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遠逝，何處覓朱公？ （蒙哥馬利元帥指名要見的中國人）

桐川

[size=3]斯人已遠逝，何處覓朱公？

——朱奇武逝世十年祭



陳夏紅



2002年5月5日上午，中國政法大學師生歡聚人民大會堂，在共和國最高權力機關所在地，度過了自己五十周年華誕。

校長徐顯明在致詞中指出，“50年的輝煌業(yè)績離不開幾代法大人的艱苦努力。我們將永遠銘記法大的開創(chuàng)者與建設者們。我們不會忘記錢端升先生、戴崢先生、雷潔瓊先生，正是以他們?yōu)榇�表的一代人鑄就了法大永遠的信念，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傳統(tǒng)�！毙祜@明還指出，中國政法大學也不會忘記朱奇武等25位老先生等為代表的，為法大學科建設與發(fā)展做出了開創(chuàng)性貢獻的名師�！八麄儗φ胬淼臒釔�，對學術嚴肅、嚴謹?shù)木�神，對學子的殷情，對法大發(fā)展所傾注的滿腔熱情都將鞭策我們后來者薪火相傳。”徐顯明說。

朱奇武簡歷

事實上，在徐顯明代表學校提及的25位為法大學科建設與發(fā)展做處開創(chuàng)性貢獻的名師中，除了王名揚、潘漢典、江平、陳光中、張晉藩、巫昌禎等至今仍然在學術界名重一時之外，差不多一半以上的老先生已經(jīng)駕鶴西歸，沒有能夠看到法大50周年校慶的盛況。這里面就包括1995年6月23日逝世的朱奇武先生，筆者做此文時，正好是他逝世十周年紀念。

朱奇武是誰？即便是在諸老先生“獻了青春獻子孫”的中國政法大學，恐怕也沒有幾個學生能夠答得上來。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輸入“朱奇武”三個字，結果亦寥寥，大多都是學術論文引注中才出現(xiàn)，只有個別文章中提及朱奇武，那時因為朱奇武的學生現(xiàn)在都發(fā)家致富了，搬出老先生以示孝道。

由于法律與政治形勢的過分密切，中國法學史上失蹤了好多人，當年“南有東吳，北有朝陽”、“無朝不成院”的盛況自1949年之后就徹底消失。朱奇武先生和民國時期的法學重鎮(zhèn)東吳、朝陽都沒有血緣關系，可列舉法學史上的失蹤者的名單，朱奇武老先生恐怕是絕對不能被忽視的。要想在學術史上清晰地找出朱老先生的位置，恐怕還得費一番時日。

所幸在1991年出版的國內(nèi)唯一的《中國法學家辭典》中，收錄了“朱奇武”的詞條。據(jù)此以及其他資料，我們大概可以知道朱奇武先生早年的一些情況：先生系當代國際法學家，出生于1917年，安徽桐城人，早年曾就讀過太原國民師范附小。1941年畢業(yè)于燕京大學。1946年畢業(yè)于南京中央大學法學院，獲法學碩士學位。1950年畢業(yè)于英國牛津大學研究院，獲哲學博士學位。據(jù)說當年朱奇武出國時，同船前往的還有同樣生于1917年、曾在英國劍橋大學進修的湯宗舜先生。

朱奇武先生逝世后，署名為“小檣”的學生在《中國政法大學》校報上撰文紀念朱老先生提到，“先生一生充滿了傳奇的經(jīng)歷：他精通英日俄語，當年曾憑借流利的日語智退日軍；大名鼎鼎的蒙哥馬利元帥是他的同學，當年蒙哥馬利訪華時指名要見他，因此而使右派的他獲得了解放；他武學深厚，盧溝橋事變不久就曾拿起過槍真刀實彈地抗日；許多國際大會都是他濃重的牛津口音才壓住了陣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元照英美法詞典》的主編薛波告訴筆者，朱奇武先生一口純正的英語口語即是在牛津期間練成，同時潛移默化形成的還有先生儒雅的風度。薛波先生因為詞典的事宜，在1992年～1995年期間和暮年朱奇武先生有較多的來往，該詞典即是在朱奇武等諸多老先生幫助下歷經(jīng)十余年時間做成。

風雨如晦三十年

1949年在牛津大學研究院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之后，正當風華正茂之年的朱奇武先生毅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回到了到處欣欣向榮的祖國。“國民黨政府那時也千方百計拉攏我父親他們?nèi)ヅ_灣、香港。可那時我父親他們都覺得國民黨真是腐敗透頂了，新中國成立后總覺得一切都有了奔頭，正好可以實現(xiàn)他們心中的抱負，所以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回到了大陸”，朱奇武先生的女兒朱曉玲告訴筆者。

按照《中國法學家辭典》所收錄的“朱奇武”詞條，回國后的朱奇武先后在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做過助教和講師。1952年全國院系調(diào)整之后，在北大、清華、燕京、輔仁四所大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系，以及華北革命大學的基礎上，成立了為新生的共和國政權趕制“槍桿子、刀把子”的北京政法學院。朱奇武先生即是此時開始了自己后半輩子的政法人生。

在反右運動中，朱奇武被劃為右派。據(jù)2002年出版的《中國政法大學》校史載，整個反右運動中北京政法學院有包括錢端升院長在內(nèi)的177人被劃為右派，而其時在校師生總數(shù)亦不過1073人。朱奇武先生成為其時北京政法學院幾近五分之一的“資產(chǎn)階級右派分子”之一。

對于朱奇武為什么被劃為“右派”，由于對檔案和史料的發(fā)掘有限，筆者目前還不能給出一個確切的回答。更為關鍵的是，就筆者手頭的資料看，朱奇武并沒有留下多少被劃為“右派”的資料。法律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集》中收錄了楊兆龍、錢端升等26位政法界“右派”的37篇“謬論”，比如錢端升的《批評“三害”》、王鐵崖的《政法教育界的“三害”很嚴重》等文章，卻沒有朱奇武先生的文章。

朱奇武的觀點或文字中，唯一和反右運動搭界的，是朱奇武先生在1957年5月13日發(fā)表在《光明日報》上的《從國際法看法律的階級性與繼承性》，此時正處“陽謀”階段，離反右正式開始尚不足一月。

關于法律的階級性與繼承性的討論，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后京滬法學界的一件盛事。這場大討論最早發(fā)端于上海，而起因則是1956年的第二期華東政法學院學報上發(fā)表的兩篇文章：李良的《“百家爭鳴”和法律科學》以及劉煥文的《在“百家爭鳴”中談舊法思想》。這兩篇文章的發(fā)表在上海法學界掀起軒然大波，華政學報編輯部遂在1956年的10月31日邀請上海市政法部門、政法院系以及其他方面的法學家三十余人進行座談。在該座談會上，除了兩位作者之外，發(fā)言的還有孫曉樓、楊兆龍、洪文瀾等學者。后來楊兆龍據(jù)其發(fā)言寫成《法律的階級性與繼承性》一文，與上述學者的座談發(fā)言一道在華政第三期發(fā)表。1957年初討論在京滬兩地深入，這場討論日趨熱鬧，《法學》雙月刊、《政法》雙周刊和中央政法干�！督膛c學》等都主要針對楊兆龍的文章，陸續(xù)刊登了關于法律的階級性與繼承性討論的論文。甚至為了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上海法學會遂于1957年3月14日召開了上海法學界第二次學術座談會，華東政法學院、負擔大學法律系、上海法律學校的教師和上海市各政法機關的工作人員五十多人與會。

朱奇武先生的文章發(fā)表時已近討論的后期。朱奇武認為，國際法規(guī)范本身并沒有階級性，資本主義國家適用它，它就變?yōu)橘Y本主義性質(zhì)，社會主義國家適用它，就變?yōu)樯鐣�主義性質(zhì)�！八�既是資本主義的，又是社會主義的。這就是說，公認的國際法規(guī)范具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階級性，”朱奇武寫道。同時，朱奇武也在同一篇文章中承認了國際法中繼承性的存在。朱奇武的觀點，實質(zhì)上否認國際法的階級性，而主張國際法有繼承性，事實上和當時大多數(shù)學者一樣，與楊兆龍的觀點保持了一致。

1957年6月8日反右開始后，楊兆龍即被列為上海市政法界與王造時并列的頭號大右派遭受批斗。既然朱奇武先生的觀點和楊兆龍的觀點一樣，那么在反右或者反右補課中朱奇武被劃為“右派”即屬順理成章。

“這些事情父親那時候也很少跟我們說。他是一個喜形容易露于色的人，有時候我們看他情緒不太好，可能就是這方面的原因�！敝鞎粤嵴f。

此后的朱奇武基本上就靠邊站了。在《中國政法大學校史》中提及，1965年7月，受政法教育神秘化和完全政治化的影響，加上有些領導指示北京政法學院為黨校性質(zhì)的學校，要培養(yǎng)無產(chǎn)階級專正的干部，北京政法學院黨委專門討論了黨外教授的安排問題。當時黨外教授有9人：雷潔瓊、嚴景耀、曾炳均、錢端升、戴克光、吳恩裕、汪暄、黃覺非以及朱奇武等。學院黨委認為，這些黨外教授既不能參加學院的領導工作，也沒有讓他們開的課程，對其不易安置。經(jīng)上級批準，學院成立了研究室，由雷潔瓊任研究室主任，專門編譯有關資產(chǎn)階級政治、法律方面的資料。研究室作為學院的一個學術性機構，在名義上歸法學研究所領導，由北京政法學院代管。

1970年12月，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決定撤銷北京政法學院，全體教師到安徽辦五七干校，次年2月位于安徽雎溪縣五鋪農(nóng)場“五七”干校正式開張。1972年4月北京政法學院教師五七干校被撤銷，大多數(shù)教師干部在安徽就地分配。朱奇武先生在文革中經(jīng)歷應該與此息息相關。

八十年代：貢獻余熱的年代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國內(nèi)形勢大為改觀，北京政法學院在鄧小平的關心下得以復辦，并在1983年正式組建了中國政法大學，由此迎來了五十年校史上的第二個黃金時期。

此時的朱奇武已經(jīng)整整六十歲。這是今天國家法定的退休年齡，而此時朱奇武卻和很多老教授一樣，卻才枯木逢春，開始自己作為法律學者的人生，真可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氐奖本┲�后，朱奇武擔任過很短一段時期的北京政法學院副院長。

在八十年代早期，朱奇武主要就是參加了法律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學校統(tǒng)編教材《國際法》的編撰。中國政法大學93級研究生王利民在回憶文章中說，“我從高等學校統(tǒng)編教材《國際法》這本書中第一次知道朱先生的名字，那時我還在南開大學法律系就讀�！�

據(jù)中國政法大學84級研究生、現(xiàn)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告訴筆者，他讀研究生時聽過幾次朱奇武先生的課。朱奇武先生其時為副教授。“那時候評上一個教授可真是不容易，主要憑你寫的論文，副教授的水平亦是很高的，”李曙光說，“朱奇武老先生講課比較有意思，具體情形忘記了，不過他說話速度比較慢，嗓音略微有點啞，說英語非常好聽。”

李曙光還告訴筆者，“朱奇武老先生講課時多少有點照本宣科，很多時候包括他的文章，似乎都是站在政府的代言人的角度發(fā)表文章�！崩钍锕馑�指基本屬實，整個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初期，朱奇武先生先結合國際法專業(yè)知識，撰寫了大量具有學術價值與實用價值的文章。

比如1982年第三次聯(lián)合國海洋法會議召開，通過了海洋法公約，朱奇武即針對該公約第17條的規(guī)定，撰寫了《論軍艦不應該享有無害通過權》。1984年中英之間關于香港問題達成協(xié)議之后，朱奇武即撰寫了《從國際法看香港問題的解決》。九十年代初，東南亞國家先后殘食我國南沙群島的主權，朱奇武即就此撰寫了《從國際法看南沙群島的主權歸屬問題》，發(fā)表在1990年6月號的《政法論壇》上。1991年海灣戰(zhàn)爭爆發(fā)，朱漆就撰寫了《海灣危機與國際法》，發(fā)表在是年第6期的《政法論壇》上。1992年小平南巡后，朱奇武寫了《加強亞太地區(qū)經(jīng)濟合作，開放海南》的文章發(fā)表在是年第4期的《政法論壇》上……類似的文章不勝枚舉。

然而，朱奇武的論文中評價最好的，卻是其在八十年代初期湖廣債券案發(fā)生后寫的文章《論湖廣鐵路債券案》。關于湖廣鐵路債券案的經(jīng)過及結果朱奇武文章或倪征燠的自傳中均有詳細的介紹，茲不贅述。朱奇武指出，“美國法院的判決嚴重違反了國際法”，對管轄權、償還債務的義務、關于扣押中國財產(chǎn)的問題、關于國際訴訟民事程序問題鄧諸多方面，認為“美國國務院有責任采取積極步驟妥善處理”。

薛波告訴筆者，“研習法律的人不能離社會現(xiàn)實很遠，你聽朱老先生講課，可能一個小時中他會拿出五十九分鐘的時間，會把社會問題拿出來和你進行學術上的討論，這才是一個學者應有的風骨�！�

八十年代中后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會有法學組，有高名暄、張國華、沈宗靈、馬克昌、王叔文等各方代表，政法學院是甘績?nèi)A，組長是張國華。據(j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介紹，“組里成員沒有國際法專家，因而在一年一度評審課題時，就需要臨時請專家評議，沒有投票權。著名國際法專家如李浩培等大多年高，不便打擾，朱奇武還算‘年輕’，而且學問深厚，因此請他�！敝炱嫖渲饕�負責國際公法方面課題的評議。

“請朱奇武先生大概有兩、三次吧。具體記不清了。反正請他，他從來沒有拒絕過。他很認真公正，發(fā)言也謙和，大家也尊重他�！边@位先生說，“他鶴發(fā)童顏，慈眉善目，說話儒雅，但似乎比較謹慎。”

中國政法大學82級研究生、現(xiàn)北京大學的賀衛(wèi)方教授亦云：“就法大讀研期間的有限觀察，朱先生在學生心中的感覺并不那樣了得。他謙和，但是似乎在學識上也相當平常。記得在西南讀本科時，我們的國際法老師羅世英先生就在課堂上帶著挖苦的語調(diào)說這位同行看不懂他的文章。（羅本人在西南校園里傲視同儕，放言無忌，其評論或許要打些折扣。不過，我讀朱先生的文章，的確有無甚高論的感覺。）在國內(nèi)法領域中，憲法學界保持學術獨立最不易，國際法方面，由于長期習慣于隨聲附和，千士諾諾，因此特立獨行的學者也是少之又少。朱先生也不是一個很獨立的學者。私下覺得，與朱先生同事的汪暄教授為人為學更值得敬重�！�



烈士暮年，壯心未已

“朱老先生很多時候非常讓人感動。我們做詞典過程中，很多時候關鍵場合都多虧朱奇武老先生的親自出馬，才使得形勢豁然開朗。”薛波說。朱老先生的這種熱情來自于其對青年人事業(yè)由衷的支持和熱情�！爸灰�你來找我，那你覺得我可以，我就跟你走，”薛波告訴筆者，“每次我們?nèi)フ抑炖舷壬�，他都是這種態(tài)度�！�

由于時代的風云際會，朱老先生這一代法學家的青壯年時代完全被政治運動吞噬掉了。到了能夠研究的時候，時間、精力等等就無法保證了�！八麄冞@一代學者的貢獻，更大的地方在于對于人才的培養(yǎng)，他們?yōu)榇俗隽舜罅磕�默無聞的工作�！崩钍锕飧嬖V筆者。

朱奇武為什么會在知識界乃至學界默默無聞？中國政法大學在讀國際法研究生的吳耘則認為，“朱老先生的學生基本上都出去了，不管是在政法還是國內(nèi)學界，都沒有人去捧他，或者說這種力量還沒有成形，這樣就顯得朱老先生好像沒有什么東西，這可能是朱老先生不為人知的原因之一�！�

清華大學的許章潤亦在文章《書生事業(yè)，無限江山》中指出，“二十世紀后期的法律教育，這輩人親力親為，擔綱挈領，傾注心血最多，貢獻最大，有典基之功，啟蒙之效，中國法學教育史上，當濃墨載記。雖身心傷痕累累，卻隱壓不計，任勞任怨，風雨無阻，是這輩學者中杰出之士的共同形象�！� 而從上下文來看，許章潤對朱奇武先生歸入第四代法學家。

作為第四代的法學家，朱奇武對于干訓班出身的中國政法大學似乎并沒有親近感。這一點和錢端升等又有著非常驚人的一致，錢端升氏在八十年代兩次捐獻自己的藏書，都給了北京大學，而不是自己曾經(jīng)積毀銷骨的北京政法學院或中國政法大學。

1983、84年，中國政法大學要印刷招生簡章，因此請時在該校教書、現(xiàn)為著名戰(zhàn)地記者的唐師曾應邀為朱奇武、杜汝楫等先生拍標準照，“拍完之后，他沒頭沒腦地給我來了一句：‘中國除了北京大學，就沒有大學了’，”唐師曾告訴筆者。

1994年《中國政法大學》校報開設“教授論師道”專欄，朱老先生撰文《論學習和研究》，指出學習首先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并學會使用工具，多讀，勤寫作。對于寫作問題，朱奇武專門指出，寫作有許多環(huán)節(jié)：選題、大綱、搜集材料、組織材料、動筆寫作以及結論和修改。僅修改一項，我們就可看出朱奇武先生學術上的嚴謹：“寫完之后，從文字到內(nèi)容，要反復修改、刪節(jié)、補充、修改、加工，至少要看兩、三遍，改兩、三遍，將不必要的字、句、段刪掉�！敝炱嫖鋵懙�。

中國政法大學93級研究生王利民寫道，“我感到朱先生的論文資料非常翔實，即便是一個小問題，也是有據(jù)可查、論文論證嚴密，邏輯性非常強，從文章中可以看出朱先生淵博的知識以及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毙�檣的記述中也發(fā)現(xiàn)，“先生對自己的學生非常嚴厲而慈愛，他深知我們每個人的缺點。6月8日在海洋局開會，他還對王可菊老師講我人太老實，，不夠練達，拜托王老師多多關照�！�

而此時，朱奇武先生烈士暮年，壯心未已，興致勃勃地計劃撰寫完《中國國際法的理論與實踐》全部14章內(nèi)容，做出對自己在國際法理論與實踐方面的整體總結。然而，歲月不待人，誰也沒有想到1995年6月23日的那個中午，朱老先生會在椅子上安逸地駕鶴西去，留給我們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從此，大學校園里永失了一處風景，歡樂的課堂變得清寂，遙遠不列顛島上的波得里恩圖書館再也等不到他東方的兒子了�！敝炱嫖涞膶W生們在《中國國際法的理論與實踐》的后記中寫道。這部著作在朱奇武逝世三周年的時候，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嗚呼，斯人已遠逝，何處覓朱公？



2005年6月23日凌晨于昌平舒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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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朱奇武先生早年的一些情況：先生系當代國際法學家，出生于1917年，安徽桐城人，早年曾就讀過太原國民師范附小。1941年畢業(yè)于燕京大學。1946年畢業(yè)于南京中央大學法學院，獲法學碩士學位。1950年畢業(yè)于英國牛津大學研究院，獲哲學博士學位。

先生一生充滿了傳奇的經(jīng)歷：他精通英日俄語，當年曾憑借流利的日語智退日軍；大名鼎鼎的蒙哥馬利元帥是他的同學，當年蒙哥馬利訪華時指名要見他，因此而使右派的他獲得了解放；他武學深厚，盧溝橋事變不久就曾拿起過槍真刀實彈地抗日；許多國際大會都是他濃重的牛津口音才壓住了陣腳……

童中

朱公大名久聞矣
只今才知屬桐城

不過可能只是祖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