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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花( 28)  雞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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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帝王將相史。小老百姓的渺小,簡直連一顆沙子都算不上,就是一粒塵埃。沒有人覺得老百姓的親身經(jīng)歷就是歷史!獥钕嫉ぃ瑐人史寫作者
如果我們承認個體至高無上的價值,這樣的回憶一定會令人嘆為觀止……———何三畏,媒體人
2011年夏天,重慶巴蜀中學的高中女生葦子,決定去紅衛(wèi)兵墓看個究竟。歷史課本上“冷冰冰”、“根本沒有細節(jié)”的“文革”記述,讓她決定要靠自己的眼睛去一探究竟。
之后,葦子用十來天時間、對七個同學進行了訪問,看看同學是否對這段歷史有興趣、有了解。葦子問,如果你身處當時的場景,“你要躲在家里嗎?”一個同學回答說:“我可以在家里上網(wǎng)!蓖瑢W對“文革”的無知與淡漠讓她震驚。但即便她自己,也仍然不能理解歷史。
今年1月起,為了讓青少年了解歷史,《看歷史》雜志發(fā)起全國中學生征文大賽,意在使青少年明白,歷史并非抽象簡單的人名與事件,而是與己相關,每個人都是歷史的延續(xù)。
幾乎同時,更多的歷史親歷者,開始記錄下他們的故事。
65歲的楊霞丹寫出20多萬字回憶錄。帝王將相之外,個人終于張口訴說歷史。
一個社會的集體回憶,深刻影響著它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去和未來。而歷史與歷史教育,扮演著歷史傳承的中介的角色。
葦子發(fā)問,為什么不能忘掉,好讓生活不那么沉重?
楊霞丹回答,因為那段經(jīng)歷刻骨銘心。
90后葦子
“既然不講、不考,干嗎還要在歷史書上印那么多頁!
今年9月,葦子剛度過18歲生日,喜歡邊聽音樂邊畫畫。對未來,她的打算是報考動畫專業(yè),要是有可能的話“成為中國的宮崎駿”。她喜歡歷史,愛讀《三國演義》,還常常在網(wǎng)上發(fā)帖記錄歷史學習心得———比如連著寫了11篇的《90后MM講西安事變的故事》、《照本宣科說歷史:汪精衛(wèi)夫婦悲催的一生》等。在這些文章里,都不乏她搶眼又青春的照片。這個名為“90后的天空”的博客吸引了大批粉絲。
如果沒有高二時的一次經(jīng)歷,葦子不會對“文革”歷史產(chǎn)生興趣!皻v史課本上有十來頁,老師卻講了10分鐘就帶過去,還告訴我們考試不會考,”葦子說,“既然不講、不考,干嗎還要在歷史書上印那么多頁!
歷史老師對“文革”的避言反而使她產(chǎn)生了更大的興趣!盀槭裁床恢v?”她說,“不能因為不考就把它忽略掉。書上已經(jīng)寫的東西,我們有權利知道!背艘酝,歷史課本本身也不能讓她感到滿意,“上面都是冷冰冰的人名和事件!
在網(wǎng)友建議下,她決定去看看紅衛(wèi)兵墓。“我就是有種叛逆心理,不讓我知道,我就偏要知道,”葦子這么解釋道。
重慶紅衛(wèi)兵墓位于沙坪壩公園西南角,是中國僅存的一座基本完好的紅衛(wèi)兵墓群。據(jù)紅衛(wèi)兵墓園研究者、重慶出版社編輯陳曉文統(tǒng)計,這里埋葬著1967至1968年重慶武斗時期至少400名紅衛(wèi)兵(見《重慶紅衛(wèi)兵墓地素描》,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8月號)。死者大部分為20-30歲的年輕人。墓園占地約3000平方米,坐西朝東,據(jù)說是為了寄托墓主“永遠心向紅太陽”之意。
沙坪壩公園是重慶市民鍛煉、健身的去處,平日里總有人在唱歌,一幅歡樂景象。葦子之前從沒聽說過其中還有公墓。但她發(fā)現(xiàn),“只要有心,其實公墓并不難找”。只要在偌大的公園里找到一條小路,向上走幾步,就可以看到一扇緊鎖的鐵門。鐵門后,眾多高大的墓碑森然聳立。葦子覺得這些墓碑“比我要高出兩三倍”。
在后來的博文里,她形容墓園“門庭寥落,似乎還帶有恐怖電影《寂靜嶺》的壓抑色彩”。
紅衛(wèi)兵墓平時并不開放,只有在忌日時才允許死者家屬去祭拜!斑有一個想來參觀墓地的老伯伯和我們一樣,也被鐵門阻隔在外面!比斪佑浭龅溃八透纱嗾驹陂T外和我們閑聊了起來!
老人是當年的紅衛(wèi)兵,碰巧是葦子爺爺?shù)呐笥。老人隔壁家的侄子即死于武斗!八赖臅r候和我們一樣大”。葦子說,看著公墓里的墓群,她心生恐懼:“他們抱著一種去玩的心態(tài),沒想到真的能把人殺死,眼看著生命消失!
“教科書上的講述都不是這樣百姓的事。記錄的都是江青、四人幫,簡單概括了一下歷史人物,根本沒有細節(jié)。我也不清楚這些東西,所以才有興趣去研究!比斪诱f。
從紅衛(wèi)兵墓回去后,葦子訪問了七名同學。這個調(diào)查葦子用了十來天時間來完成。
“‘文化大革命’在我們90后心中一般都很淡漠,就像傳說那么遙遠,”葦子記錄道,“如果不是好幾個人留言讓我去紅衛(wèi)兵墓看一看,我還從來沒想過要對它做一些了解!
她設計了七個問題,用來訪問同學是否對這段歷史有興趣、有了解,以及如果生在當年會如何做。結果令她震驚。
“我覺得那是每一個中國教書的老師都很忌諱的,我對此已經(jīng)淡定了。反正我不去看那些東西,這本書以后都會扔掉的(指了指面前的歷史課本)!币幻@樣回答。
“(對那段歷史)不感興趣,關于文化一類的我都不感興趣!绷硪粋女孩子說。
葦子很吃驚,問道:“要是處在那個時代,你會怎么做?”
答案不一而足。有人說“隨波逐流,因為一個人很孤立也做不了什么”;有人說同樣會參加,因為“如果不加入一派,就會被另一派打擊”;有人選擇什么也不做,但“如果有人欺負我,我就一定要打他”;還有人選擇“什么都不做,我又不關心這些事情”。
葦子追問“你要躲在家里嗎?”
對方回答“我可以在家里上網(wǎng)。”
葦子沒想到同學們對“文革”這樣淡漠,也沒想到訪談結果會是“大部分都會參加”。也有令人松一口氣的地方———大部分同學都否認了個人崇拜。受訪的同學中沒有一人去過紅衛(wèi)兵墓園。
但就連葦子自己,在探訪紅衛(wèi)兵墓后也只能得出“破壞性大、范圍廣、時間長”這樣的模糊印象。而對紅衛(wèi)兵,葦子認為“他們雖然可憐,但為自己的信仰而死,至少算那個時代的英雄”。說到自己會不會參加“文革”時,葦子明顯猶豫了:“很難說,人畢竟無法在真空里生活!
“老師根本不去講,同學也不清楚到底發(fā)生了什么。為什么其他的歷史都講得一清二楚,唯獨這件事卻讓人覺得遮遮掩掩?”葦子對南都記者說,“既然都過去了,老人家年輕時做了什么愚蠢的事情,都會給下一輩提出來,這樣才能避免年輕人重蹈覆轍!
40后楊霞丹
“因為那種饑餓感,饑餓恐懼感刻骨銘心!”
65歲的楊霞丹說,她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寫完了《青春記憶之紅與黑》。這部書稿有20萬字,她在電腦上一字一句敲打出來。
退休前,楊霞丹是中國民主促進會四川省委員會的宣傳部長,歷任第一至四屆中國民主促進會四川省委委員,也是四川省音樂家學會會員。在今年7月寫完這本回憶錄之前,她最為人知的作品是大量兒歌,還有一篇名為《1959-1961:一個中學生刻骨銘心的饑餓恐懼》的文章。
2009年,媒體人何三畏在家鄉(xiāng)四川的“武勝家園”網(wǎng)號召網(wǎng)友集體開始歷史寫作。他在《看歷史》雜志(原名《先鋒國家歷史》)上發(fā)表了一篇名為《萬一挑一———為什么現(xiàn)在就開始回憶》的文章,闡述為何鼓勵身邊的人們寫自己的歷史。
“中國人普遍有一種心理的吊詭:重視整體而不重視個人。中國只有‘大歷史’,帝王將相史,沒有個人命運史。它沒有關于個體生命的記錄,甚至連歷代人口增減、戰(zhàn)爭和瘟疫的后果,也語焉不詳。”
“如果我們承認個體至高無上的價值,這樣的回憶一定會令人嘆為觀止……如果我們能以愛的名義,忠實地記錄我們的親人,那不就是上個世紀的傳統(tǒng)社會主義時期的人們的命運史嗎?”他寫道。
發(fā)帖后沒多久,何三畏給楊霞丹發(fā)來短信:“楊奶奶,您還是寫點什么吧!笔芎稳费,楊霞丹“磕磕絆絆上架了(四川方言)”!娥囸I》一文詳細記述了還是初中生的楊霞丹的親身經(jīng)歷。寫作時,65歲的“羊奶奶”(楊霞丹筆名)數(shù)度痛哭流涕。完成后,由何推薦發(fā)表在《看歷史》2010年的第三期雜志上。
在這篇文章里,她記述了臉上長疤的炊事員:他的飯勺子會“認人”,給熟識的人就“鉆到稀飯底層去撈干的”,而給楊霞丹這樣不起眼的小女孩,掌管飯勺子的人就在稀飯面上“榨清湯湯”。楊霞丹“敢怨不敢言,心里賭咒發(fā)誓:你那臉上的疤疤還要長大!”
路過的老農(nóng)民看到“小麥畝產(chǎn)萬斤實驗田”,小聲嘀咕:“(畝產(chǎn))一萬斤,連麥桿桿一起過秤嗦?”
在她的筆下,最讓人心酸的莫過于其中夾雜的苦難之中的親情。過年時,楊霞丹的母親憑票買了一斤肉。她拿著“巴掌大的一小塊肉”又喜又愁,煮熟了才一小碗,幾個小孩子爭搶得不可開交!拔覌寢尵拖肓藗辦法,”楊霞丹記述道,“用大針穿上粗麻線,把切成薄片的麻雀肉串成串,肥瘦搭配,每串四五片,再拌點米粉,蒸熟了一人一串,”“她簡直是個天才的發(fā)明家!
到了1960年暑假,饑餓已經(jīng)更加嚴重。麻雀早已在“除四害”運動中消滅殆盡。以至于幾個孩子分吃一只麻雀都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楊霞丹記得,麻雀的胸脯肉只有半顆干胡豆大,至于是一口吞下,還是撕成了細絲慢慢品味根本不記得,“反正是香得連舌頭都差點吞下去了,以后幾十年也沒再吃到那樣的美味”。
2011年1月15日,何三畏發(fā)起的《現(xiàn)在就開始回憶》寫作活動獲得“國家記憶2010”致敬典禮及歷史論壇所頒發(fā)的“年度公民寫史”獎。有評論說,楊霞丹的《饑餓》一文之所以引起如此之大的反響,是因為它牽動了國人的“餓神經(jīng)”。
頒獎時,主持人問楊霞丹:“幾十年過去了,你為什么要寫中學生的饑餓?”
楊霞丹激動得嗓門都顫抖了,她大聲回答說:“因為那種饑餓感,饑餓恐懼感刻骨銘心!”
后來,楊霞丹又陸續(xù)發(fā)表了《看了四次“敲砂罐”》(注:四川土話,即槍斃)等文章。這篇文章詳細記述了當時楊霞丹作為一個孩子的直觀感受,也記錄了觀看公開死刑的過程。
這篇文章是少見的“文革”期間死刑的公開見證。刑場上人山人海,突然有人喊了一聲:“槍響了!”她當即暈倒。而當她路過刑場時,血腥味和臭味熏得她的婆婆阿姨直往地上吐口水。一個穿黑衣服黑褲子的人像死豬一樣側趴著,后腦勺被打得稀爛。回家的路上,一個老漢可惜自己跑得慢,被別人撿走了捆死人的繩索;另一個則接口:“哪個喊你不跑快點嘛?‘敲砂罐’的棕索索拿去牽豬兒,豬兒格外肯吃,要長得肥冬冬的喲!”
在遇到何三畏前,楊霞丹從未想過要把這些記錄下來。因為“回憶實在太痛苦了”。剛動筆時,她多次痛哭到無法執(zhí)筆。直到習慣于回憶和寫作后,才慢慢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回憶錄的文字量一再增加,從每篇幾千字慢慢增加到一萬多字。“畢竟這些東西都是不斷冒出來的,是個不斷修改和增加的過程”。而就算已經(jīng)完稿,楊霞丹在閱讀時也仍然忍不住多次痛哭。
“為什么我們這一代人很少提筆寫自己的歷史?”楊霞丹說,“我的看法是,絕大多數(shù)人不能寫,能寫文章的人畢竟是少數(shù);另一種是不堪回首,想起來就要痛哭流涕。我的一位朋友被打成強奸犯,沒有臉面對后人。還能怎么寫?”更何況,“我們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帝王將相史。小老百姓的渺小,簡直連一顆沙子都算不上,就是一粒塵埃。沒有人覺得老百姓的親身經(jīng)歷就是歷史,所以也不愿意寫。”
身邊不乏有朋友出于好心,勸楊霞丹不要再寫:“現(xiàn)在生活好一點,比什么都強;哭天哭地地寫下來,成一大堆廢紙,有什么意思?”
但由于《饑餓》一文的鼓勵,楊霞丹堅定了寫作的意志。因為直到今天,饑餓的后遺癥仍然“深深烙在心坎上,融進血液里”,曾為“黑五類”子女的經(jīng)歷,也無法磨滅。即便天天可以雞鴨魚肉,也不舍得倒掉一點點殘湯剩水,“一顆米掉在桌子上,馬上就要撿起來放進嘴巴”。
“這種記憶是刻骨銘心的!彼f。
兩代人
“歷史就在身邊,和我們息息相關,我們每一代人都是歷史的延續(xù)。
雖然去了紅衛(wèi)兵公墓,也在同學間做了調(diào)查,葦子說她其實仍然理解不了那個時代。
看完楊霞丹《饑餓》一文,她說:“看了老奶奶的文字,突然也感到肚子有點餓。小球藻是什么東西?”(注:“文革”時期一種人造“食品”,一種球形藻類。由于缺少化肥需用人尿培養(yǎng)。“文革”期間作為代食品在全國推廣。)
對饑餓,葦子沒什么感覺:“軍訓的時候餓過五天,那時每天只吃一小碗飯?蓻]什么感覺嘛,而且這樣能減肥!
楊霞丹的自述中,專門辟出了一章講述作為“黑五類”子女的遭遇。葦子說,她也見過人與人之間互相孤立的情況。只是那是在小學時,而且“過不了幾天,大家就又重歸于好”。
“葦子的問題都很可愛,”楊奶奶笑著告訴南都記者,“他們沒經(jīng)歷過就不能體會到,但沒經(jīng)歷過也是一種幸福!
一個例證是,在回憶和寫作時,楊霞丹自創(chuàng)了一個新詞語:饑餓后遺癥,大致表現(xiàn)為“不明原因的饑餓感+饑餓恐慌感+饑餓幻覺恐懼癥”等等。楊霞丹給這種后遺癥定義為“患者即使生理性饑餓感消除,但心靈仍籠罩在饑餓陰影中,由此發(fā)生的心理性的饑餓恐慌、恐怖、幻覺,短時期內(nèi)難以痊愈”。
正像杰克·倫敦在小說《熱愛生命》中寫下的極地淘金者,當他在冰面上爬行時,獲得了水手們的拯救。水手們常常暗暗檢查他的床鋪。那上面擺著一排排的硬面包,褥子也給硬面包塞得滿滿的;每一個角落里都塞滿了硬面包。然而他的神志非常清醒。他是在防備可能發(fā)生的另一次饑荒。
但對楊奶奶的回答,葦子仍然不能理解。她覺得最重要的是,“老奶奶過得好辛苦啊,如果忘掉不就能活得輕松點了嗎?”
對此,葦子坦承自己“不懂歷史”。
楊霞丹也承認,自己仍然不能明白自己所親身經(jīng)歷的歷史,但忘記則是不可能的,因為“青春年代刻骨銘心的經(jīng)歷,想忘也忘不了。隨著時光流逝反而日益清晰”。她的三兒媳婦今年二十多歲,同樣不能理解她的寫作努力:“寫那些有什么用,誰還記得那些事?”
為了增強兩代人間的溝通,也為了讓青少年有更廣闊的歷史眼光,除了征集楊霞丹這樣的民間作者外,從今年1月開始籌備,唐建光主編的《看歷史》雜志用10個月的時間剛剛完成了一次全國范圍內(nèi)的中學生寫歷史征文大賽。為了讓學生們更親近歷史,征文要求寫身邊親人的故事。
“我是學師范的,畢業(yè)之后當老師,”唐建光說,“說實話,離開教育行業(yè),一部分是有感于現(xiàn)在的語文、政治、歷史等與意識形態(tài)相關的教育。我們給學生的是一個標準答案,而不是一個思考和探索的空間。我們這些老師所做的事,就是把標準答案交給學生,然后讓他背下來。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工作,但我們認為,起碼這對學生不是一個最好的引導!
《看歷史》的征文活動集合了中國最著名的一些學者做評委,比如趙亞夫、秦暉等。唐建光發(fā)現(xiàn),在他們跑遍全國20多個省的講座中,“這些學生的思維其實比我們想象中的十六七歲的小孩要更開闊、更深入”。在最驚人的例子里,一位祖上是北洋軍閥的父親這樣回應她的追問:“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而且,女孩子對歷史太敏感不是什么好事。”女兒回擊說:“你們有責任告訴我!绷硪粋孩子雷宗興則在調(diào)查后,推翻了“大歷史”加給祖上郭葆琳的“漢奸”定論。并證明他原來是中國近代化先驅的歷史。(見《南方周末》11月24日《謝謝孩子:挽救歷史真相的“九零后”》一文)
在歷史學者錢鋼給一名中學生所寫的《我的祖父》的回信中,他寫道:“祖父說,他一輩子沒有整過人,沒有害過人———在我看來,這是全篇最重要的一句。記住,你記述的,正是一個整人害人的年代。不從這底線墮落下去,談何容易!不要放過這句話———最后,建議你多用個性化的語言,少用,或不用當今報紙上的套話,讓祖父原汁原味的故事變形。形容詞也要少用。讓活生生的歷史材料說話!
葦子也看到了這篇文章,這激發(fā)了她對自己家庭歷史的好奇心。雖然對楊霞丹的故事沒有太多感觸,但看過《挽救歷史的90后》中同齡人的故事,葦子也對身邊親人開始感興趣。
這是《看歷史》中學生征文中一個普通的例子。唐建光說:“這就是為了讓學生明白,歷史教科書不是教育的全部!
而這個回答,恰巧是葦子的疑問。
有網(wǎng)友在葦子一篇記錄張學良的博客文章里留言說:“歷史課本寫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呀?別只看人教版幾本教材,多看看其他書吧。”葦子反問:“我們90后每天都在頻繁地接觸教科書,不信教材和專家的話,又該信誰的呢?”
“歷史是豐富的、與自己相關的事實,”唐建光說,“通過對往事的敘事,對真實的歷史的進行反思。這些會讓他們回到真實的歷史現(xiàn)場去思考一些東西,顯然比課本中講述的更有現(xiàn)場感。并且它會轉化為年輕一代所接受的教訓。讓他們(90后)通過對一些長輩的訪問,知道歷史就在身邊,和我們息息相關,我們每一代人都是歷史的延續(xù),F(xiàn)在的孩子們都在多元的文化價值觀念下成長,他們有這個能力去應對沖擊。我看到很多寫作,可能還有一點幼稚,但思考的維度已經(jīng)超出我們所設想的一個高二學生所能有的思想維度了。”
與此同時,葦子的調(diào)查又有了新的發(fā)現(xiàn):自己的外曾祖父汪海銓是朱德在國民黨軍隊時的戰(zhàn)友,后來做了軍閥楊森的副官長。
“他的命運很悲慘!比斪诱f。除了繼續(xù)從書本和網(wǎng)絡學習歷史,她也正在打算繼續(xù)搜集資料,寫下這個身邊的故事。
(注:文中“葦子”原網(wǎng)名為“重慶葦子”)
聲音
雷頤:把你的經(jīng)歷寫下來
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
南都:近年來興起一股民間寫史潮流,尤其以草根性質的口述歷史、個人史開始嶄露頭角。這種民間歷史寫作與中國傳統(tǒng)的歷史寫作有何區(qū)別?
雷頤:我從1998年起就開始反復強調(diào)“日常生活”的歷史最重要。從前我們的歷史都是注重帝王將相、英雄豪杰;而真正日常生活里老百姓的歷史反倒不重視,記錄也不詳盡。原本鮮活的“歷史”逐漸就變成很空洞的政治史、軍事史。
早些年研究胡適時我就不是很理解,為什么胡適碰到什么人都勸人家“你把你的經(jīng)歷寫下來”?我記得,胡適好像專門為一個賣燒餅的老頭還寫過個傳,他也是無意中認識,接著就訪談并寫成文字。
人年輕的時候往往注重的是那些驚心動魄的歷史敘事。后來隨著閱歷增長,等到90年代,我慢慢理解到個人記述的歷史的重要意義。胡適在《上海小志序》中寫道:“‘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這兩句話真是中國史學的大仇敵。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很少人能夠正確回答這兩個問題。朝代的興亡,君主的廢立,經(jīng)年的戰(zhàn)爭,這些‘大事’,但在我們史學家的眼里漸漸變成‘小事’了!妒酚洝防锱既挥浿痪洹九c牛馬同欄’或者一句女子‘躡利屣’(注:穿著舞鞋),這種事實在史學家眼里則比楚漢戰(zhàn)爭重要的多了!
民間寫史,抵抗由權力主宰的歷史遺忘
南都:但是在青少年接受的歷史教育中、在考試中,仍然以大歷史為主體。
雷頤:現(xiàn)在很多年輕人對于上一輩的歷史不大關心,對于“文革”的記憶很多年輕人也都不清楚,問題還是出在歷史教育上。我在《拒絕遺忘》一文中就提到,集體記憶尤其容易受到主流話語掌控:它可以控制讓你記住什么、有意地屏蔽忘記什么,或者強化你記憶中的某部分,淡化甚至干脆讓你遺忘某部分。
南都:這樣會有什么后果?
雷頤:近年不時讀到一些有關“知青”的回憶或敘事,其中不少總使我心頭不禁微微一震:這是一樁并非只與極少數(shù)人有關,而是涉及千家萬戶的歷史事件。而在這千百萬“當事人”現(xiàn)在還都“正當年”的時候,這幅歷史圖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化”了。民間寫史的意義正在于此,你可以從你自己的維度,抵抗由權力主宰的歷史遺忘。
“日!睔v史有賴于自己動手寫作
南都:目前有哪些方面的歷史文本亟待由民間進行補充?
雷頤:我曾經(jīng)提出,在中國,農(nóng)民沒有歷史。歷史學最基本的學術要求是“無徵不立”。所謂“徵”,主要是歷史文獻,沒有文獻,便沒有依據(jù)。任何事件、人物、生活方式只有形成文獻,才能進入“歷史”。換句話說,農(nóng)民必須自己寫下來,記入文本,歷史才有可能會記載。
而關于農(nóng)民的歷史往往是由他人書寫的。比如,現(xiàn)在城鄉(xiāng)二元化管理、農(nóng)民工問題,要上溯至上世紀糧食“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但所有的歷史書都是從國家的視角,就幾句話,只說1953年“統(tǒng)購統(tǒng)銷”,為我國“工業(yè)化”籌集了大量的資金。這當然沒錯,但實行這一政策后,給農(nóng)民、城里人的日常生活帶來哪些影響,卻沒有記錄。實際上,它所帶來的影響一直延續(xù)到幾十年后的今天,包括農(nóng)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等。
南都:不僅農(nóng)民,就連小城鎮(zhèn)、市民,也就是廣義上的老百姓,同樣是沒有歷史的。
雷頤:這種平民的“日!钡臍v史有賴于自己動手寫作。我希望每個人,只要有條件都要記日記或者寫回憶。在個人寫作和回憶面前,所有人和人都是平等的,一個村間老叟與一個帝王之間沒有高低。
雷頤,男,學者,祖籍湖南長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漢,中學畢業(yè)后下鄉(xiāng)。曾當兵,復員后轉為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學歷史系,1982年畢業(yè),獲歷史學學士學位。
同年考入吉林大學研究生院歷史系中國近代史專業(yè),1985畢業(yè),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85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現(xiàn)為研究員、歷史學家。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當代中國史。
南都記者王晶 邵聰 實習生包小晗
來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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