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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表于 2006-4-28 11: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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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豈有驚人句，難為痛哭心”：流放詩人方拱乾論
內容提要 方拱乾系清初詩壇一別具認識意義之重要詩人，其罹科場案、遭流放至極北后之心態(tài)吐露于后人辨認清初這一層面知識分子之精神狀況特備典型。同時，其詩歌理論傾向及創(chuàng)作實績也均不俗，可于詩史踞一席地。
關鍵詞 流放 方拱乾 心態(tài)
滿清統(tǒng)治階層是歷史上頭腦最見清醒的少數民族掌政權者，入主中原伊始，他們的目光就集中在三大要害問題上：1）對以殘明和李自成余部為主的軍事抵抗勢力的毀滅性打擊。2）對以江南文化世族為核心的士階層道統(tǒng)的高壓性整肅。3）以統(tǒng)治利益、即“以漢制漢”戰(zhàn)略為指向的對明代遺留的黨爭習氣的開發(fā)、利用和壓制。由于貳臣輩頗多復雜的文化世族背景者，又因交游、姻親、仕宦網絡而不可避免地要被裹挾入黨爭旋渦，只消有必要，清廷對他們是絕不會手軟的。順治十四年（1657）“科場案”的直接當事人方拱乾以其特殊背景、特殊際遇、特殊才情而可稱為其中的標志性人物。
方拱乾（1596-1666）[2]，初名策若，字肅之，號坦庵、裕齋，又號江東髯史、云麓叟，晚年改號甦庵，或稱甦老人，江南桐城（今屬安徽）人。桐城、徽州、宣城作為皖地文化重鎮(zhèn)，其以“望族”為紐環(huán)的多元文化建設在明清文化史程上具有著非同尋常的地位和意義，個中方氏又稱“江東華胄第一”，門中科第仕履頗繁盛，聲名亦尤顯赫。僅以拱乾上輩為例，其父方大美系萬歷十四年（1586）進士，官至巡按、太仆寺少卿；其堂叔伯輩中，方大鎮(zhèn)系萬歷十七年（1589）進士，官至大理寺卿；方大鉉系萬歷四十一年（1613）進士，官戶部主事，此即方文之父；方大任系萬歷四十四年（1616）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到拱乾兄弟行，其長兄體乾、仲兄承乾、三兄應乾均為恩貢生，四兄象乾官至按察司副使，其從兄方孔炤由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歷官僉都御史、湖廣巡撫，此即“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禎十三年（1640）成進士的方以智之父。
這是一個與明王朝關系盤根錯節(jié)、“剪不斷，理還亂”的家族，故明社傾屋之際也特多氣節(jié)之士。方大欽子孔時肥遁不出，人稱介節(jié)先生。方文（初名孔文）為遺民群一巨擘，以賣卜、行醫(yī)、執(zhí)私塾完其大節(jié)。方以智則于甲申年自北京逃脫后即南下嶺表滇黔，供職南明，因馬阮秉政，欲陷之入“從逆案”，乃憤而出家，號藥地禪師。其弟方其義國變后悲憤而卒，其子侄輩中德、中通、中發(fā)等亦均隱逸于學術形態(tài)。方拱乾之親侄、應乾之子方授亦因參與浙東抗清活動，于順治十年（1653）勞瘁病卒于象山，年僅二十七歲[3]。
然而，身在此中的方拱乾卻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他是崇禎元年（1628）進士，官庶常，館選第一，文名震天下，旋以父喪給假南歸，并于崇禎七年（1634）避大西軍入南京。崇禎十三年（1640）入京供職，除編修，遷中允，轉左諭德。十六年（1643）晉詹事府少詹事，充東宮講官。甲申三月，為大順軍所俘，五月逃離京師南下，居南京。由此開始的十年，他行跡頗為模糊，然從其次子亨咸順治四年（1647）、長子玄成（孝標）順治六年（1649）即中新朝進士看，他是并無為朱明守節(jié)效忠之意的，故順治十一年（1654）經兩江總督馬國柱、大學士馮銓等薦舉，年近花甲的他一征而出，受職內翰林秘書院侍講，翌年奉敕為《順治大訓》、《內政輯要》、《太祖圣訓》、《太宗圣訓》等要典的纂修官，再一年，升任詹事府右少詹事，兼內翰林國史院侍講學士。
當此時，其子孝標也已官至內弘文院侍讀學士，備受順治青睞，次子亨咸官監(jiān)察御史，父子兄弟皆已準備為新主戮力效命了。然而，對于這一在江南士階層中有著巨大影響力、且族中尚有諸多不肯臣服者的名門，清王朝是并未真正放心的，更何況拿它開刀，等于就是擒住了江南士子的一根命脈？似乎是這樣：早在方氏父子兄弟爭相入彀伊始，他們作為“犧牲”、向新朝統(tǒng)治利益獻祭的命運便已注定了，而順治帝對方孝標“呼為樓岡而不名”、謂“方學士面冷，可作吏部尚書”的種種優(yōu)渥寵眷一旦遇及更可利用的價值，也就立即變?yōu)椤昂杖徽鹋薄⒎槦o情[4]。一邊是青年皇帝的城府深藏，一邊是花甲老叟、壯年新進的懵懵懂懂，政治家與文士區(qū)別如是，未免令人目怵心驚。
接下來的事件與其說是“千古奇冤”抑或“一場鬧劇”，毋寧說是一次蓄意已久的陰謀。順治十四年丁酉（1657），江南鄉(xiāng)試榜發(fā)，落榜者鼓噪于市，“賄榜”之聲喧傳一時，同在孫山之外的長洲才子尤侗乃敷衍為雜劇《鈞天樂》，極盡譏諷能事。給事中陰應節(jié)風聞此事，奏疏謂：“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竇多端，物議沸騰。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鉞，系少詹事方拱乾之子，玄成、亨咸、膏茂之弟，與猷聯(lián)宗有素，乘機滋弊，冒濫賢書，請皇上立賜提究嚴訊�！�
利用科舉來控制漢族士子的精神命脈是滿清統(tǒng)治集團早就非常敏銳地注意到了的問題。對于一時找不到合適藉口開刀的順治帝來說，陰應節(jié)的參奏無疑是雪中送炭，所以他并未循常例“下部查議”，而是貌似憤怒、其實頗為開心地匆忙做了結論：“據奏南闈情弊多端，物議沸騰。方猷等經朕面諭，尚敢如此，殊屬可惡。方猷、錢開宗并同試考官俱著革職，并中式舉人方章鉞，刑部差員役速拿來京……方拱乾著明白回奏�！�
難以猜測方拱乾得見這一旨意時的心態(tài)，大概他雖預感及事情不妙，但也對辯誣成功懷有極大信心的罷。這從他回奏的“臣籍江南，與主考方猷從未同宗，故臣子章鉞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齒錄可據”寥寥數語可以窺見。
應該說，從法理角度言，事實真相并不難查明，方氏本人即提供了顛撲不破的證據。然而難在皇帝已經表了態(tài)，定了性：這是舞弊案！倘或方拱乾與方猷沒有聯(lián)宗，沒有“舞弊”，那將置皇帝體面于何地？將置皇帝借科舉打擊整治遲遲不肯歸心的南方士子的圖謀于何地？那么，很自然地，“查議”的結果必定是不了了之。經年纏訟之后，刑部“審實”江南鄉(xiāng)試舞弊一案，正主考方猷擬斬，副主考錢開宗擬絞，同考官葉楚槐等擬責遣尚陽堡，舉人方章鉞等俱擬革去舉人。
這一“一審判決”雖照顧到了皇帝的體面，卻沒能領會他的“深層戰(zhàn)略思想”，順治當然大為不滿，雷厲風行地下達了“終審裁定”：“方猷、錢開宗……如此背旨之人，若不重加懲治，何以警戒將來！方猷、錢開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產集沒入官。葉楚槐……張晉[5]……龔勛（同考官17人）俱著即處絞，妻子家產籍沒入官。已死盧鑄鼎，妻子家產亦籍沒入官。方章鉞……吳兆騫、錢威（原舉人8 人）俱著責四十板，家產籍沒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寧古塔……”是為清初四大案獄之一“科場案”南闈部分之大要。對此，孟心史先生有著入木三分的評論，不妨一讀：
至清代乃興科場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弟兄叔侄連坐而同科，罪有甚于大逆，無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縛而馳驟之……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舉……滿人旁觀極清，籠絡中國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入關而連歲開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繼而嚴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稱快。
北闈所株累者多為南士，而南闈之荼毒又倍蓰于北闈。北闈僅戮兩房考，且法官擬重，而特旨改輕以市恩，猶循殺之三、宥之三之常格，至南闈則特旨改重，且罪責法官……士大夫之生命眷屬，徒供專制帝王之游戲，以借為徙木立信之具，而于是僥幸弋獲、僥幸不為刀下游魂者，乃詡詡然自命為科第之榮，有天子門生之號。（《心史叢刊一集.科場案》）
這真是痛切之語！
方拱乾就是在如此惡風濁雨中，于順治十六年（1659）閏三月初三日攜家眷數十口由京師動身出塞的，此時，他已是六十四歲的皤然老翁。十二日后，抵山海關，他寫下《何陋居集》（又名《出關集》）中的第一首詩《出塞送春歸》：
出塞送春歸，心傷故國非。花應迷海氣，雪尚戀征衣。
時序有還復，天心何忤違。攀條對楊柳，不獨惜芳菲。
有怨悵，也有希望，但都是淡淡的，溫柔敦厚味十足。大約他已意識到繁華逝水，但自我保護的本能和湛深的儒家后天修養(yǎng)則令他不愿逼視或者重視將要面對的“重冰積雪，非復世界”（《研堂見聞雜記》）的現(xiàn)實。在出關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方坦庵的心境都只如“市朝興廢尋常事，遷客何須問故鄉(xiāng)”（《中后所城樓》）般顯得略為凄冷蒼涼而已，并且還有著詠古的勃勃興趣。然而不久，他就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內心的撕裂了。試讀《溫泉》：
春風不散窮邊雪，陽德長噓北海源。自痛飛霜寒徹骨，逢泉喜得尚名溫。
這時應已是送春迎夏的節(jié)候了，然而身在窮邊，寒雪猶未消融，更難消融的該是心上“徹骨”的冷意罷？“逢泉喜得尚名溫”，足見人間再無溫情可以給遲暮老人帶來心靈上的慰藉。此后，他的心境更隨著對絕域日復一日的深入灰暗下來了�！段钍：蜕小穂6]云：“緒亂難宣說，無言不為禪”；《晤赤和尚》云：“嗟爾竄身來絕漠，聞予去路更蒙茸�！惫嗜讼喾辏畜w諒，有羞慚，有同病相憐，感情的雙向摩蕩是最易令人生感慨、生悲愴的。四月三日，坦庵寫下苦中作樂、益形其苦的《生日》詩：
不死頭顱私怪天，奉茲嚴譴始惺然。欲留青海無窮地，令享紅塵未了年。
歲月豈因殊域異，泡漚不受老僧憐。孩心對酒開涓滴，醉舞還同赤子顏。
怪話連篇，憤慨已難自制。更加怨而且怒的是《午日過年馬河》:
信讒無一用，千古遂稱冤。何與蛟龍事，空勞舟楫喧。
命窮絲費續(xù)，天閉問無門。轉覺汨羅淺，臨流未敢言。
句句寫屈原，又句句關鎖自己，而“蛟龍”、“天”、“汨羅”等意象又分明指向當今“至尊”，力度驚人。這樣在特定時代、身世背景下將中國古典詩歌的雙關手法發(fā)揮到極致的好詩，沒有科學的“知人論世”為前提，是真不容易讀出味道來的。
從懵懂寬懷到強作歡顏，再到憤懣難平，再到聊自解脫而時雜慨怨，這便是坦庵一路遠徙絕塞的心路歷程。七月十一日，他抵達戍所，在不長的時間內即寫下《寧古塔雜詩》百首。此后整整兩年，他都是在以下詩篇反映出的復雜心態(tài)中度過的：
已拼死道路，仍作里閈人。歷險知天厚，偷生賴土淳。
鴻傷無足慕，龍老不勞馴。翻笑桃源叟，多方苦避秦。（其四）
心死身偏壽，形卑道更尊。（其七）
邊寒場圃晚，白露黍才登。碾鈍晨炊晏，餐廉木椀增。
提攜勞甕醬，荒蔓抱瓜藤。麻麥山中味，為農半似僧。（其十四）
力困稻粱少，命從刀俎分。（其六十六）
率土寧非地，王臣豈有冤？愧無三字獄，空戴九重恩。
精衛(wèi)高難問，豺狼遠不喧。漫將哀樂事，輕向古人論。（其八十）
前月已聞雁，今看帶雨飛。不知何處去，敢問幾時歸？
傷重弓應貰，蘆高食不肥。上林亦險地，系足且依違。（其九十）
毋論是強自排遣，抑或寫農事入妙，又或牢騷沉痛，再或借物興感，總之是有了悟道的意思，不再那么癡地抱著幻想或一味氣苦了。然而正如隨園贊賞的何南園詩云：“事到難圖意轉平”，心中的大悲苦并不因表現(xiàn)形態(tài)之多樣而少減的。所以當順治十八年（1661）冬月初一日、方得“召還”消息的第十三天，他在為編好的《何陋居集》寫序時如此回顧了這一段生死寒苦的人生歷程：
屋不盈一笏，雞毛筆雜牛馬毛，磨稗子水作墨瀋，烏烏抱膝，聊送居諸，不復料此生章句再入中華，流傳士人口矣。昔人誦少陵詩，秦川以后更佳，殆謂其窮且老爾。余年較少陵入蜀時更老，若窮則不惟遠邁少陵，既沈宋交歡，蹤跡猶在輿圖內�？v觀史冊，從未有六十六歲之老人率全家數十口顛連于萬里無人之境猶得生入玉門者。咄咄怪事！
從其開闔頓挫的筆勢看來，方坦庵的銳氣實是并未因殘酷的磨折而消減的。所謂“白頭老子，崛強猶爾”，坦庵也未嘗不以此自傲。他的“大節(jié)”自然不無可議，這一種以“崛強”對抗污濁現(xiàn)實的勇氣則閃現(xiàn)出悲壯的人格光輝。
順治十八年以“認修前門樓工自贖赦歸”是坦庵晚年的又一重大轉捩點，然而他的心情卻是“艱辛三載事，悲喜一言無”（《十月十八日得召還信》）。誠然，這不是悲傷事，可是以“莫須有”之罪流徙絕域，死里逃生，這難道又是喜事么？此種非悲非喜、亦悲亦喜、不能悲不能喜的尷尬心情，三百余年后走出“牛棚”的一大批知識分子想必都不會陌生。隨之而來的，他此后的《甦庵》一集也就以更多的“超脫”代替了前一集中的凝重和感愴，因而耐讀之篇少得多了。《前途聞虎警》一首尚有滄桑之慨：
莫怪于菟嘯曉風，勞生盡日畏途中。三年履尾渾無恙，不信人間有咥兇。
當然，從人性的角度言，我們不希望歷盡風霜磨礪的老人再多一重自我的心靈刑罰。他的性情涵養(yǎng)決定了他不再那么激烈和痛苦，這是我們能夠期待得到的最好結果。
坦庵于本年冬月初啟程南歸，翌年正月入都，旋即南下，寓居淮陰，又改寓揚州。在揚州，他寫成《寧古塔志》，又名《絕域紀略》。南歸后，坦庵在既老且貧、需賣字以存然而又頗矍鑠峭勁的生涯中度過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歲月�？滴跷迥辏�1666）病逝，門人私謚和憲先生。
根據多種記載，坦庵生平詩作結有《白門》、《鐵鞋》、《裕齋》、《出關》、《入關》諸集，然沈歸愚輯《國朝詩別裁集》時已只言有《塞外》、《歸國》二集，似自康熙末年其子孝標罹《南山集》案后（事詳后文）已禁毀。至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時則似并此二集亦難覓，故此龐然巨帙中乃不收方拱乾其人。今幸得李興盛等先生自復旦、上圖所藏兩種稀世版本中整理出《何陋居集》、《甦庵集》（即《出關》、《入關》、《塞外》、《歸國》等集原名），并自《龍眠風雅》、《桐城方氏詩輯》搜遺求佚，于1992年出版了《方拱乾詩集》，俾使沉埋數百年的這一特殊詩人面目重為世所知。
坦庵詩法杜甫，這一點頗為人樂道。他曾自稱“寤寐夔州叟，師資輞水莊”（《古山詠懷兼寄沈陽諸子一百韻》）[7]，潘江（蜀藻）說他“手浣花一編，探其壺奧”（《龍眠風雅》），沈歸愚又說他“寢食杜陵。評點杜詩，分授學者，謂詩必從杜入，方有真性情。修飾辭華，不能登大雅之堂也”，都是力證。在清代，尤其是清初，“學杜”大抵是七子宗法的同義語，然而方拱乾則不同。他不是那種佞古而失去了自己頭腦的詩人，也不是那種為了功利而要權衡站哪一隊的詩人，對于詩要寫出“這一個”的道理他是很清楚的。
方孝標在《甦庵集》后序中記有三段坦庵訓教子弟的論詩語，吉光片羽中可反射他的通透觀念。其二云：“詩當用人，勿為人用。今之言詩者有二端焉：曰五子，曰七子，曰鐘譚，互為翕訾，至不相容，而不自知為五子、七子、鐘譚用也。蓋五子、七子之初，人心為宋儒訓詁所錮，雖欲矯焉無由。五子、七子起而用之，天下翕然以為詩在是，不在是者非詩也。隆萬以后，人心已厭五子、七子，鐘譚又起而用之，天下又翕然以為詩在是，不在是者亦非詩也。人固有五子、七子、鐘譚所不能用之心，是即能用五子、七子、鐘譚之心矣�！盵8]這是清初熙熙攘攘的詩學爭論中甚少能聽見的清醒、理智的聲音。清醒和理智不僅表現(xiàn)在對于七子、鐘譚等均平列其歷史功績，不遽加惡謚于某人頭頂，更表現(xiàn)在對于“詩當用人”的“活法”的悟解和強調。求新求變，求自寫其心，求不茍同，這歷來是詩之命脈與活力所在。那么他的“學杜”不也正是“人固有杜陵所不能用之心，是即能用杜陵之心”么？這往往是被遮蔽掉了的古人“學某某”的真義！
而對于今人、古人間繼承與被繼承、師法與被師法的關系，坦庵也有精辟而明確的說法。其三云：“今人于古體好言漢魏，于近體好言唐調，是矣，而抑知漢魏與唐之所本乎？……予嘗見古人詩，有今人不能道者，亦有今人所不屑道者。其為不能與不屑者，古人之所以為古人；其不能終不能，不屑者必不屑，此今人之所以為今人也�！边@又是“不薄今人愛古人”的一次延展論述，看似老生常談了，然而在“詩不讀開天以下”的詩學思想仍踞優(yōu)勢地位之際，這似又不是老生常談而頗需勇氣始可言之，更何況，“不薄今人愛古人”的觀念又幾曾被貫徹和落實過？
他指出，今人之不能為古人，因為缺乏古人樸實渾厚的心胸；今人之不屑為古人，則是因為已有了足資鏡鑒的教訓。這是文化積淀過程中一個顯著的悖反現(xiàn)象。然則“今人”又應怎樣？不茍同于古人，自為其“今人”！這一不露聲色的答案已與后來的葉星期、袁子才有殊途同歸之趣了。
方坦庵是清初詩界一位別具認識意義的大家，這從以上的創(chuàng)作、理論兩方面可以印證得，然而欲全面把握其特征和成就，則還需著重研究他的一批“詠物”作品。這既是最能體現(xiàn)其藝術造詣的渾妙篇章，更是透察其復雜心態(tài)的絕佳視點。
試讀《蠅》：
雪落百蟲委，秋蠅轉薨薨。既入不得出，紙窗聲鏗訇。
隙路堪通光，性癡甘守盲。長安酒肉臭，汁瀝理合爭。
此地人瘦饑，下食無余贏。饕餮腹還枵，身徒被污名。
名實且兩負，晝夜何營營？嗟彼餐露蟬，寥寥高樹鳴。
冰霜亦已蛻，誰人憐獨清。
詠物詩至于蠅者，不多見，偶或見之，亦多諷刺丑類意。此詩則一反常軌，借蠅以自況，算是詠物詩中“奇作”。觀其“饕餮腹還枵”以下二十字，自慚自悔，自怨自嘲，實是沉痛至于極限而無可宣泄之辭。末四句以“餐露蟬”作對照，似有名節(jié)之愧，同時亦是“加一倍”寫法，透現(xiàn)出心境的極端悲涼。
沉慨略同而旨趣更顯豁者還可讀一首《河之熊》：
玄冬射獵不獲熊，半蟄樹顛半土中。一熊不蟄翻然出，樵夫擲斧揕其胸。
入城報官分食肉，皮作鞍韉脂切玉。長弓大箭相顧嗤，前宵千騎空馳逐。
吁嗟乎！生既不能渭濱入夢發(fā)明王，復不能西山玄霧同豹藏。
不假虞羅自送死，委地不復夸身強。禽獸雖微亦天意，出非其時非其地。
西郊誤作靈苑游，麒麟尚掩宣尼淚。況汝蠢質難獨立，失幾陷險嗟何及。
君不見枯魚當年過河泣，致書魴鯉慎出入！
正如順風之境一樣，逆苦之境可以毀掉一個人，亦可以成全一個人。在極天冰雪中，垂垂老矣的方坦庵的頭腦似乎從來沒有這樣活潑和冷靜過�？嚯y令他看見了諸多以前看不見的東西，荒漠的冰原與荒漠的人生反而將他推上了“一覽眾山小”的制高點，同時，“蠢物微塵”也在他的放大鏡下獲得了全新的“形而上”的生命意義。所以，他唱出的這些調子盡管仍不出“變徵之聲”范圍，但和血和淚，便覺分外動人。且聽：
請看世人何異牛，旦夕經營為一飽！
----《飯牛歌》
古今遭逢不一境，花墜華茵溷墜井。勿問天年誰不才，木生有幸有不幸。
----《大木歌》
和音何必皋，矜慎保厥生。
----《聞夜鶴》
回頭笑語冰上人，世路無如此井平。井欄即蹶豈傷身？
----《冰井行》
物類有余蔭，人寰多畏機。
----《樹中草》
魚梁淺，魚尾剪。魚梁深，魚眼腥。梁無心，魚自嬰。魚無命，梁已定。噫！朝餐瓦盆脂切玉，魚不能言悔失足！
----《魚梁詞》
還值得注意的是這樣幾個題目：《偶得生雉畜之》二首、《哺雉》、《放雉》二首、《憶雉》。為一只野雞而作詩達六首之多，這顯然不是林下優(yōu)游的那種閑情逸致，而適可作其藉物象自言身世之鑿證。在坦庵詩中，“借題發(fā)揮”是一個鮮明特征，更是知人論世不可忽視的關捩所在。
最后似還應看一首《月食歌》。李興盛先生《前言》中稱此詩可作科技史資料，誠然。但這首雜言詩卻也正是“借題發(fā)揮”到了極致的作品，其呵天罵地之慨，似較屈子《天問》猶激切。詩中在問過“天是何物，司天何人”等一系列奧秘，在問過“堯囚舜饉，朱絕均喪。桀仁紂圣，湯篡武逆”等一系列悖反現(xiàn)象都是“亦誰昭明，而誰聾聵”之后，居然以“我知之矣”的口吻斷然道：“群天下億萬人并生以奉一人固已，山莫與陵而川莫與介。更不奉一天，焉以制其威福，節(jié)其理欲？將膏億萬人之肉，不足供恣睢之一快！”
這樣的“牢騷”不是聽起來有些耳熟么？不是與黃梨洲那篇宏文《原君》中發(fā)出的金石聲有些相似么？更有趣的是，本詩寫在順治十七年（1660）庚子，梨洲的文章則成于三年后的康熙二年（1663），二者時序如此接近，而一個是遺民界領袖，一個是“無恥”的貳臣，他們是在哪一層次上統(tǒng)一了起來，能用如此近似的聲音吟唱？這不是很值得我們深思么？寫作本文原來只為傾聽坦庵的流放心聲，最后卻“發(fā)掘”出了一點“民主主義思想”的萌芽，這實在是有點奇怪且始料不及的事情。
以政治身份界定，方坦庵無疑是貳臣之一種，且是那種所謂“無羞惡”的貳臣。即便身在寧古塔的憤激郁怒中，他流露出的至多也只是對“今上”及其“種族”的不滿[9]，而不是故國之痛、懺悔之心和對“先帝”的戀眷。明清易代之際，這種貳臣并不少，坦庵是其中很具典型性的一個。
可是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其貳臣身份卻是在漸漸消隱下去的。對我來說，他只是一個沒抱甚么政治理想而只想過得平安富足些的老人。他以為只要踏踏實實作個閑官文士，無論“主子”是誰，都不會有人來找甚么麻煩�？上�，文人的這一點天真愿望歷來都不容易得到善終。等到他終于悟到“累人原血肉，誤我是文章”（《寧古塔雜詩》其十一）、吳梅村寫下“人生憂患識字始”（《悲歌贈吳季子》）時，代價已經付出，一切都已太遲。文化，可以最充實，最動人，也可以最軟弱，最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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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兒育、兒膏至》，《何陋居集》庚子年卷，《方拱乾詩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頁171。
[2] 方拱乾生卒年據李興盛、周退舟等先生考證，金天翮《方孝標傳》言其卒于康熙三年（1664）甲辰，不足信。
[3] 此段關于方氏家族流變與活動情況，主要參考嚴迪昌《清詩史》第一編第二章（臺灣五南出版公司1998年版）、李興盛《方拱乾詩集前言》，并檢索《獻征錄》、《明史》、桐城地志等。
[4] 見佚名《桐城方戴兩家書案》，方孝標《鈍齋詩選》附錄，黃山書社1996年版。
[5]張晉（1629-1659），字康侯，號戒庵，甘肅狄道人，順治九年（1652）24歲中進士，十二年（1655）任江蘇丹徒知縣，少年英俊，其《戒庵詩草》為孫枝蔚等推重。
[6] 剩和尚系指駐錫遼陽千山寺的函可上人。函可（1611-1659），字祖心，號剩人，俗姓韓，名宗騋，明禮部尚書韓日瓚之子，廣東博羅人，遺民詩僧代表人物之一。
[7] 輞水莊指王維，然今存坦庵詩中類摩詰者絕罕見，或系自指早年作品而言。
[8]方孝標序文不見于坦庵詩兩種版本，系李興盛由其《光啟堂文集》補入。上引文中“不在是者非詩也”與“不在是者亦非詩也”二“不”字原作“而”字，句意不通，因徑改之。
[9] 《烏》：“不聞杜鵑鳥》，啼血來蜀門。帝王化羽族，到今稱至尊�！薄栋昨取罚骸鞍昨仁呛挝铮性醪宦�。出關見種族，極東遂蕓蕓……其毒甚蜂蠆，彌漫等浮云……千古小人態(tài)，生死空紛紜�！�
- 作者： 馬大勇 [/size][/size]
［此帖子已被 桐川 在 2006-4-28 11:38:25 編輯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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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表于 2006-4-27 17: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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