因，殺鐵良之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復妻書，與妻書，與章太炎書，與同志某君書。
其魄力之雄偉，真足以推倒一世豪杰，開拓萬古心胸。
自序一節(jié)先敘述他早年的求學經歷及童年生活。談到他弱冠以后飄然北上，所交游者多官方人士及幕僚，也曾動過功名之念，尚不知身在“奴隸叢中”，不久得讀鄒容、孫中山等人著作及大量革命報刊，意念始漸大變；要振起癱瘓的中國，須“清其源而絕其流”，提出“暗殺為因，革命為果”之命題，其中并已指明殺鐵良是為了除去奴役人民的那拉氏之助動力。經精心謀劃，槍彈俱購獲，近期即為發(fā)軔之始，為使暗殺成為實事而非虛文，他就要行動了，“予愿予死后，化一我為千萬我”。第二篇《暗殺時代》痛陳停留口頭上革命之無益，而清廷的封報館、禁新書、殺學生、拿黨人等迫害方式卻越發(fā)出格了。如仍不見興問罪之師，則所失不可估量。他又比較西洋、東洋之革命方式，覺得由暗殺始，并過渡到革命時代，正當其時。
第三篇《暗殺主義》，討論譚嗣同的觀點，認為大軍未起之時，任俠這種方式，確可獲得伸民氣、倡勇敢的奇驗大效，而“國族之民氣，其渙散不伸，至于斯極�！薄叭魸M酋之于生死安危，自較他人視之為尤重，亦以彼等向居長林豐草之間，毛衣肉食，射獵為生，一旦闖入中原，奪其子女玉帛而有之，于是欲生惡死、棄危就安之態(tài)，自往來于腹中�！倍禋⒅饝亓σ布丛诖�，使其恐怖而收斂其所欲為，殺一儆百，效果自可推想。第四篇《復仇主義》、開頭討論軍事辯證法及用兵之道，孤軍深入敵人腹部，為兵家大忌，故善用兵者，于先遣及后備力量考慮周詳。以此譬暗殺，則“暗殺者，吾黨之戰(zhàn)兵也。復仇者，吾黨之援兵也�！彼稚顟n暗殺之戰(zhàn)士多不能全身以退，故須援兵“轉敗為勝”。然后，他通過數(shù)學的邏輯推衍，證明此二者之間相互依托的辯正關系及重要性。
第五篇《革命主義》，指陳清廷的狡猾貪婪，說明革命對于國人正常人權恢復的重要性所在，特別提到清廷早先的濫殺無辜到今日的賠款割地是一脈貫之的。六、七、八篇認為鐵良大罪可名者有五：“斂民財、練旗兵、剿民黨、偵疆吏、強警察”，均為深文周納的亡國奴民政策，殺鐵良因為他是當時國人的心腹大患。這樣念念不忘殺鐵良者，“豈逆賊鐵良一人于予有私怨乎？曰否，否�！闭嬲哪康氖窃趪宓那巴�。至于暗殺的效果，“天下未有無原動力，而有反動力者。蓋反動力為果，原動力為因。”外力越大，則反彈越大，作者從物理學原理詳加探討，“每以外界之風潮，醒大漢之酣夢，遂使清政府之制我之毒手段，一一揭于我同志之心目中，而反對之心，遂萌于內”。專制達于極點，反彈亦將達于極點，這是社會生理的規(guī)律。
第九篇《敬告我同志》，贊揚俄國早期革命黨的激烈，援以說明建設來自破壞，平和來自激烈。并舉中醫(yī)看病的原因，如熱病，先以苦寒祛邪，然后補以參芩。卻決不能先施補劑，以防熱邪不出矣。中國久處專制，有如熱病重且大，如不破壞（苦寒之方劑）而先建設（補劑），必將失利而得害。因此希望同志不把建設平和拿來作一己畏死怕痛的美飾名詞。第十篇《敬告我同胞》，對民眾致以深切的關注，哀其不幸，亦怒其不爭，希望人們能夠盡快醒來，“此固我同志諸君所日夜呼號，犧牲性命，以求遂此區(qū)區(qū)之希望者”。又說“吾最親之同胞，吾最愛之同胞，其甘為人詈而自居賤種乎？”民眾懂得了雪恥的必要及意義，則“吾雖為吾同胞百死而亦甘心矣�！币黄煺�，一片大義，一片血忱！讀之催人淚下難禁。
第十一篇《復妻書》，再次強調一己之犧牲，目的在為同胞請命。尤其“益恨專制之流毒，而使我同胞幾無一人能自由矣”。決非為自我報私仇，希望他妻子亦有這種愛國精神，如果“子若志不在此，則人間之富貴安樂，自可操券而得之，亦以子之年華才貌足以相當矣”。意在盡為人夫者應盡之責。第十二篇《與妻書》為平生最后一封家書，詳細討論生與死的哲學意義。貪生怕死之輩不管活得多長久，與秋蟬朝菌無甚區(qū)分，且吃且睡的人生“多壽有何所用？雖如彭祖，亦不過飲食之較多于人”。就生死問題多側面比較權衡，認為“生必有勝于死，然后可生；死必有勝于生，然后可死”。深信作為體質的小我消逝之后，精靈的大我必將播于千秋。
第十三篇《與章太炎書》，以觀先生行、讀先生言而生發(fā)“頂禮膜拜”之大敬畏心。章太炎先生是近代有大思想、大學問、大氣魄的革命家、哲學家，在知識分子及青年陣營中影響深巨。他的學生魯迅、錢玄同、許壽裳、周作人等，都是后來新文化運動中的主將，作者冀盼太炎先生在潛意識中能知道四萬萬人還有他這一個崇拜者。從前無緣謁見，但曾尚期望國族獨立之日相聚，現(xiàn)在作者決死之心已定，期望化為泡影，“而今已矣！”生前不可能了。這是非常蒼涼的感傷。原來還打算以文學作品當面求救于章先生，也只是一場夢幻罷了，這時章太炎因1904年的《蘇報》案，被清廷投入囹圄，在獄中仍秘密籌劃組織光復會。作者寫此文時離章太炎刑期還有一年。所以作者寫道：“危哉！先生。計先生出獄之期在邇，飲食起居，不可不防他人之隱害。”愛戴眷注之情，直可懸諸日月�！栋禋r代》這篇論文，他也希望太炎先生日后能夠了解�！按酥兄笠猓瑔栔灸尘阒�。
寫完這一節(jié)，那些生死關頭，最難打破的障礙，也都算有所交待了。那第十四篇，也是最后一節(jié)《與同志某君書》在前文已曾提及，這位某君，就是革命家趙聲，他南下應中山先生之召，組織民軍起義，與作者吳越志同道合，系刎頸之交�；疖囈话l(fā)，彼此天涯，而對方“猶竟在想象之中”。無情未必真豪杰，多情亦正是革命青年的本色��！作為同輩人，他亦不忘告誡朋友，強調他自己暗殺而殉國較容易，而對方南下組織起義還要克服諸多困難，因為清廷的走卒大臣中，確有狡獪深心、長于陰狠之計者在，這些人為防革命黨的傾復，而有臥薪嘗膽的行藏。他認為這些人從這方面說“不愧自居貴族”。因而革命的壓力和阻力都更大了。為了證明這種看法，他特別函送了幾張《京話日報》，上面刊有清廷貴族包藏禍心的文章，目的在使革命的同道防備！珍重！自己即將粉身粹骨，而猶耿耿篤篤心細如發(fā)，替戰(zhàn)友著想！仿佛兒女情長，實則英雄本色。這和秋瑾得知徐錫麟噩耗，“坐室泣下”（陶成章語）情愫出同一心理。若吳越烈士者，真正是國族的精英，國家的干城！停停蓄蓄，拍案嘆息，先烈舊事往來胸中。筆者讀完這篇血性文論，淚為之涌出滿面，心為之酸惻不已。
今蘇州虎丘千人坐旁有“石點頭”十道。傳古有高僧講經于此，無人信他所講，他就聚石為徒，與談至理。結果，石皆為之點頭不已（事出宋人龔希仲《中吳記聞》卷之二）。吳越這篇萬字論文，他能感之并能寫之，就確有令頑石點頭之效。最終變思想為行動，化學術為力量，義之所在，生死以之；身家性命不為慮，毀譽榮辱不為念。誦其詩，讀其書，知其人，長時間有一種把欄桿拍遍，一條萬古水、向我手心流之郁勃！同盟會、南社革命文人一掃國人不武之積風，挺身而誅暴吏，遺澤后世，倡明公理，發(fā)皇人權，較諸古之任俠，更為果敢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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