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 戴名世：桐城派開山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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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殘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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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同安閑人于 2012-5-18 10:54 編輯

戴名世：桐城派開山鼻祖

作者：一滴殘墨

安慶一帶，尤其是在毗鄰的桐（城）、懷（寧）區(qū)域，只要一提到“桐城派”，人們脫口便道出戴名世、方苞的大名。盡管戴氏因文字獄罹難，人亡書毀，株連文友親朋，以致學人忌議，世人避諱，但家鄉(xiāng)人對他的愛戴和贊美之情始終如一。這除了生養(yǎng)萬物的土地總是厚愛自己的兒女外，戴名世本身那勤苦潦倒的一生、憤世嫉俗的性格、正氣凜然的古文創(chuàng)作，振興古文的新穎理淪和反對科舉、時文的叛逆精神等，都給后世人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和懷念。他作為桐城文派開山鼻祖的“一祖”形象，將永遠屹立于歷史的沃土之上。然而，迄今仍有學者持戴名世非桐城派作家的觀點。因此，對戴名世“這一個”個案作進一步研究，仍然很有必要。

生平與性格

      戴名世( 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號藥身，別號憂庵，世人又稱之為“南山先生”、“宋潛虛先生”。稱其為“南山先生”始于他50歲時，因這年他在桐城家鄉(xiāng)南山岡置宅，且著有《南山集》，故以其居處和書名稱之；康熙五十二年他60歲時，因《南山集》案被清廷處死，為避殘酷株連，世人隱其真實姓名，才稱之為“宋潛虛先生”，此乃取“宋為戴族所自出”之意，其姓名均系虛托。

      戴名世出身于沒落的官宦書香門第，始祖于明末自婺源遷桐城。祖父古山曾在江西為官，父碩卻一生授徒，家境貧困至極，但忠厚為人的家庭傳統(tǒng)博得社會一致贊譽。戴氏在《先君序略》中說：“家世孝悌力|田，以貲雄鄉(xiāng)里。里中皆稱戴氏忠厚長者，縣大夫輒嘗饋問，以風示縣人”，稱其父“為人醇謹，忠厚退讓，從不言人過失，‘與人交無畛域”，但終因艱苦備嘗，又性不喜家居，48歲即病逝于東鄉(xiāng)陳家洲館次。陳家洲百姓泣呼：“天無眼矣！”戴名世則哀嘆：“嗚呼！人莫不有死，而先君客死，早死，窮死，憂患死，此不肖名世所以為終天之恨，沒世而不能已者也�！贝藭r28歲的他，受到極大的震撼，其后的憤世、犴悖性格的形成，當與此有很大程度上的因果關系。

      戴名世少而多病，卻聰明好學，智力超群。6歲從塾師受學，l 1歲即通讀四書五經(jīng)。24歲到34歲這十年間正值青年時代，他除從事古文寫作外，主要是教書、寫時文和考科舉�？滴跏拍�28歲時，即被“以國士相目”補為秀才。33歲以廩生得選拔為貢生，34歲那年冬天，他又以文行兼優(yōu)的貢生資格赴京入國子監(jiān)肆業(yè)。這十年間，他創(chuàng)作大量散文，出版了專集，得到廣泛贊譽。3 5歲至50歲這1 5年的壯年時代，他京試落第便遍歷南北各地，以賣文養(yǎng)家糊口．同時為寫明史廣羅材料。在其《北行日記序》中描述道：“往余居鄉(xiāng)，以教授糊口，不出一百二百里之內(nèi)，歲得一鍰二鍰，與村學究為曹伍。計四時中省親一再歸，歸數(shù)日即去，雖無安居之樂，亦無行役之苦。后以死喪債負相迫，適督學使者貢余于太學，遂不得已而為遠役，則始于歲丙寅之冬．距今十五年。往返奔走，遍歷江淮、徐泗、燕趙、齊魯、閩越之境，凡數(shù)萬里，每行輒有日記�！彼麑①u文所得存于友人趙良冶所者凡千金，在家鄉(xiāng)買下南山岡田五十畝，并建宅室，題堂額曰：“硯莊”，準備終生隱居。然“家眾凡十余人，皆游手惰窳，不諳種植。歲收所稻，僅足供稅糧及家人所食，而余遂不能常居硯莊”。生活迫使他無法安居樂業(yè)，每年二三月即出游于外。自51歲至60歲被害，是他晚年時期。這十年間他往返于硯莊、金陵、姑蘇寓所，從事八股文的編選以謀生。53歲和5 7歲時，他還先后考中舉人和進士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59歲即遭御史趙申喬參疏，被捕入獄，于60歲那年的二月初十被處死。

      縱觀戴名世多舛的生平，不難窺見其思想性格上的主要特征。由于社會和家庭環(huán)境的影響，他“少而狂簡，多幽憂之思”。其父也是才子，“為文囑草，步階前數(shù)回，即落筆就之，不改竄一字”，然屢試不第，窮困潦倒奪去了他年僅48歲的生命，這對戴名世是“終天之恨”。其父生前見他好讀書但不識時務，預他日后將同自己一樣難以維計。他青年時代即“厭棄科舉，欲為逸民以終老”，而“家貧無以養(yǎng)親”，迫不得已在20歲時即開門授徒。雖對封建時俗強烈不滿，卻不得不從事時文（八股文）的傳授，這就使他內(nèi)心產(chǎn)生矛盾，極端痛苦而又不能自拔。因過多過度的“幽憂”，而致桀騖不馴的“狂簡’’，此實乃為當時社  會所造成的一種“獨特”。他將居室命名為“憂庵”，并寫有《憂庵記》．既是對自己境遇的寫照，更是對社會問題的憂憤和無奈。

      戴名世終究是強者，他在《與弟書》中寫道：“丈夫雄心，窮而彌固，豈因一跌仆而憂傷憔悴，遂不復振耶！”他愈困愈倔，愈傲愈斗，于治學為義上執(zhí)著追求，頑強探索，以實現(xiàn)他振興古文的人生理想。如果說他“少而狂簡，多幽憂之思”終屬其性格上的軟弱，那么，他這種知難而進的追求和抗爭精神，無疑是他性格上的最亮點。

戴名世高傲嫉俗的天性，決定了他好作憤世嫉俗之古文和酒后論世的放肆，故時時招來世人責怪和非議�！肚迨犯�•戴名世傳》說他：“時時著文以自抒湮郁，氣逸發(fā)不可控御。諸公貴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币唤楹扛傇獾绞廊酥T公如此畏懼和忌恨，最后被加之“大逆”罪處死而后快，也就似乎“順理成章”了。封建主義的專制性和殘酷性，造成了他必然的悲劇結(jié)局，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戴名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是他在痛惡人之社會的同時酷愛自然．，性好山水。他在《數(shù)峰亭記》、《游大龍湫記》中，均反復提到“余性好山水”  他以“田”、“褐夫”為字，并作《田字說》、《褐夫字說》，樂以鄙自居，視貴賤尊卑為糞土，可見對丑惡社會現(xiàn)實的厭惡。對自然人性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是他作為一名進步文學家有別于當時一般人的獨特品行，實在是難能可貴。然戴名世終究是封建社會的戴名世，他有悖于王朝的“大逆”，招致的只能是殺身之禍。這不僅對他個人是無法避免的悲劇，同時也是對其后的方、劉、姚“三祖”及整個文壇的嚴酷警示。于是揭露、鞭撻社會的作品士者不敢問津，原因很簡單：誰也不愿意自投羅網(wǎng)，重蹈《南山集》案之覆轍，做戴名世第二。這應該也是當時不敢尊他為桐城派“一祖”的主要原因。

創(chuàng)作與文論

      戴名世好為古文創(chuàng)作的習性自少年開始。他在《自訂時文全集序》中說自己“少而多病”，“病有間，因窮六經(jīng)之旨，稍見端倪，而旁及于周、秦、漢以來諸家之史，俯仰憑吊，好論其成敗得失，間嘗作為古文，以發(fā)抒其意”。青年時期，其散文創(chuàng)作已頗有成就，僅24歲至34歲這十年間，即著有《蘆中集>、《天問集》、《困學集》、《巖居川觀集》等。壯年時代，他京試不第便遍游南北各地，以賣文為生，行程數(shù)萬里，“每行輒有日記”，并為日后編寫明史搜集資料。在他4 9歲時，弟子尤云鶚為他刻印了《南山集》，收古文百十余篇。時至晚年，仍為衣食煎熬，一邊編選八股文以謀生，一邊應鄉(xiāng)試、會試，并編訂《四書朱子大全》。5 9歲遭參入獄后仍在修訂《四書朱子大全》，直至60歲時因《南山集》案發(fā)被處死才擱筆。我們說他為古代散文創(chuàng)作，為實現(xiàn)其崇高理想而“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同樣是最恰當不過的。

      戴名世的主要成就是在古代散文創(chuàng)作上，自稱：“田有自少學古文�！彼麡O力反對時文（即“制義之文”，又稱“八股文”），在《甲戌房書序》中說：“所為時文之法者陋矣，謬悠而不通于理，腐爛而不適于用，此豎儒老先生之所創(chuàng)，而三尺之童子皆優(yōu)為之�！笨梢娫诖髅姥劾�，時文是“謬悠”、“腐爛”，既“不通于理”又“不適于用”，只因科舉應試之需要，連“三尺童子”也難免深受其害。對時文的弊害有如此清醒的認識，那他為什么還要寫時文、教時文呢？他自己道出的原因是：一因“家貧無以養(yǎng)親，不得已開門授徒，而諸生非科舉之文不學，于是始從事于制義”；二因他認為世人既把古文、時文劃分區(qū)別為兩種不同的文體，那么作為一種文體的時文必須有其一定的作法，而這種“法”淺陋、謬悠，悖理無用，束縛思想，磨蝕意志，貽害無窮，務須排斥之，改造之。如何改造呢？他在<甲戌房書序》中指出：“然則何以救之？亦救之以古文之法而已矣�！笨梢娝麑r文是欲以古文來改造時文，一掃泛濫于文壇的時文僵化頹廢之風。其友方苞在《南山集偶鈔序》中也說，時文“此非褐夫之文也”。他是古文宗師，其門生尤云鶚說：“其所為古文較之制義更工且富，于是四方學者購求先生之古文踵相接也”。

      戴名世創(chuàng)作頗豐，生前自編和身后門人好友刊行的計有《蘆中集》、《困學集》、《天問集》、《柳下集》、《巖居川觀集》、《周易文稿》、《自訂時文全集》、《意園制義》、《齊謳集》（詩集）、《南山集偶鈔》、《孑遺集》和抄本《憂庵集》等，可惜大都散失。

      從戴名世流傳下來的2 82篇古文作品來看，絕大部分思想內(nèi)容健康向上，具有旗幟鮮明的進步性，讀來令人覺得正氣凜然．酣暢淋漓．在深受激勵、教益的同時得到一種美的享受。如在《楊維岳傳》、《畫網(wǎng)巾先生傳》中，通過頌揚抗清志士的民族氣節(jié)，表達了人們對變節(jié)投降的民族敗類的憤恨之情；在《錢神問對》，《顧貞叟傳》、《醉鄉(xiāng)記》、《盲者說》、《河墅記》、《狄向濤稿序》等義中，對名為“康熙盛世”實為“敗壞之世”的種種昏冥丑惡，包括科舉之害、時文之陋，進行了極其深刻的揭露和抨擊，而在現(xiàn)存的31篇游記中，作者又把祖國大好河山描繪得如詩如畫，“且能融情于景，寓理于物，巧妙地把作者的人格與個性、理想與情操，寄托于他的游記描寫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其作品思想內(nèi)容上的直面現(xiàn)實、干預生活的自覺性和追求真善美的堅韌性，為后“三祖”方、劉、姚所不及，此乃廣大讀者的共識。

      戴名世在古文藝術上的主要特色，是其鮮明獨特的藝術個性，  一位古文造詣很高的儒僧，看了戴的文章說：“吾素聞當今文不雷同者，惟此人�！彼词垢S多著名的古文家相比，也是藝高一籌，有其獨特的藝術個性。首先，他一改時文的“代圣人立言”．而主張“文章者莫貴于獨知”，其作品具有“我之為我”的特色，第二，采用白描手法的技巧達到傳神的效果，寫實傳神是戴文的一大特色。第三，文法千變?nèi)f化，不拘一格，篇篇銳意創(chuàng)新，別開生面。第四，率其自然，為文效法自然，追求自然本身之美，其作品嚴謹又不失活脫，形象飽滿優(yōu)美。他這種自覺地把握文學的形象性特征，進行神圣的藝術創(chuàng)造，是對我國古代散文發(fā)展史的重大貢獻。

      戴名世為完成“振興古文”的歷史使命，“一洗時文之法之陋”，對于古文創(chuàng)作提出了一系列頗為新穎、可取的理論主張。他要求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指出此乃自古以來古文寫作的共同規(guī)律。不只是在語言文字上要去“雕飾”，且要求文章的篇章結(jié)構即在文章的整體上，也要求自然暢達，做到“文貴自然，渾然天成”。這里要特別強調(diào)的是，在時文猖獗的年代，把“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作為散文創(chuàng)作最根本而不可背棄的原則提出來，卻只有戴名世一人，尤其是“行其所無事”這后半句，更是自古無人道及。這種要求為文者徹底拋棄功利和人為的框框，完全按自然發(fā)展規(guī)律本身去寫作，在當時誠然是一種超凡脫俗、頗為貼近近代現(xiàn)實主義要求的創(chuàng)作論，很富有民主性。

      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這一古文寫作共同規(guī)律的統(tǒng)領下，戴名世的論文主張?zhí)貏e強調(diào)“言有物”，文章要有感而發(fā)，內(nèi)容充實。在古文創(chuàng)作方法上，他要求“道、法、辭三者兼?zhèn)洹�。他在《己卯行書小題序》中說：“道也，法也，辭也，i者有一之不備焉，而不可謂之文也�！彼^的“道”自然指的是程朱理學之道，但他那率其自然的文學觀點，堅持“我之為我”的“獨知”原則，又使其創(chuàng)作出大量反映現(xiàn)實生活、揭露腐朽的作品，做了一位為封建統(tǒng)治者所不容的“大逆不道”的“這一個”文學家。他的所謂“法”，包括御題之法和行文之法兩個方面，前者“有定”（八股文的同定格式），后者“無定”，“文成而法立”，視其內(nèi)容靈活運用行文之法，以達到內(nèi)容和形式的完美結(jié)合。他的所謂“辭”，即倡導  如《左》、《國》、莊、屈、馬、班及唐宋八大家的“古之辭”之美，而摒棄“諸生學究懷利祿之心胸”的“今之辭”之惡，此乃實為后來桐城文標舉“清正雅潔”的因由。在古文的藝術境界上，戴氏追求“精、氣、神三者渾為一”之術。這一啟示于道家養(yǎng)生之術的論文主張，是要求作家的主觀修養(yǎng)、藝術構思乃至作品，在總體上所要達到的藝術境界。所謂“精”，他認為“雅且清”則精。作家唯具有良好的白身修養(yǎng)，才能在作品內(nèi)容上棄糟粕取精華，然后才能在語言風格上達到清正雅潔。所謂“氣”，指文章的氣勢。作家要有駕馭和超越客觀事物的志向氣質(zhì)，才能寫出風云激蕩、氣壯山河的作品。所謂“神”，指的是“對文章內(nèi)容和形式的總體把握．要達到由表入里的‘真知’的地步”，“寫出足以表現(xiàn)對象個性特征的神韻”。在向古人學習為文的承繼性方面，戴名世的見解與做法也自有其獨特和卓越之處。他說：“文章之道，未有不縱橫百家而能成一家之文者也。”也就是說，唯有“縱橫百家”才能“成一家之文”。同時他又指出向古人學習的目的，不是為了仿古、擬古，而是為了要有自己的獨特創(chuàng)造，“成一家之言”、“辟一徑而行”，他那別開生面的散文創(chuàng)作，正好印證了他的這些文學主張的可取性和進步性。當然，戴氏的古文理論尚顯得系統(tǒng)性不足，但頗富開創(chuàng)性，為桐城派開了先河，“桐城家法”自此得以奠基。后“三祖’’的文論，諸如方苞的“義法”說，劉大櫆的“神氣”說，姚鼐的“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說等，雖日臻完善，形成了全面、系統(tǒng)、完整的文學理論，但均能從戴氏的文學主張中找出其一脈相承的依據(jù)。應該說，后者是前者的承繼、拓展和深化，也是對歷代古文理論的揚棄和總結(jié)。

      毋庸諱言，戴名世是清代最負盛名的古文家，但他卻沒有應有的歷史地位。他是桐城派的開山鼻祖，卻長期以來被排斥于開“派”宗師之外。這是為什么？答案很簡單，由于他在康熙五十二年因“《南山集》案”被處死，其文集遭禁毀，其姓名亦為人們所忌諱，殘酷的株連更令學人士子談“戴”色變，試想誰還敢斗膽冒統(tǒng)治者之大不韙，為他正名呢？然當清王朝日薄西山、茍延殘喘的末期及至當代，持論公允欲還戴氏歷史之“一祖”真面目者，  倒也大有人在。且列舉數(shù)例，權作本文結(jié)語：

      梁啟超：“他本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實推他為開山之祖�！保ā吨袊倌陮W術史》）

      柳亞子：“戴氏與方苞齊名，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開山鼻祖，論者謂其才學實出方苞之右�！保ā赌厦魇妨蠒刻嵋罚�。

      王凱符：“說戴名世就是桐城派作家，甚至以他為桐城派一祖，都是可以的�！保ā洞髅勒摗罚�

      周中明：“桐城派的文學主張是以戴名世為先導的……我們要了解桐城派文論形成和發(fā)展的全貌，就絕不能抹煞戴名世為桐城派先驅(qū)者的歷史地位�！保ā锻┏桥裳芯俊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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