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桐城]根 據(jù) 地

桐川

[size=3]根 據(jù) 地

●崔國斌

1

當我為這一切而敘述時，一個令我激動的場景又一次出現(xiàn)了，那是一團色彩，它燃燒著：地平線上一團特別的色彩。

——一個漂泊者的心靈圖景。它在我的敘述之路上，是一個特殊的目的地。不過在它出現(xiàn)之前，故鄉(xiāng)對于我來說，是一個能夠讓人產生沖動的聲音，是一個陳放在心底的最深的夢境，是遠方：一個小小的村落。生活的風暴——一個無需詮釋的幻像——將我從那里連根拔起，但我一直“生活在出發(fā)的純真中”(博爾赫斯語)。然而后來的日子，正如里爾克的詩句所表達的那樣：

離開村子的人將長久漂泊。

我依稀記得，1983年9月初的一個下午，離開村子到鎮(zhèn)上讀書的我，對那個地方的放棄是主動的，由此帶來的正是美國女作家維爾斯特所說的那種為了成長而導致的“必要的喪失”。正是這種意義上的“喪失”，讓我獲得了故鄉(xiāng)：離開之后的出生地。它由那些記憶中的故事、人物和場景所構成。但，當它后來進入了我的視野時，卻被置換成了一幅印象主義的草圖�，F(xiàn)在，1999年12 月的一個下午，我獨坐在房間里，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的體驗和回憶虛擬著一條回鄉(xiāng)的道路。

我將要到達的是一個什么樣的地方呢？

2

東閣，我無數(shù)次發(fā)出過這樣的聲音，也無數(shù)次地在心底默念：我的故鄉(xiāng)只是一個小小的村落�，F(xiàn)在，那團色彩被1999年12月一個下午的陽光點燃，但為什么看上去顯得有些斑駁？

我試圖敞開自己，抵達，并走向它的深處。

我揣摩著這個感覺。

一條特殊的道路：村道。它在我的思想里反復出現(xiàn)過，我曾經對它作過這樣的記錄：

“……一條小路通向村莊的外面：

我想到離開�！�

這是一條必經之路，從我記事時起，它就已經存在。關于村道，本雅明在他的《單向街》里寫道：“一條鄉(xiāng)村道路具有的力量，你徒步在上邊行走和乘飛機經過它的上空，是截然不同的。”從他們話音里，我似乎聽出了這樣的意思：唯有步行，才能真正體會到村道的力量。

現(xiàn)在，我沿著自己虛擬的道路，步行在村道上，迎向那團若即若離的色彩。

沒有其它人，只有我，還有我來自異鄉(xiāng)的妻子和四歲多的兒子在移動。這是我某次回鄉(xiāng)時的情景。為什么我至今仍然在想：一踏上村道，我頓時便覺得自己還是個孩子。

村道所通過的是那個作為故鄉(xiāng)而存在的村莊的外景地：黃雀圩。 “黃雀圩里的溝渠縱橫交錯，象蜘蛛網一樣，”我至今仍然能準確地說出自己上小學時在一篇作文里寫下的這個比喻句。記得老師給了這個句子這樣一個旁批：“比喻不當，反而成了夸張。”但我直到現(xiàn)在仍然覺得黃雀圩里的那些溝渠，與蜘蛛網確實存在著相似點：溝渠，阡陌與田埂規(guī)劃出的“井”狀田塊。它的形成并不很久遠，因為我的已經作古的老爹和健在的父親曾經參與過這個圍湖造田的過程。黃雀圩無處不是人工的痕跡，它給予著我愚公移山的教育。但始料不及的是，這種勞動日后竟成了我的父親被“整”的唯一和全部的“證據(jù)”。那里，本應該是一片成就勞動者的土壤�，F(xiàn)在，黃雀圩里的冬閑田顯得異常平靜，在下午的陽光里，溝渠邊一排排的大葉柳已落光了葉子；水，靜止著，它的流動只受閘門和水泵的控制，在這個時節(jié)，沒有人去啟動它。四周沒有勞動的場面，我們甚至沒有聽到田野里的一聲鳥叫，因而只有我才能從田野、空氣和色彩里獲得激動，妻子與兒子是無法分享的。

我想，家，似乎永遠是一個不用*心的地址；但偏偏有不少人都為此而*碎了心。故鄉(xiāng)，正是由“家”而抽象出來的一個名詞，一個人無論如何也不會讓它從自己的視野里消失。

3

那個把房子做到村口的是誰？在我的記憶里，這里曾經是生產隊的隊屋所在地。在這色彩的入口處，我想極力使用普魯斯特式的追憶，從記憶的深處喚出失去了的時光和原貌。當記憶中的情形消失于16年后的一個遠離而陌生視覺時，我不覺又置身于維爾斯特的“喪失”之中。我該怎樣說出這一切？

在那里，一些人和事又與我重逢，我的目光仍然只是在記憶里轉悠。自然，我要敘述的只是往昔的村莊：故鄉(xiāng)那種地方；然而，就象艾略特所說的那樣，我現(xiàn)在所在的地方卻是我所不在的地方，一時要把自己從色彩深處獲得的回憶和體驗敘述清楚，確實是困難的。

東閣，我的出生地，故鄉(xiāng)，它在色彩的深處已完成了16年的變形。而我一直在用“低地”這個詞語形容它。

這與它原先可能是一個湖有一些關系，推斷起來，那里就是古雷池遺址的一部分，但那些情形畢竟只是從上輩人的口述中得知的，我并無切身的體會。作為一個行政村，東閣實際上由兩個自然村落組成：獾子沖和茅墩。我出生在茅墩，在我記事時，村子的名字叫做東方紅大隊。它是一個江邊的村莊，長江從它的東側滾滾而過，東閣，除了臨江的一面，我從一開始便覺得它與相鄰之地存在著某種坡度：而置身于其中的我在13歲之前幾乎沒有走出那個地方，以至于直到今天，我對望江這個縣份的了解還只是剛剛開始。

我始終認為，昔日的東閣，是極度貧瘠的，那里，沒有一致的風俗習慣，沒有一致的口音，那里，沒有純粹意義上的東閣人。雜姓是移民的特征，這個歷史的遷徙可以上溯到民國14年。在古雷池水域，圍墾的甜頭引來了大規(guī)模的移民墾荒：桐城、廬江等地的貧民便成了第一批墾荒人。直到解放后，還是從者甚眾。在一定的地域關系里，碰撞，使得人們各自尋找自己的空間和群落；悲劇的產生正在這里：道德在人際關系的相互摩擦中被消耗直至大量流失。

我們家就是一個不幸的例子。

由于父親的正直——在那種處境里，這是不幸的根源——我們一家被扣上了成份“帽子”。由于成份問題，連曾經參加過渡江戰(zhàn)役，并隨軍到了大西南的二叔也受到了牽連；我的小叔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偷偷地踏上了入川的道路；而大哥，則不得不放棄學業(yè)，與小叔先后遠走他鄉(xiāng)，投奔二叔。父親成了勞動改造的對象，曾一度失去了人身自由；母親，一個地道的農村婦女長期支撐著一個風雨飄搖中的“家”。在我的弟兄中，只有二哥和三哥對那些日子真切地經歷過，多少酸甜苦辣，我是無法想象的。

當然，家庭的蒙難對我沒有構成深度的傷害。從我記事時起，母親的賢慧和大度已經贏得了左右隔壁的敬重；父親的坎坷也給他指出了“重新做人”的道路。但家庭成分的陰影卻長期籠罩在我們的上空。為了摘掉“帽子”，父親一直奔波到1980年。他努力的最終結果是：一個大隊部的曬場上放露天電影的夜晚，大隊書記對著麥克風向全場宣布了一個令我們一家歡欣鼓舞的消息。

我們終于變成“貧農”了。

4

家庭的沉浮和變故對我來說，是一個幻像式的背景，在我目力里：從童年到少年的快樂，不過是肉眼的一個錯覺。但正是這個錯覺，形成了我對故鄉(xiāng)的情份。

在那里，我曾經有自己的一群伙伴，一個以游戲的方式維系的世界。那是一團夢游中的色彩：在池塘、在溝渠、在田畈、在江邊、在樹林、在草場，我們的天真、歡笑與淚珠是我記憶中最寶貴的部分。與現(xiàn)在的孩子不同的是，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盡可能地使自己盡情地發(fā)揮，而這一切與成人世界幾乎沒有關聯(lián)。那是一個崇尚英雄的年代，戰(zhàn)斗片是我們共同感興趣的題材，露天電影在公社巡回放映，給我們帶來了黃繼光、董存瑞、王成……我們的模仿也充滿著火藥味；那也是一個崇尚自然的年代，那更是一個崇尚母親的年代。在我看來，故鄉(xiāng)和母親是不可分割的。埃里西·弗洛姆在《弗洛伊德的使命》里寫過這么一句話：“要理解決定一個人性格發(fā)展的因素（暫且不論那些固有的因素），必須從他對母親的依附程度開始�！边@話的有力印證者還有普魯斯特。他漚心瀝血寫出的《追憶逝水年華》，從頭至尾都堪稱是一部寫給母親的傾訴之書。對于母親的這種復雜的依附心理對我來說，同樣也對應于那個村莊：它是作為一個特定的村莊時代而存在的。

然而，我的村莊時代于1983年9月過早地結束了：一是母親因腦溢血突然于那年9月4日的夜晚永遠離開了我們；二是忙完了母親的后事之后，我便打點行囊，在心靈虛空的陰影里離開了村子。

故鄉(xiāng)的背景和村莊時代的結局，讓我在色彩的哀怨里找到了自己；而我自己又仍然滯留在那團色彩的明快之中。

——我把那里叫做自己的根據(jù)地。

5

更進一步的地方：桐城，呂亭。一個跋涉的家庭，總是無法背離和放棄他們的發(fā)祥地。

這個地名一直至今天，都被我填在自己的籍貫里，它是一個概念，籍貫就是根的所在，它與自己的出生地無關。只是我對這個地方的了解難免失之于空白，除了路過，我沒有從尋根的角度到達過那里。但它卻具有歸宿的意味，這在父輩心里的愿望更為熱切。時至今日，除了母親的遺骨被安葬在江對面的某個山坡上而外，桐城老家，靜靜地安息著世代先輩的靈魂。每逢清明和冬至，父親總是把自己對先輩的敬意及時送達。他不止一次對我動情地說：“孩子，等你閑了，我?guī)�你到桐城上祖墳�！?br>
這話聽起來真叫人酸溜溜的難受。而我的行程到現(xiàn)在還只是個想法。我因此而歉疚。

“離開村子的人將長久漂泊/也許，還有許多人死在途中”，在對故鄉(xiāng)的敘述中，我反復默誦著那個老外里爾克的詩句，是的，離開了村子，就注定一生的漂泊。

故鄉(xiāng)，是一團寄存著我們靈魂的色彩，我們將用畢生的精力走向它：進入生命的根據(jù)地和發(fā)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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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

是的，望江有不少桐城移民。

桐川

昔日荒灘變良田 種糧致富奔小康——宿松縣種糧大戶胡仁太的種糧致富路

來源：安慶市農業(yè)技術推廣中心　

作者： 陳再高











胡仁太，男，漢族，初中文化水平，40歲，現(xiàn)住復興鎮(zhèn)占巒村范墩組，原籍桐城。復興地區(qū)素稱魚米之鄉(xiāng)，向來有盛產棉花的美譽。隨著農村體制改革的深入，國家宏觀調控的強化、產業(yè)結構的不斷調整，胡仁太在所處的復興洲區(qū)，打破常規(guī)，合理地利用起了長期被忽視的地理資源，承包荒灘1500多畝，他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和科技種糧的投入，靠科技、靠規(guī)模贏得自身效益，他致富不忘鄉(xiāng)鄰，靠誠信，靠服務，取得社會效益和自身經濟效益雙贏的格局。

瞄準市場，選準產業(yè)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對“三農”問題日益重視，尤其不失時機地鼓勵農民調整產業(yè)結構，鼓勵農民積極種糧，先后啟動了糧食直補、大戶補貼和良種補貼等系列激勵措施，作為一個有志青年農民，胡仁太同志深深地感受到這些年來，國家頒布大量的惠民政策，也不折不扣地落實了政策。從糧食市場分析，盡管糧食市場放開后，糧價有所波動，但行情相對穩(wěn)定。同時，胡仁太祖籍在糧區(qū)桐城，有一定的種糧常識，加之通過書本和傳媒上學到了大量有關糧食種植的管理和經營，使得他毅然投身糧食生產。但是縱觀復興地區(qū)有限的土地資源，人均1畝棉地的環(huán)境，胡仁太想到了緊靠的黃湖，那里無邊無際的荒灘自古以來都因地勢低洼而發(fā)包養(yǎng)殖，那里有開發(fā)種糧的潛力！2003年2月，在該片湖灘的競標會上，胡仁太一舉中標，承包荒灘1500多畝，一包5年。

全心投入，為產業(yè)服務

經過長期調查和醞釀，在行家們的指導下，胡仁太決定改魚池建田種植水稻，但荒灘圍田星羅棋布，溝網縱橫，整體高程較低，改為旱地保障性不大，因此償試在地勢低洼處取土圍堤造梯田，種養(yǎng)并舉。初步測定，要將圍壩堤頂高程達到16m（十年一遇的水位）的首期規(guī)劃，需投入資金26萬元，以后的加固工程可以分年實施，而且只要免遭高水位淹沒，當年的產出完全能滿足土方工程的造價。主意打定后，胡仁太在當年4月份通過融資、貸款籌措資金21萬元，經過三個月的日夜奮戰(zhàn)，整體工程初具規(guī)模，當年投入魚苗10萬尾，播種中晚400畝,一個昔日荒灘形成了養(yǎng)魚、種糧兼?zhèn)涞牡胤健?br>
2003年從播秧到收割完全靠手工作業(yè)，勞役艱辛，成本較高，但當年僅糧食一項仍凈收益6萬多元。在艱苦中我嘗到了甜頭，找到了樂趣，也認識到缺少科技投入的不足。04年初春，胡仁太多方籌資，組織資金12萬元，一次性購置了播秧機1臺，旋耕機1臺，水泵3臺，小型挖土機1臺，從04年開始糧食種植作業(yè)全程機械化和加大了對科技的投入。早稻播下后，繼續(xù)圍堤加寬培厚，堤頂高程達16.5米，從此走上了規(guī)模生產、機械管理的臺階。

選用良種，優(yōu)質高產

在市場競爭中，向來以質量取勝，作為糧農大戶在穩(wěn)產高產的同時應牢牢地抓住稻谷品質。胡仁太同志在鎮(zhèn)農技推廣部門和復興中心糧站的指導下，根據(jù)市場需求，推廣適應復興種植的水稻良種和種糧新技術，產量和品質逐年提高。2003年，種植本地品種，播種面積400畝，單產400kg，總16噸，產值29萬元，稻谷盈利6萬元。2004年選擇江蘇高郵“運糟粳7號”，播種面積700畝，單產550kg，產值75.6萬元，由于加工出的大米色澤鮮艷，口感純美，稻谷一經上市，熱銷一空。2005年推廣種植“兩優(yōu)培九”，面積擴種到1300多畝，由于氣候適宜，成功管理，單產創(chuàng)本地區(qū)歷史，畝產達600kg，產值164萬元。在種植時與復興糧站簽訂合同，秋季收后全部售給復興中心站。隨著旱田的逐年擴展，魚池面積漸漸縮小減，魚業(yè)收入只能是副產品，每年凈收益近萬元。

示范帶動，致富更思進取

胡仁太在近幾年種植中，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效益，但他致富不忘鄉(xiāng)鄰，致富更思進取。在今年的飛虱防治中，他利用自己的機械無償支持周邊糧農，請農業(yè)部門的科技人員來為自己和鄉(xiāng)親們共同查蟲治病，并自己出資聘請農技人員為糧農舉辦科技培訓班。胡仁太致富后，對荒灘周邊的水系、道路進行了簡易維修，方便了自己和群眾。

總之，胡仁太同志依靠黨的政策，憑自己的智慧和辛勞，以誠信為本，靠種糧致富，是一位名副其實的種糧大戶。

桐川

桐城遷移到沿江和江南一帶的人真的很多，包括附近的宿松、望江，江南的貴池、東至、石臺乃至徽州、宣城地區(qū)，甚至江西的彭澤、湖口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