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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 跨越時空看徽商
夏仕應
記得是1999年的這個季節(jié)，當我執(zhí)行本刊特別策劃《人民法院“執(zhí)行難”問題透視》時第一次踏上了徽州土地。當汽車駛進皖南山區(qū)之中，我就在翹首以盼魂牽夢繞的徽州。績溪到了，這里是徽菜的發(fā)源地，這里是“紅頂商人”胡雪巖的故鄉(xiāng)，這里還有胡家祠堂；正當我陷入久遠的瑕想之中，歙縣到了，裳越牌坊群記載著多少動人的故事，紫陽書院似乎仍在回蕩著19世紀的朗朗書聲……
當天晚上，到達黃山市政府所在地屯溪，我迫不及待地走上街頭。徜佯在并不熱鬧的夜市，發(fā)現這里的商品雖然玲瑯滿目，可幾乎是沒有包裝的土產品，人們的衣著打扮并不入時，精神面貌似乎難以尋見老徽商的精明、干煉與富庶。在蜚聲中外的“屯溪老街”，在這條幾百年中被人譽為“流動的清明上河圖”中，如今仍在某些方面保持著它的繁華，但我發(fā)現，在843米長的老街左右的店鋪中，至少有一半是從外地來此的老板，而且大都是浙江人，隨處都可以聽到浙江人的鄉(xiāng)音。這難道就是歷史上的徽州？這難道就是誕生一代理學大家朱熹的地方？這里曾孕育了縱橫天下三百余年的徽商？
我由衷地失望了，徽商哪里去了？徽文化哪里去了？難道剩下的僅僅是片瓦殘礫，幾座直立的牌坊群和殘留的破書院？山水——風光依舊，徽商——人去樓空，踏著歷史之痕跡，我在尋覓徽商的過去、現在、未來。
追尋明清徽商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幫”，它是舊徽州府籍(歙縣、休寧縣、婺源縣、祁門縣、黟縣、績溪縣)商人或商人集團的總稱。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后代有發(fā)展，并在明朝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清末民初，徽商漸趨衰落。
徽商作為全國聞名的大商幫，在明朝成化以前，徽商以經營“文房四寶”、漆、木、茶和稻谷為主；成化以后，經商的范圍有了很大的擴展，涉足的行業(yè)多種多樣。從商業(yè)資本流向和從業(yè)人數看，鹽、典當、茶葉、木器業(yè)最為顯著，其次是米、棉等，也有徽商從業(yè)于珠寶、古玩和人參等行業(yè)�；丈躺痰掠邪俗终娼洠骸柏浾妗薄ⅰ皟r實”、“量足”、“守信”。在這種經營理念的主導下，徽商曾活躍于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自明朝中葉到清朝中葉，徽商保持了三四百年的鼎盛輝煌時期，幾執(zhí)商界牛耳，并創(chuàng)下了“無徽不成鎮(zhèn)”的美譽，足見徽商在當時所占的地位。
徽商除了人數多，活動范圍廣外，商業(yè)資本也十分雄厚，當時無論是那一個商幫，都認為“富室稱雄”者非徽商莫屬。在宋朝在徽商中像“程十萬”“祝半州”的大賈，在明朝以前還是少數，而到了明清時期，這樣的富商大賈則已經不足為奇了。當時的徽商許某，經營40余家當鋪，雇工2000余人。后因故解散經營的當鋪，發(fā)給雇工的遣散費平均每人1500兩銀子。在當時，擁有二三十萬兩銀子的商人只能算是“小賈”。在清朝乾隆和嘉慶年間，徽商共向朝廷捐銀2640萬兩（7次）。如果算上地方各種數目的捐銀，數目非常巨大。
乾隆年代，僅揚州鹽業(yè)的徽商資本就達四五千萬兩，而清朝最鼎盛時的國庫存銀不過7000萬兩�；丈套钪拇砣宋锖⿴r最有錢時，其“阜康錢莊”在全國各地有20多處分支，資金達2000萬兩白銀，擁有田地上萬畝，這在當時意味著，清廷近三分之一的國力是在一位“紅頂商人”的操控之下。
徽州不僅孕育了商業(yè)領域的成功實踐者，也誕生了一代睿智的貨幣改革家——王茂蔭，他是馬克思在巨著《資本論》唯一提到的中國人。王茂蔭1798年出生于一個徽商家庭，是清廷主管財政貨幣事務的重要官員。在清咸豐年間，曾兩度富有創(chuàng)見地提出了貨幣改革措施：《條議鈔法折》、《再議鈔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幣制、緩和危機的主張：即有限制地發(fā)行可兌換的錢幣。這符合那個時代貨幣的運營規(guī)律，但是，由于他的行鈔方案，卻與清政府搜刮民財的方針是相悖的，所以他的方案未被采納。咸豐嚴辭指斥王茂蔭只掂著商人的利益，而把皇上的利益擱在一邊了，真是太不關心國事了。最有意思是咸豐說：你當我是傻瓜一個，我看不出你在動什么腦筋�。●R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的一個注釋中所說的就是這件事。他是從俄國的傳教士巴拉第和葉夫拉姆皮編輯的《帝俄駐北京布道團人員論著集刊》德文版中了解到王茂蔭及其貨幣觀點，于是就有了那個標號為“（83）”的注釋，從而使王茂蔭成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唯一提到的中國人。
徽州由于獨特的地理因素，再加上北方“外來戶”強烈的宗族意識和儒家朱熹學派的影響，形成了地緣和血緣的關系。徽州人外出經商，時常是同族或同地的人，三五成群結伴而行，彼此有個照應。因為血緣關系，他們具有較強的凝聚力、向心力，易于結成牢固的團體。隨著商業(yè)的擴大，又不斷吸收同族同地的人參加，逐漸形成了行業(yè)宗族化和地緣化的特點，并借助于此，同其他商人展開競爭，時常立于不敗之地。有些行業(yè)在某一個地域完全被徽商壟斷，其他商幫根本無法插足。由于有了“兩緣”的關系，徽商之間有著很強的親情認同感，非常樂于彼此提供商業(yè)信息，從而減少了經商的困難、增加了成功的把握。這也是人們常說的天時、地利、人和中的“人和”的因素。
天時、地利、人和，機遇雖好，但要真正走上這條路，又談何容易。其實，在許多成功的徽商背后都各有一段辛酸史。著名徽商汪應享，苦于無資金經商，其妻便將珍藏的嫁妝全部拿出變賣，支持丈夫經商，自己在家中過著十分清苦的生活；成功徽商江才，家底薄，其妻毅然摘下自己帶著的首飾，作為丈夫經商的資本。
還有一些貧寒出生的商人，無嫁妝可賣，他們的經商資本只有靠借貸或依托親戚朋友援助。徽商李士葆，20歲到蕪湖打工，歷盡辛勞。人到中年，還是一貧如洗，就決定貸本經商，一心求富，后來，終于家道興隆�；丈坛棠常摵贤逯就篮险�10人合伙經商，他們盟誓，三九嚴寒不喝酒，三伏酷暑，他們連一頂草帽舍不得買，就是這樣，艱苦創(chuàng)業(yè)，10人終于發(fā)跡。成功徽商李魁，一貧如洗，家中全部資產只有臥室一間，夫婦無可奈何之下，將它賣給族人，僅得銀子10兩，他們就憑借著10兩銀子的資本，來到南京，租一鄉(xiāng)間破屋經商，幾年后，買下了不少田宅，成為小富人家。這樣的商人在徽商中數也數不清。大鹽商鮑志道，家貧，11歲被迫離家跟人學會計，20歲，給一個揚州鹽商當伙計。由于長期助人經商，耳聞目染，逐漸成為馳名遐邇的揚州巨商。
明清徽商的重要特色是“賈而好儒”。這既促進了徽州的儒學興盛，而儒學對徽商從事商業(yè)經營又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罩萦捎凇叭鍖W之盛”，因而在徽商中有許多人受過儒學教育。他們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識，這對開展商業(yè)活動是非常有利的，大都善于審時度勢，決定取予；運以心計，精于籌算。一些有文化的徽商，因善于操持生財之道，竟成為眾商賴以經營的智囊。在徽商中，以“業(yè)儒”出身者居多，這是徽商異乎其他商幫之處，也是徽商迅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明代，山西商幫和徽州商幫勢均力敵，但山西商人不重視讀書，同徽商形成鮮明的對照，也是這兩個商幫此起彼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徽商“賈而好儒”，雖然對商業(yè)的發(fā)展起著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儒學畢竟是維護封建制度的一種思想武器，徽商的視野和經營活動，也必然因此被禁錮在封建主義的柵欄里�；罩萆倘艘餐渌饨ㄉ處鸵粯�，只有得到封建政權的支持才能求得發(fā)展，所不同的是，徽州商人，特別是那些富商，由于賈儒結合，也就易于與封建政治勢力相結合�；罩蓰}商的事例，就是比較典型的。
徽商由于在儒風的熏拂下，封建宗族觀念極深，他們樂意將其一部分商業(yè)和商業(yè)利潤資助于維護宗族統治的各種事業(yè)，這勢必消耗了一部分可以用于擴大商業(yè)經營的資本，使其輸入到封建性的非流通領域，這樣，徽商資本的出路，也就多了一條刻有封建印記的管道。到了19世紀末，當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經濟沒落時，正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登陸中國之時。只有把大量資金投入實業(yè)，實現商業(yè)與產業(yè)的結合才能獲得新生。但“官本位”的徽商卻做不到，他們已經沒有財力去投資產業(yè)了，也就在外來資本和民族資本這兩股潮流的沖擊下跌落下來。一位對徽商頗有研究的人士指出，徽商的衰敗，先是衰敗在清政府剝奪鹽商的壟斷特權、太平軍重創(chuàng)商業(yè)活動和洋貨的大量蠶食上，但問題的最終“還出在徽商自己的文化上.”它留下的蹤跡，對于我們探討新世紀新徽商的復興，從一個側面提供了頗有價值的參考材料.
探究當代徽商
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90年代，外部經濟已經滲透到安徽經濟的生產、流通等領域。從淮北到江南，只要在一定規(guī)模的商品市場上，無論是哪個行業(yè)，你都隨處可以見到浙江人在忙碌著。在安徽省城合肥的城隍廟、安徽大市場、東方商城，店面最大的是浙江人開的，生意最興旺的，往往也是浙江人。雖然和當地人經營同樣的產品，但他們總是在熟悉一段時間后，很快地超過了當地人。在這些地方，據工商稅務部門統計，外地店鋪因為規(guī)模大、營業(yè)額多，稅收要占整個稅收的三分之二以上，這個數字足以表明，在當年徽商的家門口，真正控制局面的，已經是外地人了。
安徽商報的記者趙焰給我講述了屯溪“老街第一樓”的主人吳持龍的故事：吳持龍是浙江東陽人，18歲時隨父親來徽州謀生，一開始是在祁門的大山里開磚瓦廠。1998年，吳持龍看準了“老街”定會重新輝煌，于是在其父親及親友的支持下，花十幾萬元咬牙買下了老街街尾的一大間門面房。十幾萬元錢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量，吳氏父子將自己的全部積蓄都拿了出來，可謂是背水一戰(zhàn)�？蛇@一冒險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吳持龍成功之后，很多當地人頗多感慨，也有人后悔當年沒有像吳持龍一將老街的房產買下來，錯過了發(fā)財的機會。吳持龍在談到浙江人與徽州本地人在觀念上的差別時說，徽州本地人可能有點錢會感到滿足，而浙江人在有了一些錢之后，總是想讓錢再生一些錢來。
在吳持龍身上，讓人仿佛再現了兩個世紀之前沿著新安江“順流而下”的老徽商的影子。但時過境遷，吳持龍真實的身份卻是一個“浙商”。如今的“浙商”就是以當年徽商的方式，“逆流而上”的。也可能我們過去所擁有的，現在正在慢慢淡薄。那塊“老街第一樓”的牌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仿佛是一個巨大的問號或驚嘆號，提醒著人們注意徽商的現在和未來。
今年2月，安徽省工商聯、經貿委等幾個部門聯合開展了一次“2001年度安徽省民營企業(yè)百強排序”活動，共有375家年營業(yè)收入在1000萬以上的企業(yè)入圍，比前一年度新增加了89家；營業(yè)總額在億元以上的有49家，其中新長江集團營業(yè)收入總額為62190.4萬元；有42家企業(yè)資產總額達億元，凈資產最高的達111953萬元。這些入圍民營企業(yè)的領導者可以說是都是安徽的“佼佼者”�？墒牵绻盟鼈兣c其他省市的民營企業(yè)一比，無論從數量還是經營規(guī)模上說，只能說是處于中下游水平。以民營科技型企業(yè)為例，合肥是一個省會城市，高校和科研院所林立，智力密集，理應涌現出一批具有一定特色和實力的民營科技型企業(yè)，可實際并非如此。在這里，目前總收入在100萬元以上的民營科技型企業(yè)只有72家，僅占全省此類企業(yè)總數的10.5%。
根據浙江嘉興學院陳才庚教授的研究，民營企業(yè)家主要有資本積累型、承包人轉化型、企業(yè)改制型、職業(yè)型等四種生成途徑。安徽的情況大致也是如此。省內資本積累型民營企業(yè)家農民出身的居多，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從土地上走出來的頭腦靈活的農民最早成為民營企業(yè)家隊伍中的一員。工人、機關干部、科技人員等加入民營企業(yè)家行列的時間要晚一些，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突破姓“資”姓“社”問題后，承包人轉化型、企業(yè)改制型民營企業(yè)家才逐漸增多。據調查，高技術民營企業(yè)的企業(yè)家基本都是從原企業(yè)辭職出來創(chuàng)業(yè)的，因此大多是年紀輕、文化高、技術好的人才。目前安徽省民營企業(yè)家中純農民職業(yè)的還約占30％，如果把先期在農村鄉(xiāng)鎮(zhèn)及鄉(xiāng)鎮(zhèn)以下從事各種職業(yè)的民營企業(yè)家合在一起，幾乎占到九成以上。隨著省內平均每年約1／10的民營企業(yè)家被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淘汰出局，新生的隊伍又不斷加入進來，在今后民營企業(yè)家隊伍中農民身份的人占大多數的狀況會逐漸有所改變。而職業(yè)型民營企業(yè)家的數量，在目前安徽民營企業(yè)普遍采取家族制經營管理方式的背景下，仍十分稀少。
改革開放20多年來，安徽確實涌現出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民營企業(yè)家。但從整體看，高素質的民企經營者至今仍是一種“稀缺資源”，相當多的民營企業(yè)家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yè)的企業(yè)家的整體素質與未來的市場經濟發(fā)展的要求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有些民營企業(yè)家缺乏雄心壯志，思想素質差，沒有社會責任感，認為自己創(chuàng)辦和經營企業(yè)純粹為了賺錢，什么為國家和社會作貢獻，什么環(huán)境污染、職工權益、顧客利益，全然不予考慮。有些民營企業(yè)家法律意識淡薄，抱著僥幸心理，千方百計鉆法律空子，甚至違法經營。如為了生存不惜采取搶注別人的商標、假冒別人的產品、制偽造劣、以次充好、賴賬不還、偷稅漏稅等多種多樣不正當競爭手段。這既影響了本企業(yè)的經營，又給安徽民營企業(yè)家隊伍和安徽商品品牌抹了黑。有的民營企業(yè)家想方設法傍“大官”，不惜一擲千金，大搞權錢交易，想以此改善企業(yè)的外部生存環(huán)境，提高知名度，加快自身發(fā)展。
從企業(yè)組織形式看，2001年安徽民營企業(yè)中，50％是獨資制、10％是合伙制，40％為有限責任公司，但實際上普遍實行的是家族制管理方式。規(guī)范的現代企業(yè)制度、科學的企業(yè)治理結構在安徽民營企業(yè)中至今沒有確立，更談不上健全。從而導致在不少民營企業(yè)中，企業(yè)家猶如花果山上的美猴王，處在眾星捧月的地位，頗有點搞“個人崇拜”的味道，再加上偶爾做成了幾筆好生意，導致有些民營企業(yè)家自我感覺十分良好，目中無人，總以為自己什么都懂，在任何方面都比所有員工強，什么意見、建議都根本聽不進去。企業(yè)在財務管理、營銷管理、生產作業(yè)管理、質量管理、庫存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漏洞百出，也不肯聽取正確的意見或出錢聘請專業(yè)管理咨詢機構進行咨詢。決策隨意化現象，在安徽民營企業(yè)家尤其是一些中小型民營企業(yè)的企業(yè)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與好大喜功相反，有些民營企業(yè)家得過且過，跟著感覺走，從來沒有制定過符合市場發(fā)展和企業(yè)自身條件的長遠規(guī)劃，從一開始就處于一種賭徒下骰子那樣的經營管理狀態(tài)。賭對了，賺一筆，企業(yè)發(fā)展就快一些；賭錯了，就關門大吉。從而造成不少地方民營企業(yè)“三年換一批”，民營企業(yè)家“三年換一茬”的可悲現象。
目前不少民營企業(yè)家缺乏在經營管理方面的各種創(chuàng)新素質。據調查，約有80％以上的民營企業(yè)家素質還處于“經驗型——專家型——管理技術復合型”演變過程中的第一、二階段，相當多的經營管理活動還帶有明顯的“家長制”、“經驗型”的色彩，不懂得總結管理中的各種規(guī)律和經驗教訓，不懂得汲取群眾的智慧，盲人騎瞎馬般亂撞一氣，在管理上做到嚴格管理就不錯了，遠沒有達到科學管理的要求，更不知道怎樣進行人本管理，以最大限度地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形成良好的企業(yè)文化。
再者，安徽民營企業(yè)家隊伍的文化素質普遍低于國有企業(yè)經營者，民營企業(yè)家文化程度都不高，很多是初中畢業(yè)，有的只受過小學教育�，F在民營企業(yè)家們也已普遍認識到，最大的挑戰(zhàn)來自于自身的素質和自身的觀念�？梢哉f，文化素質偏低是制約民營企業(yè)家思想素質和經營管理素質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
徽商復興之路
探討“徽商復興之路”，這里的徽商已并非狹義的“新安商幫”，而是就整個安徽而言，更確切地說，我們要暫時擱下美菱、榮事達等國有和集體企業(yè)不說，而探尋作為真正意義的民營企業(yè)家的發(fā)展之路，民營企業(yè)的振興之路。
重振徽商，必須與時俱進。首要的是突破來自思想觀念方面的障礙，應營造一種勇于經商、敢于經商的氛圍，不要被某種心理或習慣所困。解放思想中的一些禁錮，雖然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但確實重要。長期以來，受傳統的儒家文化的影響，學而優(yōu)則仕等思想觀念根深蒂固，“萬般皆下，唯有讀書高”。明清徽商與其他商幫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與一門心思做生意的晉商相比，追逐財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歸宿。因此，盡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卻做得三心二意。從乾隆到嘉慶十年的70年間，同樣在兩淮經營鹽業(yè)，徽商子弟有265人通過科舉入仕，而晉商僅區(qū)區(qū)22人。產生過諸多大名鼎鼎徽商的西遞村至今還留有這樣一副對聯：“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在“官”與“商”的游離之間，徽商的科舉入仕情結清晰可見。
“經商做賈的目的在于讀書做官”，這種文化有的人視為明清徽商成敗的根源。雖然有失偏頗，但這樣的思想確實長期存在，并左右著安徽的代代莘莘學子。最近，中央黨校經濟學部王東京教授在安徽省委黨校所作的報告中將“越窮的地方，人們越想當官”歸結為中國官場的“三大定律之一”，可謂一針見血。連北京的高校師生都說：“安徽的碩士、博士畢業(yè)后首選是進政府機關”，試看從北京回安徽來的高學歷者幾乎都在政府部門、國有金融機構，其中在政府機關工作的占絕大多數，在安徽幾乎沒有高學歷者白手起家從事實業(yè)的。這是活生生的現實，這是發(fā)展中來自思想根源上的最大障礙。有關人才都集中到擁擠的機關里，那么微觀主體經營者的素質提高將是何等的緩慢！畢竟“儒家思想和現代市場經濟是難以相容的”，就連新加坡資政李光耀這位對儒家思想極力推崇并用來有效治國的資深政治家都曾這樣感慨。
準確地說，安徽境內出色的民營企業(yè)家廖若晨星，安徽民營企業(yè)的發(fā)展尚處于初始階段，遠沒有形成氣候。更準確地說，安徽新生代的企業(yè)人目前普遍處于受雇于人的地位。記者曾在溫州采訪，恰遇在溫州打工的安徽籍“白領階層”聚會，從一疊厚厚的通訊錄中，我們查閱了四百人之多的基本情況，他們都在30歲上下，大多是90年代前后畢業(yè)的大學生，很多處于溫州企業(yè)的中高級管理崗位，是標準的職業(yè)經理人。他們意氣風發(fā)，掌握著很多資金和信息，筆者在和他們的聊天中得知，他們之中有近一半是從安徽的基層政府、國有企業(yè)中“不甘寂寞”而毅然遠走他鄉(xiāng)的。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徽商復興的希望，這些人將是未來徽商復興的主體。
從改革與發(fā)展的角度探討徽商復興這一主題，我們認為，改革應該塑造盡可能多的微觀主體，以促進民營經濟的發(fā)展壯大。無疑，民營經濟成為安徽乃至中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力量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決策者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縮短這個期限，并找出其有效的發(fā)展路徑。以前的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yè)、外商獨資、合資企業(yè)、民營化了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仍然是我國民營經濟進一步拓展的基礎和發(fā)展原動力，它們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優(yōu)勝劣汰，逐步強大起來。另外，在全球一體化和國有企業(yè)進一步從競爭性乃至一些壟斷性行業(yè)退出的大背景下，更多外商在中國設立獨資和中外合資企業(yè)，特別是鼓勵外資對國有企業(yè)的并購改造，以及促使更多的國有企業(yè)，包括一些大中型國有企業(yè)的民營化，從而在增量上擴大民營經濟的規(guī)模，提高民營經濟的檔次，將是一條十分重要的路徑。
在安徽新徽商集團采訪時，該集團上層正在集中精力重組原安徽省商務廳下屬的12家企業(yè)，但據介紹，在這12家企業(yè)中僅有四家企業(yè)具有一定的市場價值，在盤活這些資產存量時，公司上層花費許多精力和物力。當記者問及政府讓這12家企業(yè)并入徽商集團麾下，是否有“拉郎配”之嫌，該企業(yè)的同志回答得很巧妙：這要看一年后的市場運營情況。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時至今日，安徽經濟改革和發(fā)展的基本思路，仍然沒有突破固有的模式，仍然試圖實現原有體制的逐漸蛻變。
這是一種典型的漸進式“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實踐證明，這種模式對于我國早期改革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我國微觀經濟已經轉換到基本依據市場原則運轉的今天，改革和發(fā)展的重點仍然在“破”而不在“立”，至今基本沒有實質性調整，就是一個需要研究和思考的重大問題。因此，必須以發(fā)展民營經濟為戰(zhàn)略和政策基點，以市場化為基本原則，把重點轉移到加速新的經濟管理體制和制度的建設上來，舊體制的改革要在新體制的塑造過程中逐一解決，但新體制的塑造一定是第一位的。
從優(yōu)化民營經濟發(fā)展環(huán)境角度探討徽商復興這一主題，我們認為，一方面，可以確立人們對民營經濟是經濟增長主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成份定位的新意識，逐步消除民營經濟只是邊緣經濟的錯誤看法；另一方面，從法律和政策制定上會針對民營經濟發(fā)展的要求進一步完善和規(guī)范，糾正一些歧視性政策。如果這一模式能夠被確認，那么，民營經濟就會獲得前所未有的良好環(huán)境。
環(huán)境是民營經濟成長發(fā)展的外部因素，對民營經濟的生成發(fā)展甚至生死存亡至關重要。在剛剛揭曉的《福布斯》“2002年中國內地首富排行榜”中，有3位安徽籍人士，他們分別為南京雨潤集團董事長祝義才（名列第32位）、深圳比亞迪公司董事長王傳福（名列第41位）、融捷投資管理集團呂向陽（名列第48位）。祝義才是安慶桐城人，王傳福和呂向陽則同為無為人，雖然這三位杰出的商界人士其成功之地均非安徽本土，但卻出生在安徽對外交流意識、商品經營意識較為濃郁的地區(qū)。桐城在20世紀80年代，其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在安徽就遙遙領先；無為人則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就外出打工，以“無為小保姆”而著稱于世。因而在桐城、無為等地，產生安徽“首富”就不足為怪，這里有其必然性。
祝義才的創(chuàng)業(yè)史說起來還真讓安徽人有些惋惜。他大學畢業(yè)后，在交通廳下轄的海運公司工作，因年輕氣盛便毅然辭職下海，從“賣螃蟹”起步，幾經艱辛，幾經風雨，祝義才很快就有了收獲，凈賺480萬元。但做貿易無法做出自己的品牌，再發(fā)展也只是中介。他經過深入調查，1991年3月，祝義才回到安徽合肥，投資450萬元，成立華潤肉食品加工廠，開始生產自行研制的紅腸系列肉食品，迅速打開局面。然而，一些預想外的因素讓祝義才逐漸頭痛不已，有關部門對民營企業(yè)存在明顯歧視，百般刁難。無奈之下，1992年12月，祝義才變賣機器設備，攜資300萬元落戶南京雨花區(qū)。
這種迫不得已，萬般無奈，足以說明在安徽這片曾誕生一代商業(yè)“巨子”的土地上當今仍然存在著不利于甚至是阻礙民營企業(yè)發(fā)展的因素。浙江在當初國家民營經濟的政策尚不明朗的情況，政府采取了“默許”“不干預”的態(tài)度，這種“默許”與“不干預”恰恰就是對民營經濟發(fā)展最好支持。安徽其實很早就出臺了許多政策支持民營經濟的發(fā)展，但為何還是出現了祝義才一氣之下走出安徽的遺憾呢？
從民營經濟自身探討徽商復興這一主題，我們認為，新時代的徽商要繼承和發(fā)掘明清徽商的優(yōu)良傳統和經營理念，把“古徽商”在長期創(chuàng)業(yè)過程中形成的“銳意進取、勤勉刻苦、誠信不欺、義以天下、回報社會”的經濟倫理與新的實際踐相結合，不斷加以總結、揚棄，賦予創(chuàng)新精神和時代特征，逐步形成新徽商的文化思想內涵，確立以“勤勉、創(chuàng)新、和協、誠信”為經營管理理念的新徽商精神支柱，并把這種精神貫徹到企業(yè)的運作中去，使其成為新徽商企業(yè)文化的價值核心。
據近日《經濟參考報》報道，地處淮河蓄洪區(qū)安徽霍邱縣的“老災窩”——馮井鎮(zhèn)，1100多名“泥腿子”卻牢牢占據著中關村ＣＰＵ芯片市場６０％以上的經營份額。１９８９年，有過搬運工、泥瓦匠經歷的栗洋來到京城。從開始替別人做裝卸工，到自己開辦公司經營ＣＰＵ芯片生意，栗洋漸漸地在中關村站穩(wěn)了腳跟，資產發(fā)展到５００萬元。在他的帶動下，越來越多的鄉(xiāng)親走進了“硅谷”。栗洋說，“晚上睡得木板，白天做得老板”，馮井人開始都是流血流汗，從“一窮二白”中漸漸積累起原始資本的。對于普遍只受過初中教育的農民來說，知識的積累過程異常艱辛。從英文２６個字母學起、坐在路燈下啃讀枯燥的電腦書籍、餓著肚子也要讀電腦夜校……從“賣苦力”到“賣智力”，馮井鎮(zhèn)農民在中關村經歷了艱難的跨越。
誠實守信是馮井鎮(zhèn)農民成功的重要經驗。27歲的傅斌每天上午打國際長途到馬來西亞定貨，晚上空運即到。每筆業(yè)務至少幾十萬元，傅斌和供貨方已經形成信任守諾的默契，不用先付定金就可得到貨物。傅斌說：“誠信是咱農民的本色，也是我們生存發(fā)展之本。”馮井鎮(zhèn)農民起初幾乎全是空手而來，但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地方，如果有人缺乏啟動資金，或者生活發(fā)生困難，都會得到老鄉(xiāng)們的熱情幫助。
霍邱縣是安徽典型的農業(yè)大縣，每年約有３０萬人在外打工�；羟褶r民從單純打工逐步走向科技創(chuàng)業(yè)，象征著中國農民的“質變”。 這種“質變”應該說是在繼承了老徽商 “勤勉刻苦、誠信不欺”的基礎上賦于新的時代精神，是一種“揚棄”。這種“質變”伴隨著城市化、現代化的步伐，將是安徽實現跨越式發(fā)展的根本途徑，將是新時代的徽商的復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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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帖子已被 桐川 在 2005-6-29 10:53:10 編輯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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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表于 2005-6-29 10: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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