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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不“輕信”的方孝岳 王劍叢
近來偶然翻閱今年恰逢90誕辰、已經(jīng)紙頁泛黃的《新青年》,竟看到我早年的老師———方孝岳教授的一篇文章:《我之改良文學觀》,由此聯(lián)想起關(guān)于他的一些軼事。
據(jù)方孝岳的兒子舒蕪著的《舒蕪口述自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所述,方孝岳名“時喬”,“孝岳”是他的字,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初祖方苞的后裔[網(wǎng)編:此說有誤]。早年入讀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yè)后赴日本留學,22歲時任教于北京大學國文預科,29歲的胡適見到他時,說:“真沒有想到你是這么年輕!”方孝岳后來還輾轉(zhuǎn)任教于華北大學、東北大學、中山大學。在中山大學任教的時間最長,前后達30多年。著有《中國文學批評》、《中國散文概論》、《春秋三傳考證》、《左傳通論》、《尚書今語》等多部。
也許太過于專注學問吧,方孝岳的家庭婚姻生活并不如意。桐城五大家,張姚馬左方,結(jié)成復雜的姻親網(wǎng)絡(luò),方孝岳的第一次婚姻是由雙方的父母指腹為婚的,新娘子馬君宛的父親馬其昶也是桐城派的傳人。但是,沒幾年便發(fā)生了婚變。他的第二位夫人生了兩個女兒后又離他而去。不過他的家庭生活雖然不如意,他的人生道路還算過得去。他那理性、審慎的個性使他在逝世(1973年)前的幾十年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風浪中,一次次逢兇化吉,沒有翻船。
據(jù)《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四期記載:1956年,中山大學的教授們評職稱,以方孝岳的學術(shù)成就和資歷,他本來應(yīng)該可以評上二級教授,但卻被評為三級,許多人認為不公平,要他去申辯,但他很理智,就是不說。1957年,中共中南局書記陶鑄專門到中山大學來找老教授開座談會,會上陶鑄的話很有感染力,他說:辦大學,我們哪里懂?我們是從山上來的,辦大學,那就是要憑在座的各位先生。他這么一說,立刻有許多人發(fā)言,毫無保留地提意見,場面很感人。1957年,方孝岳的兒子舒蕪被打成右派。文革時,父子談起了此事,方孝岳對兒子說:“你們就是太相信了,我就不信,中山大學開座談會,陶鑄來動員鳴放,話說得懇切無比,我一言不發(fā),別人暗地里催我談?wù)勎以u級不公的問題,他們發(fā)言,把話往我這里引,我還是一言不發(fā),哪里像你們把事情全當真!笨梢栽O(shè)想,如果當時真的在會上表達他對評職稱不公平的不滿,那么“對現(xiàn)實不滿”的帽子就會等著他。由于他的理性與審慎,他沒有“輕信”,因而逃過一劫。舒蕪缺乏經(jīng)驗,太“輕信”了,就被打成右派,方孝岳的女兒、女婿,也同樣因“輕信”被打成右派。一家五口有三個右派,實在令人不勝唏噓。而方孝岳反而安然無恙,其留給人們的教訓是深刻的。
方孝岳的《我之改良文學觀》發(fā)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號上,從文章的觀點來看,也可以發(fā)現(xiàn)方孝岳是一位極審慎、極理性的人。五四時期,他對陳獨秀、胡適所倡導的文學革命運動表示了熱切的支持,認為這是劃時代的“盛舉”,但對有些人對我國的傳統(tǒng)文學采取徹底批判、徹底否定的虛無主義的立場,卻持不同見解。他說:“吾人既以西洋文學之眼光,考我國文學史之得失,則不可不將西方文學之異點,表而出之,知其異點,然后改良者有序可循。”方孝岳沒有對舊文學一筆勾銷,也沒有盲目西化,他認為既然以西洋文學的審美標準作為考察、衡量我國文學的得失,就必須先研究東西方文學之不同點,知其長短,兩相比較,進行改良,才有章可循。
陳獨秀獨具慧眼,對這篇文章特別加了按語,表示贊賞。自此,方孝岳與陳獨秀、胡適等人成了好朋友。據(jù)舒蕪發(fā)表在2005年5月第五期《萬象》上回憶母親的文章中所言,方孝岳結(jié)婚時,陳獨秀、胡適在百忙中還參加了婚禮,使舊式婚姻充滿著新派的氣氛。但女方的家長是老派學人,不愿與他們相見,拒絕出席婚禮,弄得有點尷尬。后來,舒蕪也以文名世,更因卷入胡風案的是是非非,而成為當代文學史上繞不過去的一個人物。
1958年全國開展紅專問題大辯論,所謂大辯論,其實就是大批判,批判那些只專不紅的知識分子,中山大學中文系把容庚作為“白!钡缆返牡湫湍贸鰜砼小(jù)說,不管誰批判,容庚總會反駁,唯獨對方孝岳的發(fā)言,容庚沒有反駁,默認了,并非方孝岳與容庚有什么私人交情,而是方學問淵博,為人理性,講話實事求是,也許是他的人格贏得了容庚的尊敬。( [/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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