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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都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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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墨僮 于 2012-8-17 11:12 編輯
登島之后 “保釣”何去何從
據(jù)日本NHK公共電視臺和法新社等國際傳媒報道,8月15日格林尼治時間上午8時30分,當?shù)貢r間下午5時30分,香港籍漁船“啟豐二號”抵近釣魚島,船上7名香港、澳門和中國大陸籍保釣人士攜旗幟游泳、涉水抵達并登上釣魚島,旋即其中5人被早已等候在島上的日本海上保安廳人員扣押,另兩人退回船上后,旋即連船被日方扣押。
法新社報道顯示,日本沖繩縣警察本部系當天下午6時30分宣布對島上被扣5人實施“正式逮捕”,數(shù)小時后,日本第11管區(qū)海上保安總部又以涉嫌違反《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為由,宣布“逮捕”其余9人,目前被日方扣押的全部14人中,包括保釣人士8人、船員4人和鳳凰衛(wèi)視記者2人。
8月15日是日本二戰(zhàn)中投降紀念日,選擇此日登島,顯然有鮮明的象征意義。由于日方對釣魚島實施海、空不間斷監(jiān)視、巡邏,保釣運動掀起至今幾十年,保釣船進入釣魚島海域的成功概率并不高,實施成功登島更絕無僅有,從這點上講,此次登島有其獨特意義。
然而“空前行為”的背后,卻有許多耐人尋味之處。
首先,由于釣魚島遠離中國大陸,甚至離臺灣主島的距離也稍遠于離日本石垣的距離,日方對這“8個無人居住大礁石”的控制、監(jiān)視十分嚴密,自1971年1月“保釣運動”在紐約正式掀起至今,歷次保釣船出征,事先均采取嚴格保密、對新聞界高度封鎖信息的措施,僅在保釣船即將“沖刺”之際才公開行程、計劃,目的正是為了提高接近、登臨釣魚島的成功率,確保保釣船和保釣人士的人身安全,從以往保釣歷史看,這種謹慎措施是有道理的。但此次策劃保釣活動的“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卻風格迥異:他們不僅提前數(shù)日在媒體上、網(wǎng)絡間高調渲染,行動計劃、路線、參與船只和人員來源,甚至登島時間都公布得一清二楚,還公開尋求資助、支援,保釣船出發(fā)前后,“保釣行動委員會”還組織人員去解放軍昂船洲兵營請愿,要求護航,并通過臺灣方面同情者在當?shù)厥┘訅毫Α?br />
其次,日本方面的舉措也令人費解。由于日本在沖繩屯駐重兵和大量海保實力,并保持對釣魚島24小時不間斷監(jiān)視,加上保釣摩擦已是家常便飯,近日中國執(zhí)法船只的頻繁活動更引發(fā)日方關注的強化,以往高度保密的保釣“突然襲擊”尚鮮有成功接近釣魚島的紀錄,此番時間、路線、計劃“三公開”的“保釣作業(yè)”竟大功告成,實在匪夷所思。據(jù)報道,登島者在島上遭遇日本執(zhí)法人員“伏擊”,這表明日方事實上早有準備,既如此,保釣船何以還能靠近釣魚島?
盡管主權爭端是國際的、地緣政治事件,但每次主權爭端事態(tài)的激化,卻往往帶有國內政治的因素。長期以來,由于釣魚島問題的僵局持續(xù),許多保釣組織、人士產生了焦躁情緒,近來中日摩擦升級,日方不斷傳出“議員登島”、“集資購買”、“國有化”等聲浪和動作,更令這種情緒升溫,大陸、港澳臺和海外保釣界均出現(xiàn)“通過積極行動逼(大陸及港臺)官方出手”的思潮及行動,此次的“三公開”便不免帶有這種“不怕出事”的明顯痕跡。
然而“不怕出事”的顯然不止保釣一方。隨著8.15紀念日的鄰近,日本一年一度最難熬的“二戰(zhàn)責任日”又來臨,主權爭議、極右翼施壓、靖國神社參拜等“老大難”話題本已令人困擾,野田內閣又適逢內外交困之際,在主權爭端方面不敢示弱、以免被政敵攻訐、擠壓,而近日日韓獨島、日俄北方四島問題幾乎同時發(fā)酵,三個方向中,獨島和北方四島分別為韓、俄實際有效控制,在形勢最有利的釣魚島方向做文章,一方面任由保釣者登島以放大問題,另一方面通過“逮捕法辦”顯示“日方對事態(tài)的有效控制及有所作為”,就成為野田內閣的“最優(yōu)事態(tài)應對選擇”。
此次保釣事件發(fā)生前,中國執(zhí)法船只已日趨頻繁在釣魚島海域活動,大有“執(zhí)法行為常態(tài)化”之勢,而臺灣當局也強化了在該海域的主權宣示行動,但主權爭端原本就是極難解決、尤難在復雜地緣政治背景下和平解決的問題,操之過急恐或欲速不達,各方民間“不怕出事”甚至“怕不出事”,而官方卻不免投鼠忌器,大陸、港臺當局如此,日方也不例外,就在不久前,日本政府還拒絕了部分政客登島活動的要求。畢竟,主權問題上各不相下、不斷摩擦,再多走一步,或許就意味著戰(zhàn)爭的爆發(fā),而這并非各方“臺面人物”所真正樂見,也不符合地區(qū)及大部分各方民眾的根本利益。
從地理位置看,釣魚島位于臺灣和沖繩之間,離大陸較遠;從行政沿革上,釣魚島屬于臺灣宜蘭縣頭城鎮(zhèn),中方強化保釣立場、優(yōu)化保釣形勢,都不可能繞過臺灣問題。此次8.15保釣,臺灣方面保釣船無法出海,補給無法通暢,已從一個側面彰顯“海峽兩岸不協(xié)調”對保釣問題的制約力,而臺灣問題本身,已是個需要大量時間、耐心的長期性問題了。
目前情況看,兩岸三地的保釣行為,恐暫時只能集中在“撈人”和“宣示本方立場”方面,而各方既難更進一步、又難后退半步的兩難處境會否被各種“不耐煩”所“倒逼”,這種“倒逼”又會帶來多少意外變數(shù),恐只能走著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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