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江北岸桐樅廬三地四支南陽葉氏 同根同源考略（續(xù)）

南陽開國

其三、道華公后人流傳的口書

據(jù)道華公后人口頭講述，他們家世世代代口口相傳下來：元末明初，先祖葉琛和劉伯溫、宋濂、章溢四人，經(jīng)胡大海極力舉薦，被朱元璋從麗水請到南京作為座上賓，入住禮賢館。朱元璋稱呼他們四人從來不叫名字，而是尊之為“先生”。劉伯溫隨軍當了軍師，宋濂當上經(jīng)師后又當上太子朱標的老師，葉琛和章溢被授為營田司僉事（見《明史》卷四十七）。閑余，朱元璋召見葉琛，“講明經(jīng)史、訪論治道”，葉琛的言論讓朱元璋感覺“時有裨益”。1361年8月，朱元璋親率大軍，準備進攻陳友諒占據(jù)的江州（今江西九江），劉基說：“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后，此勝師之兆也�！苯�州果然被一舉攻克。十二月，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派使者到江州見朱元璋，表達了投降之意，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原先的軍隊要繼續(xù)留在龍興（今南昌），不能改編到別處。朱元璋當時答應(yīng)了。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正月，胡廷瑞派外甥康泰到江州投降。朱元璋率大軍從九江出發(fā)，前往龍興。同時，朱元璋改龍興路為洪都府，任命葉琛為洪都知府；不久又任命鄧愈為江西行省參政，萬思誠為行省都事。葉琛上任不滿兩個月，胡廷瑞原手下祝宗、康泰不滿被朱元璋調(diào)防，兩人的船行到女兒港時，半道殺回反叛，丟掉朱元璋的吳軍旗幟，攔截了一艘布船，以布為旗，掉頭進攻洪都。黃昏時分來到南昌城下，一舉攻城，突破城門。洪都城原本就由這些叛軍守護，軍力十分空虛。此時，鄧愈正在洪都城中原來的廉訪司居住，聽聞叛軍已經(jīng)進城，在數(shù)十名騎兵的保護下倉促出逃；他們一路上且戰(zhàn)且走，幾十名親兵多數(shù)遇難，鄧愈連續(xù)換了三匹戰(zhàn)馬，最后換上其養(yǎng)子的座騎才得以從撫州門逃脫，逃回建康（南京）向朱元璋匯報去了。而尚在洪都城中的行省都事萬思誠和南昌知府葉琛，率手下竭力而戰(zhàn)，終被叛軍執(zhí)獲。祝宗、康泰勸降葉琛和萬思誠，遭到兩人破口大罵。沒過幾天，二人被害。只可惜先祖葉琛的治民之才還沒有來得及為大明朝施展，就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道元、道華二人聽說父親慷慨就義，趕往南昌奔喪。此時父親葉琛尸體已被官府收殮，準備從水路運回麗水老家安葬（因宋濂在《故詩人徐方舟墓銘》中云“浙西四賢”出婺州到南京走的路線就是水路：“出金華雙溪，買舟溯桐江而西，過安徽，后沿江(長江)至金陵”）；道元、道華兩人只好把父親穿過的染血鎧甲、衣袍包裹妥當，放上馬背；二人請畫師畫上一張父親的遺像，一路背在自己身上。當人馬走到桐城峽山時，馬匹被累死在月山腳下的水塘邊。血衣自然無法帶回，兄弟二人只好將父親的血衣，草草就地掩埋。等料理完后事，道元、道華閑下心來再瀏覽峽山，發(fā)現(xiàn)環(huán)谷皆是山嶺，風景秀美如畫，于是產(chǎn)生了要在此安家的想法；他們動身繼續(xù)向東北趕路，走了大約三、四十里路，來到桐廬交界的岱鰲山下，看它也很形勝，適宜于人居，同樣存心于胸…

沒料到幾十年后，當他們一家從金陵避亂到婺源，再從婺源外遷圖謀發(fā)展時，倆兄弟自然想起了當初安葬父親血衣的峽山和銘記于心的岱鰲山了，于是就向母親和大哥極力推薦皖中桐城。所以四兄弟先后遷徙于此。道元首先卜居岱鰲山；道榮鑒于一直在南京經(jīng)商，所以就遷到桐城西門余家沖，后購置田地占籍項家河；道華占籍峽山；老小道蔚一家同母親先落腳南陵，過了幾年，見其他三個哥哥都定居桐城，為有個照應(yīng)，也遷至柳峰山北邊的柳子寺（現(xiàn)屬樅陽縣白柳鎮(zhèn)）。道華來到峽山站穩(wěn)腳跟后，重新?lián)竦兀ㄔ律剑┞裨崃烁赣H的血衣，并在衣冠冢前立上石碑，便于后代子孫祭祀。母親朱老夫人壽終正寢后，自然也埋在父親的墳旁。

當?shù)刈谟H還津津有味地說，月山腳下原本就是一條官道。明清兩朝凡是路過此地的官員，“文官下轎，武官下馬”，“上七下八”(指上自高甸開始至下面官埠橋結(jié)束，共十五里路程)要步行，以示對南陽郡侯的敬重。去年道華公后人齊心協(xié)力出錢出力，在月山腳下建起一座“紀念亭”，把葉琛的古墓碑供奉于亭子中央，精心地加以保護起來，并把它視為文物保護點逐級申報。目前已獲批樅陽縣文物保護點。

不過，我對兩家譜上都提到的“…時始祖道元公（道華公）尚避亂于徽州之婺源”這一說法提出質(zhì)疑，需要勘誤。那時，葉琛一家應(yīng)該不是“避亂在婺源”，而是生活在“南京”，這才符合情理。因為：一是從葉琛當時的年齡、官職和所處的生活環(huán)境推斷，朱夫人帶四個兒子和葉琛應(yīng)當在南京家庭團圓了。1360年3月，葉琛和劉伯溫、宋濂、章溢脫離元廷，被朱元璋正式聘請至建康（南京）做官。葉琛時任營田司僉事（恢復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墾荒種田提供軍糧），官階不高但待遇高。他從一個行省元帥忽變?yōu)橐唤槲墓�，原來整天要帶兵廝殺在戰(zhàn)場，現(xiàn)在被換防至“大后方”，難得享受到如此的“安穩(wěn)和清閑”。把妻小接到身邊，一家人其樂融融，享受天倫之樂，理所當然。另據(jù)道榮公宗譜記載，“道榮商于金陵（南京）上清河（建鄴區(qū)興隆大街有上清河社區(qū)）”，說明長子道榮已在南京以經(jīng)商為業(yè)。這不就前后驗證了嗎？二是打開地圖，查看一下江西南昌和婺源、安徽桐城、江蘇南京，三省四地的區(qū)位，南昌和婺源于明初雖不屬同一個省份，但是根本不需要繞道安徽桐城而舍近求遠。為此，道元、道華要路過桐城，最合理的解釋就是桐城位于南京往返南昌的路途之上，他們是回南京的“家”。

其四、新近發(fā)現(xiàn)官山派與道華公家族的合修譜卷

據(jù)譜載，道元公攜長子福一（官山派）占籍岱鰲山（或桐城或樅陽，具體位置不詳）；而道元公次子福二后轉(zhuǎn)遷至桐城呂亭開基創(chuàng)業(yè)，葉家河葉氏從此一支獨秀，獨撐支派。為查找官山派后裔，筆者調(diào)動人脈資源，發(fā)動附近宗親查找，訪遍廬江縣樂橋鎮(zhèn)境內(nèi)葉姓人村莊，翻遍轄區(qū)葉姓人口信息，結(jié)果都與官山派無關(guān)。據(jù)此推斷，道元公當年落戶地應(yīng)在岱鰲山南麓的桐城（含樅陽）境內(nèi)，后看施澤在《葉氏源流小序》中提到“開基於吾桐岱鰲山之陽者，則道元也�！鄙街�陽，那不就是在岱鰲山的南邊嗎？那么它現(xiàn)在的歸屬地，可能是在樅陽縣錢橋鎮(zhèn)或麒麟鎮(zhèn)周邊（尚待查證）。

就在本人撰寫此文、苦于找不到官山派后裔、難以繼續(xù)下筆之時，突然從樅陽官埠橋傳來佳音。還是那位葉項宗親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們家發(fā)現(xiàn)了一本官山派的支譜。真是冥冥之中，祖宗庇佑顯靈！

他先用微信給我傳來幾張譜文照片，官山派譜書前頁就有“福一公”的名字，但文字特別少，僅有寥寥19個字，“福一公，妣鄭氏合葬周莊上首月形寅申向有碑”。據(jù)他說這本譜單獨成冊，記載的信息不是本家族先人，但是后面又印有和道華公家族同樣的字輩。不久，又給我提供了道華公家族八次修譜的詳細情況。我看后立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原來官山派早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就和道華公家族合譜了。相隔兩天，他再給我傳來官山派專卷（第八卷）電子檔。我翻看了一下，前幾頁記載的先祖世系信息過于簡單。我推測這應(yīng)該是官山派家族近兩百年來的首次修譜�？赡苁且虮局�人丁較少，經(jīng)歷了十多世，自家想修譜而修不了，但又怕本支源流時間過長中斷，就自然找到同宗同祖的峽山葉氏，請求與道華公家族靠譜合修，這樣就有了“樹德堂”宗譜第八卷——《官山派支譜》。345年前的合修鐵證就擺在眼前，還要我多費什么文字呢？

其五、有關(guān)佐證

(一)貴公家族與其他三家交往不斷，有序文見證

1、葉酉序論貴公與道華公兩家遷桐時間相差無幾。他在《葉氏宗譜卷首序》中說“我始祖與峽山始祖，明初俱自婺源而遷桐城，而或先或后不一其時，或城或山不一其地，遂各成一族，所謂一而二，其實無二姓也”。貴公遷桐稍微早一點，落戶桐城西門余家沖（經(jīng)商）；而道華遷桐略遲一些，落戶峽山，且在鄉(xiāng)下。

2、葉灼序論“分居四支，同為琛公后，因議合譜”；且貴公家族與道元、道華家族來往頻繁，關(guān)系密切。1827年，貴公十二世孫葉灼(號仲平，1793年進士)為葉家河葉氏重修族譜時寫了一篇序文，他在文中說:“族兄鳴鵬修葉家河族譜，偕文質(zhì)、向南，群從。以舊譜示予，囑作序，欣然應(yīng)之曰：此所以尊祖敬宗而合族者也，予方修譜，樂得稽世系，百證同異，敢謝以不文？謹按舊譜所載，吾族始受姓氏歷世久遠，元末諱琛公從明太祖，督師南昌，剿陳寇死，封南陽郡侯。子四人，道榮、道元、道華、道蔚，奉母朱夫人避亂居婺源。道元公先遷桐，居岱嶅山，長福一、次福二，未幾，福二公改遷葉家河；道榮公亦遷桐，居西門；道華公遷桐，居峽山；道蔚公奉母遷南陵，復遷桐，居柳祖寺。就此而論分居四支，同為琛公后，因議合譜。…近世以來，人心不古，一本九族視若途人，分支禮漸遠，情意愈疏，有患難不相恤者，安用譜為？余憶少時見文質(zhì)之祖鳴鸞、伯祖鳴謙諸公，執(zhí)子姪禮來謁，先大父諸父諸兄，意氣相孚，緩急相顧，會晤無虛。曰敦睦有古風，不啻一門叔姪弟兄之相親愛焉。峽山族繁，人皆醇樸，荊三先生敦孝友，竭力延師課子華清，蜚聲庠序，與予至厚，惜乎不壽！老年課孫大椿，督責更甚。癸丑（1793處）予成進士過峽山，謁廟題匾，肅然起敬。后十余年見大椿於村學，能讀父書，忻喜勸勉。不數(shù)年冠童子軍，補博士弟子員，登賢能書，誠足光大吾門也。而峽山之華清與文質(zhì)之祖若父，俱系屢世深契而未嘗合譜，蓋因聚散無常，艱於總匯，固耳雖然凡吾族姓同出葉公，木本水源皆當追溯，兄修新譜而深尊祖，敬宗合族之心，孝悌油然而生，洵善舉也！吾愿后世子孫睹此譜牒，城鄉(xiāng)連為一體式，相好而無相尤，如昔日先大夫之視鳴鸞諸公。予今日之視鳴鵬、文質(zhì)，雖未合譜較善於合譜也，則幸甚！”他在文中稱鳴鵬為“族兄”，自稱“族弟”；并敘述了往來走動情況。

3、葉球序論“斷之支派有四，固兄弟行也”。1847年貴公后裔葉球（字叔華，又字琢齋，1840年進士）為“井邊葉氏”四修族譜作序時，說到“…吾族自春秋楚子高公得姓以來，數(shù)千年有奇，顧其代荒遠，略之可也。由明初之由婺遷桐者，斷之支派有四：貴公，遷桐之西門，球之始祖也；道華公，遷桐之峽山；道元公，遷桐之葉家河；貞一公，遷桐之柳峰井邊地。貞公之四世有思賢公、思銘公，銘公仍貞公之舊，賢公后徙廬之雙澗，世為廬人焉。人之稱葉氏者，往往區(qū)井邊、雙澗、西門、峽山、葉家河而五之，而不知吾葉氏之始遷祖者，固兄弟行也。”

以上三人同為貴公裔孫中的嬌嬌者，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時期，且都是清朝進士。三人為家族宗譜續(xù)修，作出過很大貢獻。雖然明知四家是同本同源，但貴公支派仍然在族譜中沒有承認。

我常閑坐靜思：貴公支派人文蔚然，裔孫考中進士者多，而左光斗給出的葉氏祖源之說竟然默示領(lǐng)受至今。三百年來，期間1830年，貴公第十二世孫葉灼在《重修葉家河支譜序》中對祖源問題有過發(fā)問，“按吾家舊譜，遷桐始祖諱貴，世居婺源，明初商于金陵上清河，靖難之際卜居桐之西山，傳為漢太尉諱尤四十九世孫，唐諱林秀二十一世孫，不詳其祖若父名。大約先后來桐，鄉(xiāng)城遠隔，并不知同祖。遷居事參考新安新譜。唐長興元年，歲大饑，衢寇紛擾，林秀公率義勇到婺源忠平鎮(zhèn)剿捕，始平，發(fā)廩賑濟民，深德之遂在焉，詔授越州司戶，勛民昭著如此。乃君家舊譜載太尉而不載林秀公，似我兩家分派已在林秀公以前耶。新安新譜未載琛公事，豈公之發(fā)跡不在婺源？而其子奉母避亂暫居，旋即轉(zhuǎn)徙耶。昔石林公譜序云，太尉而上十有三世，俱未可盡信，故新安舊譜鐫自明嘉靖戊子（1528年），亦云太尉以上蓋闕無征，所以傳信也。雖然家人之萃渙，情誼之疏密，又不在乎譜之分合也”。葉灼之言，實事求是，“不詳其祖若父名”；而并不如葉燦所說的，“余葉之處桐者，亦洞若觀火，識其所由來矣”。可能是怯于八世祖葉燦的定論吧？他在序文中說到，“此其世圖世系考據(jù)分明，付之剞劂后，之子若孫當以吾言為權(quán)輿巳”。

直到現(xiàn)在，桐城貴公支派的祖源問題，依然如舊。這令我很糾心和鬧心，同時讓我滋生了寫作此文的初心。我想通過全面考證，尋根問祖，為先祖葉琛追遠收族和睦族（沒有攀附名門望族之意），讓四大家族達成共祖共識，認祖歸宗，家人相認，枝繁葉茂，光宗報國。攜手并駕齊驅(qū)，共赴美好前程！

（二）從貴公家族與貞公家族譜序中捕捉信息，推斷兩家素有淵源

1、兩家譜序中提到的“金陵上清河葉氏”應(yīng)是兩家之“共親”

貴公遷桐后，仍有族弟居金陵上清河，“六世桐岡公（1518—1567）應(yīng)試金陵，族人盛為款洽；迨八世曾城公（葉燦）官任南大宗伯（禮部尚書別稱），雅意避嫌，往來始絕”。數(shù)十年之后，貞公的第十二世孫廬江人葉傑（字履文，1597年生，終未詳）攜表弟許可鑣（廬江羅河七橋人）到南京“同試南闈”時，也是寄宿在上清河族人昌組家。許可鑣高中武會舉（清朝改稱“進士”），為外祖父家撰寫了一篇譜序。兩家譜序中都提及“上清河葉氏族人”。我以為，這不是偶然。按中國傳統(tǒng)的習俗，需要到外地考試或辦事“盡量有親投親”。不難想象，貴公后人去南京參加鄉(xiāng)試，自然投親上清河本家；幾十年之后，貞公后人去南京參加鄉(xiāng)試也是找上清河宗親落腳，這充分說明上清河宗親是他們共同的族人，他們的先祖應(yīng)該就是“一家人”！

另許可鑣在文中提到的表兄葉傑的上清河族人“昌組”，可以肯定，他就是貴公的后人。我推測，他應(yīng)是貴公的第十二世孫，為什么呢？因為貴公支派老字輩從第十世開始起用，“爾孫昌大…”，而“昌組”名字中的“昌”同“爾孫昌大”中的“昌”；另外昌組與履文雖不屬同一支派，但按貴公和貞公是兩兄弟往下排序，正好是平輩，符合人丁繁衍常理。原來的金陵上清河地區(qū)，經(jīng)查詢大致為現(xiàn)建鄴區(qū)興隆街道上新河社區(qū)范圍，可是已拆遷改建了。此地如果還有葉氏族人后裔居住的話，老字派應(yīng)該還在沿用。

2、貞公家族“套用”了貴公家族之祖源說法

明御史左光斗在1622年為貴公家族撰寫的《南陽葉氏譜序》中說，“貴公為漢太尉四十九代之后，而唐秀州司戶林秀公二十一代之裔也”，成為四支南陽葉氏最早、自然也是“最權(quán)威”的祖源說。左光斗為安徽桐城橫埠鎮(zhèn)（現(xiàn)樅陽縣）人，進士出身，時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他與貴公八世孫葉耀（號太素）、葉燦（號曾城）同朝為官；況且左家與葉家為老鄉(xiāng)，又是姻親。葉燦任禮部尚書（1621年）后，堂兄葉耀就責成堂弟回老家啟動修譜，但苦于世系淵源不清，只知道“從婺遷桐”，按說要派人到婺源尋根問祖，可受條件限制又去不成；恰恰此時，姻親家左光斗大人要去皖南巡視，特別是婺源，所以就拜請他到婺源中（同“忠”）平幫葉家查問祖源。左光斗接受了葉家之托，借巡查寧國、涇縣、婺源之際，公私兼顧，“分派家乘，過婺源見南陽譜牒，則知會太素、曾城兩公之本源，而序由所作也�！睂ｉT去婺源查閱了中平葉氏族譜，所以得出上述結(jié)論。按說這個結(jié)論很荒唐，經(jīng)不起人家考問。因它玩起了“大穿越”，直接摒棄了世系鏈條中“父親”以上的二十代先祖。葉燦在1626年所作的譜序中，認可了左光斗對其家族祖源的說法，“余始祖貴公自婺遷桐，諦考源流貴公乃林秀公二十一代之裔也”，但沒有說“貴公為漢太尉四十九代之后”，燦公可能發(fā)現(xiàn)了左大人的說法有誤。貴公家族宗譜后來幾次續(xù)修，祖源問題都是照搬左光斗的說法。不過，現(xiàn)在通過查證，左光斗所考證的婺源中平葉氏世系是錯誤的，他其實并沒有看到真實的譜卷（過去家譜一般不給外姓人翻看）。查閱婺源中平云莊《葉氏族譜》，記載的真實世系是以東漢太尉葉尤為始（一世祖），八世祖為南遷始祖葉望遷丹陽，二十九世祖葉從于唐乾符年間（874——879）遷歙縣黃墩，三十二世祖才是林秀公，唐天佑年間遷婺源錢塘；林秀五世孫葉文義因稱中平公，后改錢塘為中（別字“忠”）平；葉夢志于南宋年間舉家遷云莊（外莊改名為云莊）。左光斗說法的錯誤有三：一是代數(shù)錯了。按譜記載，林秀公是葉尤的三十二世孫，而按左光斗的推算是二十九世孫，整整相差三代。二是林秀公遷移至婺源時間錯了。也許是左光斗說的，或許是燦公自己查找的，燦公在序文中說林秀公是長興元年（930年）遷到中平，而中平譜上記載是唐天佑年間（904—907）。試想一下，如果左光斗查閱了《葉氏族譜》，連“49”和“21”記得那么清楚，那他一定親自數(shù)過多遍。其實很簡單，不如把它全部抄錄下來送給葉家。何況葉家修譜正需要它呢？這樣作用更大，更是順水人情。一般家族修譜都是從一世祖開始往下世襲的，昭穆有序。而貴公家族的宗譜與我們其他三家一樣都是“斷代譜”（早先不知道琛公家族世系）。如果說讓左光斗從林秀公開始，把貴公以上的其他十九世先祖抄錄下來，應(yīng)該不是什么難事；特別是抄錄貴公的祖父和父親，但結(jié)果就是沒有。所以，我說是左光斗用來應(yīng)付燦公推算出來的（按每代人20—25年，相隔四百五十年左右差不多）。三是進一步查看婺源《葉氏族譜》，林秀公根本沒有后人遷徙至皖江北岸地區(qū)，我將另文論證。

遺憾的是，為道元公、道華公，甚至貞公家族作序的人，也有不加思索就借用左光斗給“火葉”的祖源說。一是人貴言重；二可能是受當時條件限制（沒有現(xiàn)代的互聯(lián)網(wǎng)和交通、通信設(shè)備），無法核查。如套用最早、最典型的，就是“井邊葉”之外甥許可鑣。他是左光斗、葉燦等人的后學、晚輩，年齡比他們小三、四十歲，他的人生縱跨明清兩朝。他知曉桐廬幾支“葉”是一家，認為“井邊葉”一修譜序只說到父親是南陽侯葉琛。為了顯露自己的地位和學問，“余即以平昔閱之史鑒，聞之上清河昌組者述之于首，以俟葉之后世子孫知所由來耳”。他揉合了兩種說法，既沿用了葉家通說——“葉琛家族世系”，又拋出了“婺源中平葉氏世系”，即左光斗大人考證出的“火葉”世系。沒想到許可鑣弄巧成拙，犯了一個很低級的錯誤�！叭~琛家族世系”和“婺源中平葉氏世系”，風馬牛不相及。因為葉琛的家族世系來源于松陽，屬于儉公支派；而葉林秀是碩公支派。從得姓始祖葉子高算起，他們分支于第二十七世，二人共父——第26世祖琚公。

在此，有必要對“井邊葉”一修時的三篇譜序，作一點釋明�！熬�邊葉”在一修時（1611年）留存三篇譜序，而章應(yīng)斗一人獨占兩篇，這兩篇應(yīng)該是當時所作，沒有問題。章應(yīng)斗在第一篇序文中寫到“柳子之有葉氏，蓋南陽之苗裔，辱在瓜葛，嘗遊于門。一日，守泉、思泉、象樸暨侄逸宇、桐郊、芳林俱觴余。因以家乘屬余，且相謂曰：聞祀江漢者，首必西向，岷嶓所在也；食桃李者，必視其下，思壅其本根也…”章應(yīng)斗也是白柳人，在當?shù)厮闶鞘考�，與葉守泉等住得很近，且相互是朋友。他們經(jīng)常在一起吃飯、喝酒。葉守泉請章應(yīng)斗為家族一修譜作序，章應(yīng)斗欣然應(yīng)允，于是寫下了第一篇。但是文中沒有交代清楚葉氏的祖源，可能是章應(yīng)斗沒弄清楚，也不好亂寫；可譜序不寫明祖源，似乎不合章法。章應(yīng)斗后來通過訪問或查找，接著寫出了第二篇序文。在再序中，他交代了貞公之父葉琛及其他三個兄弟姓名、落戶等情況（見前文摘錄，在此不作重復）。

第三篇序文已給后人制造了重大誤解。這篇序文的作者正是那個考中“武會舉”（清朝稱武進士）的葉家外甥——許可鑣（羅河七橋人）。它其實是一篇補序，乃事后形成。有何依據(jù)呢？因為許可鑣在1611年，還只是個懵懂的孩童，不可能寫出此文。許可鑣在序文中說到，自己與表兄葉傑（字履文）到南京“同試南闈”，落腳上清河“昌組家”，最起碼應(yīng)該成年了。那么許可鑣的出生年齡又從哪里獲得的呢？查閱水心堂葉氏譜卷：他的表兄葉傑，是貞一公第十二世孫，“曾祖世昆、祖父珠、父親正宜，葉傑出生于萬歷丁酉年三月（1597年3月，終未詳）”。掐指一算，在其家譜一修時，葉傑才14、5歲；而許可鑣是其表弟，比葉傑還小，此時年僅10歲左右，怎么可能高中進士呢？許可鑣的外曾祖叫葉世學（與世昆為堂兄弟），外祖父葉玤（字燦如，生未詳，配李氏，生子二：正本、正條，女一適許超，邑庠生，生外甥四，長諱可鑣，邑庠生，公妣終未詳，公妣合葬鳳形地）”。鳳形地，為現(xiàn)在的樂橋鎮(zhèn)陡崗五顯廟附近，與羅河鎮(zhèn)七橋相鄰。再翻開光緒版《廬江縣志》191頁記載，許可鑣考中崇禎六年癸酉科“武舉”（1633年），7年后（1640年）登庚辰科“武會舉”（清改稱“武進士”），但這已是“井邊葉”一修后近30年的事了。我猜想，應(yīng)該是“井邊葉”為光宗耀祖，在許可鑣中進士后，懇請他撰寫的，到1701年二修時給增補上去，可落款時間依然還署著“萬歷辛亥年”（1611年）。這樣人為地制造時空混亂，給后世子孫讀譜設(shè)置了一大隱形“障礙”。光看眼面文字，一般人發(fā)現(xiàn)不了它背后的問題。在此，我不由喟嘆，先人也會“神操作”！

3、比對道元公家族與道華公家族譜序，發(fā)現(xiàn)不少內(nèi)容相同或類似

盡管道華公族譜上沒有提及道榮公和道元公，但是道元公與道華公兩家留存的族譜，譜上有不少內(nèi)容相同或類似。如圣諭 、誥封，淵源圖，選刊的先祖人物像贊，凡例、家禮圖、祠祭條約、舊規(guī)家規(guī)、規(guī)條、家政、家戒、作譜“五難”、修譜“六法”等，如譜序部分都有宋濂和葉琛本人寫的文章（系造假）。特別是世系源流圖，從得姓始祖沈諸梁到葉琛，共56世，先不究竟其對錯，人名和排序全部一模一樣。例舉得姓一脈世系圖：“葉公—維（大夫）—昭（統(tǒng)師）—榮（中書令）—良—堂（尉校）—紹（宣尉）—和—彥（上舍）—尤（漢太尉）—伯賢（博學宏才隱居不仕）—俊（有膂力善騎射為車騎將）—明—正—祥—贊（中書舍人）—仲—芬—程舉（中書令）—光樞—耀—碩（平州刺史）、颙（遷饒宰相）—預(yù)（性至孝友不干仕進，當時稱清隱長者）—績（遷新安字懋之，宋元嘉時靖白勝之亂，封中郎將）、續(xù)（遷休寧）—貴—寶（通判）—馳—迨—震（遷浙江處州）—釗（德行著聞）—法喜（開元中銀青光祿大夫）—一梓—煒—㟻—鏖、烹一（遷歙北葉村派，子一）—用邦（博士）—磽—崖—蘋—籛—振—仁清—夢鳳、夢得（遷徽節(jié)度使）—元弼—文榜（駙馬）—必達—逮—日榮—問臣—師睦—自誠—紹先—公器—熙—圖—琛公”。如果道華和道元不是同胞兄弟，祖宗有照搬照套、亂認的嗎？另道元公長子福一(官山派)后裔與道華家族在康熙年間就靠譜合修，不正是因為兩支祖源世系相同才合并的嗎？這是明擺的證據(jù)。

但是，道元家族與道華家族兩家宗譜記載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關(guān)于兄弟人數(shù)信息，道元公那邊記載有道榮、道元、道華、道蔚四個弟兄，而道華公這邊記載的只有道華、道蔚兩人，少了兩個哥哥，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實這都是后人的思想在作祟，人為地割裂了兄弟關(guān)系和感情。過去講究“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別子為其后裔之始祖，繼承別子的嫡長子是大宗，繼承別子之庶子的是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即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即小宗�！俺凶媸a”就意味著自己是大宗，百世不遷；余則為小宗，五世一遷。

4、“兄弟排行，無行蘭一”，可能隱含著不為人知的秘密

南陽郡侯葉琛本是浙江麗水人，在老家碧湖高溪已娶妻生子。妻子劉氏，麗水城里人，二人育有一兒兩女，兒子最小，名叫仕紱，生于1345年8月。元明時期，實行一夫一妻多妾制。葉琛在外當官，常年不能回家，為圖生活方便，再娶一房照顧自己，合情合理。朱氏女子是婺源紫陽朱氏后人，應(yīng)是他到歙縣任縣丞以后才娶的側(cè)室。葉琛與朱氏生了四子，分別是“道榮、道元、道華、道蔚”。按說兄弟排行應(yīng)該從“行蘭一”開始。但是，道元家族宗譜記載“道榮，行蘭二，諱貴，與諸弟因父終難，偕母避于婺源，后遷桐城西門；妣，胡氏。道元，行蘭三，諱恩，由婺遷桐岱鰲山，夫人王氏，生子二，福一、福二。道華，行蘭四，遷桐城峽山。道蔚，行蘭五，因兄居桐城，同母朱氏遷南陵，生子茂九。到茂九主事，復遷桐城柳子寺�！卑凑f是不可能寫漏掉的，是有意為之嗎？那么“行蘭一”在哪，為什么沒寫或說明呢？古代封建宗法制度很嚴格正統(tǒng)，正室嫡長子為大宗，再加上出生早一點，由此推斷可能“行蘭一”就是留給麗水老家的嫡長子“仕紱”。但仕紱在麗水老家已入譜，所以排序就從“行蘭二”開始，預(yù)留不問，“內(nèi)部掌握”，不能對外明說。當然這只是一種推測，但也不是臆測。還有一個信息，也許是偶然的巧合。就是“水心堂葉氏”字輩在二修沒有統(tǒng)一之前，第四世思賢、思銘公，用的字輩是“思”；而葉琛麗水老家《南陽郡葉氏宗譜》上，從葉琛起算，第五世也是“思”字輩，如葉琛玄孫譜載“思鎧、思鐸、思錀”等，正好平輩。

5、婺源與桐樅廬四支南陽葉氏關(guān)系密切

（1）婺源是其發(fā)源地。葉琛于1344年—1348年底在徽州府治所在地歙縣任縣丞。一干就是五整年。在歙縣任職，葉琛有兩大收獲：一是當官獲得了好名聲。因葉琛為民辦了許多實事、好事，留下好口碑，歙縣志書記載“至正任，修儒學文廟，平邑金課有惠政”。1353年葉琛奉命到婺源平亂，攝州事一年，籌資修復朱文公廟；每天親自上街施粥，救苦救難。宋濂的《葉治中歷官記》記載至正“十三年三月，辨章三旦八公帥師平徽、饒，辟侯（葉�。�為行軍都事，使者凡八至，然后令侯就道。八月，師次婺源州。州民素熟侯,詣辨章，乞侯攝州事，從之”。為什么“州民素熟侯”呢？因為葉琛早幾年娶了朱氏，州民知道他是婺源人的女婿。二是另建一個家庭，繁衍了數(shù)萬子孫。他聘娶側(cè)室朱氏，育有四子，隨后就一直帶在身邊生活，直到帶至南京上清河，定居為止。四支后裔開枝綿蔓，集于皖中，遍布各地，為國為家，光宗耀祖。

（2）婺源是其中轉(zhuǎn)避難地。婺源是朱夫人娘家。按中國傳統(tǒng)說法，它不是孩子們的祖籍地，所以有人稱他們“世居婺源”，很不準確。朱氏生于斯長于斯，成年后嫁給官人葉琛做了偏房，隨遷相夫教子。與葉琛在一起生活不到20年，年紀輕輕就守寡，而且獨自含辛茹苦撫養(yǎng)四個小孩。葉琛殉職南昌，被封為“大中大夫、輕騎都尉”，后被追封為南陽郡侯（見《明太祖實錄》）；嫡子仕紱至去世（1385年）都沒有“承祖蔭”（見麗水葉琛族譜），而是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正月，葉琛嫡長孫葉永道（明史記載有誤，記為葉琛之子）才被太祖接見，任命為“閤門使”（六品官）。麗水葉氏家譜記載“文修，字永道，行京九十九，由祖蔭官授閤門使陞觀察使”。從以上麗水葉琛家譜記載信息看，正室都沒有受到什么朝庭優(yōu)待，那么作為側(cè)室就無須多說。為了維持一家人生計，朱氏夫人無奈讓長子道榮（貴公）棄學經(jīng)商，撐起家門。明朝建立后，明太祖為了江山社稷的穩(wěn)固，不擇手段，濫殺功臣，“火燒慶功樓”，制造“胡惟庸案”、“藍玉案”，大把大把殺人。有的滿門抄斬，有的竟被滅了九族。金陵城血雨腥風，白色恐怖。朱氏夫人為了安全起見，被迫攜四子躲到婺源娘家避亂（因其它地方人生地不熟，無人可作依靠）。在娘家婺源躲了一段時間（十來年左右），孩子們紛紛長大，需要開基立業(yè)。婺源畢竟山多地少，娘家無法容下，必須尋找新的生存空間。這時，道元、道華自然就想到奔喪途中留意到的桐城峽山和岱鰲山兩個地方了，他們就向母親和大哥極力推薦。兄弟四人穩(wěn)打穩(wěn)扎，陸續(xù)遷徙桐城。先是道元第一個“吃螃蟹”，甘當遷徙“先鋒”；其次是道榮（靖難之際1399—1402遷桐），見火葉譜《貴公傳》；再到道華，道蔚是先同母親遷至南陵，之后再遷至柳子寺。

（3）婺源是道元公歸葬地。據(jù)道元公家族宗譜記載：道元“宦游皖桐岱鰲，愛山水之明秀，樂風俗之，遂卜宅于岱鰲山之旁，厥后臨老復歸婺源祭先祖墓，終于源，葬椒沖，有碑。配夫人王氏，生卒未詳，葬岱鰲山大窊”。朱氏夫人帶著一大家子，從婺源向山外移民，翻大山，過丘陵，穿皖南、跨長江，一路顛簸來到江北桐城。兄弟四人散開立基，各自白手起家，開荒筑室，忙里忙外，扎根成家，結(jié)婚生子。再加山水阻隔，婺源成了一家人遙遠的“夢中之鄉(xiāng)”。朱氏夫人一去不復返，抱憾終生；道元臨老時，帶著母親的遺囑，代表其他三兄弟，越過千山萬水，吃盡千辛萬苦，回到“家婆窩里”掃墓祭祖。沒料到，這一去竟把自己永遠留在了他鄉(xiāng)，葬于椒沖。但因椒沖地方太小，地名又不起眼，再加年湮代遠，可能情況有變，至今都沒有找到隸屬哪個鎮(zhèn)、哪個村，只有備考。

不過，道元公作為南陽葉氏一個支派（岱鰲山葉）的開基始祖，雖然承父蔭被封為“忠顯御史”，但臨終沒能葉落歸“根”（岱鰲山），回到自己的創(chuàng)垂之地，死后沒能與夫人合墓，與子孫永遠地分開，這是他根本沒料到的人生最大不幸。而且，道元公在西天看到了自己最不愿意看到的結(jié)果：福一、福二兄弟失和，子孫們由此分道揚鑣，各自立萬（官山派、葉家河派）；一年到頭，沒有子孫來祭拜自己（不知葬地情有可原）；埋在大凹口的夫人墳塋，沒有子孫知道葬在哪，更談不上修墳、掃墓了。

而作為裔孫的我，會不遺余力，盡心幫助；同時，也希望能得到道元公子孫們的積極支持和響應(yīng)，讓福一、福二后人早日相認！

綜合以上五個方面考證，皖江北岸毗鄰的桐城、樅陽、廬江四支南陽葉氏都來源于浙江麗水，他們的共同先祖，就是明末元初的南陽郡侯葉��！

三、關(guān)于兩個重要問題之釋疑

（一）貴公家族宗譜為何不敘明其父和兄弟，而接上婺源中平世系

對此問題，我試作解析。答案是“他們”心知肚明裝不知。當然，這個“他們”是指肇修時領(lǐng)修、作序和主編等少數(shù)人，與其他絕大多數(shù)貴公后人無關(guān)。為什么這么說呢？前文已說過，左光斗去婺源中平肯定是沒有看到《葉氏家譜》。因中平那時已沒有葉姓人居住了；早于南宋年間就舉家遷往外莊（云莊）。而外莊與中平不在一地。中平現(xiàn)屬江灣鎮(zhèn)，外莊現(xiàn)屬溪頭鄉(xiāng)。他說的“貴公為漢太尉四十九代之后，而唐秀州司戶林秀公二十一代之裔也”，現(xiàn)在通過查證，發(fā)現(xiàn)此說法明顯錯誤，前文已作過論述。

左御史是“外人”，不知道“貴公之父是誰”可以理解。那八世孫耀公和燦公總不能不知道吧？如果連此二人都不知道“貴公之父是誰”，那還修什么家譜，從何修起呢？

其實，太素公（葉耀）在修譜前就已清楚婺源中平葉氏世系淵源了。因燦公在序文中點到“幸余兄太素公司鐸昆陵，有葉生者攜其家乘，歷敘葉氏之木本水源，支分委折，忠平一派是其嫡傳”。據(jù)此分析，明顯是“有而不用”。但貴公支派要明接中平世系肯定是接不了，也無法接得上；硬要往上湊，只能來個“囫圇吞棗”。

再說燦公也是知道貴公之父的。燦公在序文末尾說，“余葉之處桐者亦洞若觀火，識其所由來矣！”既然對處桐者“洞若觀火”，又知道從哪里而來的，不可能不清楚貴公之父是誰吧？

綜上所述，我認為有三個因素。

首先是“他們”不愿認。為什么呢？貴公的子孫們認為，一世祖貴公作為葉琛的長子，“沒沾光，只受累”。家譜，都是各姓氏子孫后代纂修的，首修一般在十世左右。仙逝數(shù)百年的“一世祖”，是無法“左右”領(lǐng)修子孫的意志和觀點。貴公作為葉琛和朱氏的長子，按說葉琛被追封后，“承祖蔭”的應(yīng)是貴公。但事實上“承祖蔭”的卻是老二道元（道華族譜上記載的是“自己”，明代不可能出現(xiàn)“一家有兩人世襲”，這也許是道華族譜沒有記載道榮和道元的內(nèi)在原因）。據(jù)其本家支譜和貞一公家族宗譜記載，官名為“忠顯御史”。當初，有可能是老大道榮經(jīng)商已上路子，事業(yè)有成，不想受體制束縛，或者是別的原因，而推讓給了老二。另道榮還要幫助母親，扶養(yǎng)三個弟弟成人。

其次，是“他們”不便認。貴公支派修譜時，太素和燦公等人在朝為官，也可能受當時政治方面因素的影響。因琛公在世，先仕元，后投明。明代末期，社會動蕩，朝廷上“東林黨”和“閹黨”之爭激烈，農(nóng)民起義風起云涌，蒙古人虎視眈眈，國家內(nèi)憂外患。1625年，左光斗就被奸黨陷害下獄致死。接著李自成起義推翻明朝；滿清貴族入關(guān)，舉國抗清，反對投降派。左光斗有個學生，名叫史可法，就是明末著名的抗清民族英雄。

其三，認林秀公為先祖“兩全其美”。朱氏帶四子正好停留過婺源，后又從婺源遷來；而婺源中平葉氏是名門，接上它可以光耀門庭。

當世同胞兄弟情同手足，無話可說。可后人們（指“他們”）卻不這么看，總認為本支派先祖吃了虧、受了委屈。所以，干脆就來個“一不做、二不休”，誰也不認了。

對以上的“他們”，我并沒有指責之意、也不敢有，因“他們”按輩份也是我的先祖。我作主、客觀分析，算是模仿和復制“他們”當時的心境罷了。

還有，就是燦公說的“貴公有族弟居上清河”。我推測不應(yīng)是貴公族弟，而應(yīng)是二世祖“興公”的二弟“昱”、或者三弟“清”，有可能是上輩們把它記錯了而誤傳給葉燦。看“火葉譜”記載的一世祖貴公、二世祖興公、三世祖文信、文忠、文禮三人“生卒娶育葬”信息都很齊全；怎么就“昱、清”二人詞條，都是“生卒娶葬未詳”呢？這二人完全有可能，是被貴公后來送回南京重振家業(yè)了。六世祖桐岡公來金陵應(yīng)試時，還受到上清河族人的盛情款待。包括后來的貞公十二世孫履文，攜表弟許可鑣到金陵“同試南闈”都住在昌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