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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邦達認為是南宋摹本
《平安帖》共四行四十一字,無名款。歷史上多數(shù)人認為是王羲之所書。
第一眼見到它的圖像,我馬上聯(lián)想到的是自己年輕時反復(fù)臨摹過的《十七帖》!妒咛肥翘铺谟氐囊痪硗豸酥郀,其風格含蓄凝重,歷來公認為羲之成熟期的今草代表作。太宗曾命解無畏勾勒一卷充作弘文館的“館本”,這卷“館本”后被人刻石,宋拓藏上海圖書館。另有其中二札的古摹本——《游目帖》和《遠宦帖》,分別藏于日本私人(聞二戰(zhàn)中已毀)和臺北故宮。
北宋《宣和書譜》記載御府所藏二百四十三件王羲之法書中,就有草書《平安帖》一件(另有同名行書一件,摹本今藏臺北故宮)。北宋潘師旦刻《絳帖》二十卷,亦收入王羲之《告姜道帖》(《平安帖》之別名,即姜夔指為獻之書者)。南宋《澄清堂帖》亦刻入《告姜道帖》。
乾隆獲此帖的時間大約很晚,加題時已是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集內(nèi)府法書之大成的御刻《三希堂帖》、《墨妙軒帖》早已完成,《平安帖》遂無緣躋身清宮刻帖之榮耀。此后不知何時,它流出宮廷,“隱居”人間,又錯過了照相術(shù)昌明后百余年來的“出版大潮”,各種影印王羲之法書圖錄中皆不見其蹤影。難怪今人驟見鴻寶,頗覺眼生。作為藝術(shù)史研究者,我們有責任闡明它在歷史上的巍巍地位與赫赫聲聞。
徐邦達先生三十多年前見過《平安帖》后,對它進行了細致的著錄與研究,文字刊于《古書畫偽訛考辨》一書中。結(jié)合本帖絹地與前宋花綾隔水是一時物、書寫系臨寫帶勾描、上古印“書畫印”(文征明跋中以為王詵。┑炔⒎莻挝锏日J為摹制時間的斷代“應(yīng)為南宋中晚期勾摹本”。
或是北宋王詵府上出產(chǎn)
說實話,根據(jù)這些情況我無論如何也無法得出“南宋中晚期”的結(jié)論。我猜徐先生的思路也許是:“卷中鈐有北宋末宣和內(nèi)府與南宋初紹興內(nèi)府的偽璽,所以它只能產(chǎn)生于南宋中晚期,因為古人是不敢偽刻當朝皇帝御璽的!比欢,難道摹帖與鈐蓋偽璽必須同時進行嗎?為什么不能是摹帖在前,鈐蓋偽璽在后呢?
我對這個問題的拙見如下:
文征明對于上距自己僅三四百年的“大名頭”王詵的鑒藏印章,理應(yīng)相當熟悉,就像今天的鑒賞家應(yīng)當熟悉項元汴、安岐、梁清標的印章一樣。他在跋文中明確指出《平安帖》上所鈐“書畫印”等屬于王詵,如果找不出過硬的反證,我們沒有理由不采信他的說法。如此,此帖的摹制時間應(yīng)不晚于北宋王詵生活的年代(11世紀初葉)。
至于我為何不采信文氏關(guān)于此卷題簽為宋高宗所書的說法,是由于北宋以后“元章書”為流行書體,仿效者實在太多,很難僅據(jù)“猶帶米法”就說是趙構(gòu)。
《平安帖》為絹本,這在古摹王帖中是少見的。唐人以“雙鉤廓填”法摹帖多用紙本,他們是在認真地作學術(shù)意義上的“拷貝件”,故往往連原作上的破損痕跡也忠實勾出!镀桨蔡返慕伒,徐邦達先生已經(jīng)確認是宋絹,故此帖的性質(zhì),嚴格說應(yīng)叫宋臨本。舍紙摹而用絹臨,主要是想通過材質(zhì)的高貴使人信為晉人真跡,造就一件可以亂真的“文物復(fù)制品”。文征明對“絹本”這一點十分看重,他在題跋中說:“蓋晉人珍惜其書,故多用絹,至唐人猶然!彼坪蹙褪巧狭诉@個當,把復(fù)制品當真跡買了。
當然,這并不貶損《平安帖》的價值。千年古物,不管當年的摹制動機如何,其傳承右軍書道的功能,對于今人來說都是一樣的。
由上述兩點,我們聯(lián)想到王詵其人。王詵是宋英宗的駙馬,北宋時代僅次于徽宗皇帝趙佶的第二大書畫玩家。關(guān)于他贗造名家書畫的記載,古書上屢屢見之。這里只舉米芾《書史》中非常生動有趣的一則:
“王詵,每余到都下,邀過其第,即大出書帖,索余臨寫。因柜中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鵝群帖》,染古色麻紙,滿目皴紋,錦囊玉軸,裝剪他書上跋連于其后。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跋。余適見大笑,王就手奪去。諒**尚多,未出示。又余少時,使一蘇州背匠之子呂彥直,今在三館為胥。王詵嘗留門下,使雙鉤書帖。又嘗見摹《黃庭經(jīng)》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圖**’,乃余驗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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