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紓與桐城派、改良派及新文學的關系

家臨南河 · 發(fā)表于 2009-5-11 10:25:02

中華碩博網(wǎng)核心提示: 林紓在清末民初以古文筆調翻譯了西洋小說189種，把外國文學大規(guī)模移植到中國來，促成了中國文學的巨變。他是古文家，頗為晚清桐城派“
林紓在清末民初以古文筆調翻譯了西洋小說189種，把外國文學大規(guī)模移植到中國來，促成了中國文學的巨變。他是古文家，頗為晚清桐城派“護法”，但他從不承認自己是桐城派，也不按桐城派的清規(guī)戒律行事；他雖是改良派康梁思想的認同者和回應者，但卻始終堅持自己的“書生”身份。古文家身份為他翻譯傳播新文學新文化的事業(yè)帶來了非凡色彩，而以游俠自命的古文家更成了他晚年抗拒新文化新文學的主要因素。他對外國小說的介紹、評價，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他仿效西方文學的嘗試，對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其作用也不可忽視。
一
林紓雖非維新派中人，但他是維新派政見和理論的最佳回應者、實踐者。他認同康有為、梁啟超的政見，并付諸行動，用最出人意料的方式，把自己的難以彌補的缺點轉化為沒有人可以企及的優(yōu)點，以一個完全不懂外文的人，翻譯了189種西方小說，通過這件驚人的工作，把中國讀者帶出去看世界，也把西方文學移植到中國，促使中國文學發(fā)生史無前例、不可阻擋的巨變。他的古文家身份以及他對古文的專業(yè)敏感，本來可能是他接觸西方的最大障礙，在當時卻成了他介紹西方文學的最有效工具。康梁最希望看見的打破東西文化隔膜的局面，在他二十多年努力筆譯中終於實現(xiàn)了。然而故事就像他翻譯的許多西方小說一樣，并不以中國傳統(tǒng)式的大團圓收場。經(jīng)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辛勤勞作之后，他驚覺他所迎來的事物，竟然要動搖他安身立命之所的孔孟道統(tǒng)。於是他奮然而起，在傳統(tǒng)勢力淪亡之際，舞動戈矛，希望回天轉日�？上v史潮流逆轉不得，中國社會已經(jīng)從傳統(tǒng)過渡到現(xiàn)代，走上了世界化的不歸之路。
梁啟超在1920年寫《清代學術概論》，提及林紓的只有寥寥數(shù)句：
有林紓者，譯小說百數(shù)十種，風行於時，然所譯本率皆歐洲第二三流林紓晚年因為反對新文化、新文學，在五四運動前后已成了人人皆得而罵之的“歹角”，不罵他似乎就顯不出自己進步。梁啟超在這種情勢下有意貶抑林紓，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假如我們回顧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前后林紓對改良事業(yè)的支持、對康梁的同情、以及他的翻譯事業(yè)對引進西方文化的貢獻，梁氏的這幾句評語便顯得很不近人情了�！耙蛭囊姷馈�，是林紓利用了古文家的特長，在1913年以前的譯書中，大量加插序跋，借題發(fā)揮，呼應康梁的維新、立憲主張，發(fā)揮了他們力所不及的功效。他全面的把西方社會介紹到中國讀者面前，使梁啟超介紹的新思想、新學理可以落地生根，是梁氏的功臣，不能說“於新思想無與”。梁氏透過日本文獻接觸西方文學，他肯定知道林氏翻譯的莎士比亞、狄更斯、巴爾札克、孟德斯鳩、雨果、托爾斯泰、小仲馬諸家，無論如何都不能算是“歐洲第二三流”。林紓的古文宗尚唐宋，也曾感於知遇之恩，為桐城派“護法”，可是他從來沒承認自己是桐城派，也不興奮人家把他列為桐城派。在桐城派被視為“謬種”的時候，梁啟超特意給林紓派一頂桐城派的帽子，頗有落井下石之嫌。林紓以后對梁啟超深表不滿，恐怕也與梁氏在《清代學術概論》中這幾句有失分寸與敦厚的說話有關。
激於愛國救國的熱情，林紓曾在一段很長時間內(nèi)把康梁的言論奉為北斗明星。1897年初，梁啟超在《時務》發(fā)表了《變法通議》的“論幼學”專章，林紓馬上以村塾教師的身份加以回應，取白居易諷喻新樂府之體，用淺白近俚的語言，寫了《閩中新樂府》32首，在1897年底付梓印行，作為童蒙教材。他在自序中說：
兒童初學，力圖強記，驟語以六經(jīng)之旨，則悟性轉窒。故入人以歌訣為至。聞歐西之興，亦多以歌訣感人者。閑中讀白香山諷喻詩，課少子，日仿其體，作樂府一篇，經(jīng)月得三十二篇。吾友魏季渚愛而索其稿，將梓為家塾讀本。
他對傳統(tǒng)教育的反省，新教學形式的嘗試，以至他對西方的熟悉與取法，都明顯有《變法通議》“論幼學”的影響在�！罢撚讓W”比較了中國與西方的童蒙教育，批判了幼學授經(jīng)的做法，提出了“歌訣書”的構想，都為《閩中新樂府》所遵循。32首的內(nèi)容，尤其緊貼著梁氏所列舉的激發(fā)國恥、旁及彝情、宦途丑態(tài)、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各項，而且能夠把中國同世界比較，從而看到中國的處境和問題。這里面有警醒瓜分之禍的《國仇》，有敦促認清當前中外形勢的《渴睡漢》，有檢討童蒙教育的《村先生》，有提倡女子教育的《興女學》，有反對纏足的《小腳婦》，有揭發(fā)社會問題如荷徵雜捐的《關上虎》，有諷刺科舉取士的《破藍衫》，有感嘆鴉片之禍的《生髑髏》。這組詩與康梁的政論有共同的主題：取法西方，改良中國：它表現(xiàn)了對世界的熟悉以及他學習西方的迫切之情。胡適在近三十年后才看到林紓的《閩中新樂府》，大為驚奇，認為這組詩說明“做過社會改革的事業(yè)”，也“做過很通俗的白話詩”。當梁啟超和夏曾佑、譚嗣同還在以“撏撦新名詞”為“詩界革命”的時候，林紓已經(jīng)跨出了更大的一步，以白話寫詩表達他的新思想了。
出於對改良派理念的認同與宣揚，林紓在文章中不斷提出要學習西方，要吸收新學，他也常引西事以作舉例。他在1900年寫的《譯林敘》中說：
今欲與人斗游，將馴習水性而后試之耶？抑攝衣入水，謂波浪之險，可以不學而狎試之，冀有萬一之勝耶？……亞之不足抗歐，正以歐人日勤於學，亞則昏昏沉沉，轉以歐之所學為淫奇而不之許，又漫與之角而自以為可勝，此所謂不習水而斗游者矣。他在1902年撰《尊疑譯書圖記》，稱美嚴復翻譯的《群學肄言》：TheStudyofSociology），強調西學的重要：在1905年寫的《洪罕女郎傳跋語》：ColonelQuaritch，V.C.），他提到自己講學時“敦喻諸生，極力策勉其恣肆於西學，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則異日學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而在《伊索寓言》識語中更強調不學則要淪為奴隸。
可是林紓與康梁有一點本質上的不同�？盗阂詤⑴c政權或奪取政權作為實現(xiàn)改良的一個重要基礎，他們的一切活動莫不以此為出發(fā)點，他們的政治取向是很清楚而毫不掩飾的，他們是政治家。林紓卻不然。他始終堅持“書生”的身份，從1899年起更絕情仕宦。他關心政事，是因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他結識了一些改良派行動家如林旭，他差不多毫無保留的認同改良派的政治理想，在實際行動和言論上也加以宣揚鼓吹，可是他從來沒有參加改良派的政治團體。他的性格近於“任俠”，為了理想，樂助人之成，但他卻不愿受政團的約束，他愿意以康梁的同路人自居，卻不愿黨同康梁。他始終最珍惜自己“古文家”的身份，以此為榮，遠過王侯；古文家這非凡身份使他的翻譯事業(yè)帶有非凡的色采，而以游俠自命的古文家，更是驅使他晚年奮力抗拒新文化、新文學的主要因素。
二
林紓以古文名家，但他一生與桐城派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他11歲從同縣薛則柯學歐陽修文，兩年后轉從朱韋如學制舉文。20歲在岳父資助下從陳蓉圃治學。在文章方面他沒有跟從過名師學習，在50歲到北京之前，也不曾與桐城文派中人有往來。他的古文造詣純由自學，沉潛於左、馬、班、韓數(shù)十年。他雖然遵循桐城義法，也心儀歸有光、方苞之文，但從不以桐城派自命。1901年，他以文名就聘北京金臺書院講席，又任五城中學堂國文總教習。在北京他有機會與桐城派的吳汝綸見面，吳對他的古文深致稱許，說“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者。”結交，馬氏對他古文的成就更為推許。同年他受聘京師大學堂為預科及師范館經(jīng)學教員。他在1908年為商務印書館編《中學國文讀本》《國朝文》卷，其中率多桐城派的文章。據(jù)錢基博說，林紓論文本不專主唐宋，并不貶抑魏晉文，后來與桐城中人來往多了，才偏重唐宋；入民國之后，因在北京大學中與主魏晉文的章氏弟子一派不合，與桐城派中人在1913年相繼離開北京大學，從此對魏晉文派深有成見。1914年《韓柳文研究法》出版，馬其昶為他寫序，同年又應邀為康有為主持的孔教會講古文，力倡唐宋八家。1917年發(fā)起古文講習會，親自主講。1918年出版《古文辭類纂選本》。由於他在言行兩方面都與桐城派中人接近，當時人也就視他為桐城派。1921年，林紓在上海與康有為見面，康有為問他何以要學桐城，林紓頗為不悅，也一再否認自己是桐城弟子。
林紓不肯承認是桐城派，顯然有他的苦衷。一般說到桐城古文，都會著眼於三個方面。其一是義法，即方苞所說的“言有物”和“言有序”，也就是表達技巧的問題、怎樣去描寫和敘述的問題。桐城派處於中國古典散文發(fā)展的最后階段，它具有清代文學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對以前作品技法的細心歸納，以求取一些規(guī)律，轉而應用於創(chuàng)作。其二是語言。方苞親手為桐城古文定下了許多清規(guī)戒律，他說：“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雜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边@些戒律的目的是從消極方面使語言雅潔。第三是載道。桐城派古文家重視孔孟道統(tǒng)，程朱理學，以弘揚道統(tǒng)作為文章的理想。因為要載道，許多與載道無關的題材，如男女之感情，悲愴的情調，都很少寫及。
在義法方面，林紓固然與桐城派毫無芥蒂，這是他最擅長的技藝，也是他與桐城派中人溝通最相得的一環(huán)，在他漫長的翻譯事業(yè)中，他最優(yōu)而為之的是借用桐城古文家義法的特技，以介紹、分析西方小說，又把西方小說和中國的敘事文學相比較。在語言方面，林紓可不想受困於種種清規(guī)戒律，事實上在當時西方文化沖擊的環(huán)境下，以他的維新思想，非凡是在翻譯外國小說的時候，要守這些清規(guī)戒律根本是不可能的了。在載道方面，林紓早年從岳丈劉有棻受程朱道學，本與桐城派氣味相投，但其為文“出之以血性”、“強半愛國思親作”、“無大題目”，又與桐城文派大相逕庭。然則林紓一再抗拒“桐城派”的標簽，是出於自知之明與寫作自由之追求，桐城中人引他為知己，是出於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考慮，外人把他列為桐城派，則是不很漂亮的、有意的“誤會”了。
不作桐城派無妨於他作古文家。避開了語言的清規(guī)戒律與題材的劃地為牢，他的寫作空間陡然擴闊，適應了他自己與社會的種種需要：宣揚改良的需要，迎接世界的需要，抒寫激情的需要，時代的需要，讀者的需要，以至於他一己經(jīng)濟的需要。桐城文派自鴉片戰(zhàn)爭以后，在西方文化沖擊的新環(huán)境里，已出現(xiàn)了嚴重的適應危機，自龔魏以下的改革家，思想家，以攻擊傳統(tǒng)為己任，大都與桐城文派劃清了界線，自謀生路，也不以古文家自命。林紓的做法較非凡，他仍然堅持當古文家，但他已為古文重新定位，打破了語言的禁忌，擴闊了題材，引進了前所罕有悲愴感傷情調，又以古文義法為手段去溝通中西文學，適應了時代的需要，使古文在危亡中重拾一些尊嚴，也最后一次發(fā)出異常奪目的光采。尤其難能的是他使古文適應了市場需求，使古文成了有利可圖的商品。這顯然是桐城古文家身份所做不到的。

家臨南河 · 發(fā)表于 2009-5-11 10:25:28

三
林紓不諳外文，也沒有機會游歷外國，不過他熟悉了在馬江船政局工作的一批曾經(jīng)留學法國或到過外國的朋友，如魏瀚、王壽昌、高而謙等，他從他們那里熟悉了世局，他在《閩中新樂府》中的一些對世界的看法，便是他與這些朋友議論所得。就在寫《閩中新樂府》的同年，他在這些朋友的鼓勵下，與王壽昌合作，由王口述，他執(zhí)筆，翻譯了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林氏弟子黃�！痘S人圣�。睿愧苻啊吩浭鲞^此事，林紓的翻譯事業(yè)開始得很偶然。魏瀚和王壽昌出主意要林紓干這件史無前例、在當時看來并不合時代需要的事，主要是看中了林紓的古文功力，也深識他是性情中人，是把法國文學介紹到中國來的最佳人選。果然，這本書在感動萬千中國讀者之前，已先賺了譯者的情淚�！栋屠璨杌ㄅz事》在1899年初出版，只印一百冊，卻馬上轟動，幾個月后汪康年的《昌言》就把它重印，并以“巨資”致酬，林紓不受酬資，把版稅捐給福州蠶桑公學。戊戌政變前后林紓是很熱心的改良迷，他的第一本翻譯小說不能和改良事業(yè)拉上關系，對他來說不無遺憾。但把稿費捐給了蠶桑公學，總算是有助於維新事業(yè)，了卻一件心事。不過以古文翻譯西方小說可以得豐厚的酬，對他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示，也是很大的吸引與鼓勵，是他以后大量翻譯的主要動力。
魏瀚和王壽昌這兩位有心人，他們在法國學的是理工科，卻有那樣敏銳的文學觸覺，要把華夏獨缺的感傷盡致的愛情小說介紹進來，又慧眼獨具，選中了林紓作為合，一念之間觸動了中國歷史上一場龐大而影響深遠的翻譯事業(yè)，再由翻譯而促使中國文學發(fā)生巨變，文學史實不應忘記他們的功勞。林紓這本初試啼聲的翻譯小說，雖然讓他的感傷情懷得以滌蕩，也使他一舉成名，可是他必然為此事之沒能跟維新改良沾上邊而怏怏。他托朋友在巴黎買了《拿破侖第一全傳》和《俾斯麥全傳》，主動找魏瀚、王壽昌、高而謙等人合作翻譯，可惜沒有人敢答應，因為難度太高。他又鼓勵學生林長民等人辦翻譯雜志《譯林》，宗旨在開啟民智，以作維新事業(yè)之助，他自任“監(jiān)譯”�！蹲g林》1901年在杭州創(chuàng)刊。
林紓翻譯事業(yè)的路向在他翻譯第二本西洋小說美國女作家斯土活的《黑奴吁天錄》時已確定下來。1901年，他在杭州與曾就學於上海圣約翰書院的魏易合作，用了六十六天時間，由魏易口述，他執(zhí)筆記錄，把《黑奴吁天錄》翻譯成書。林紓為此書寫了一序一跋，把書中所述美國黑人遭奴役事，聯(lián)系到當時美國歧視、虐待華工的浪潮，進而警醒國人國勢衰弱、淪為奴隸的危機。這一來他就很自然的把自己的翻譯事業(yè)放在維新改良的軌跡上。他這種做法非常成功，他的文學翻譯成了改良派維新事業(yè)不可缺少的一翼，兼具宣揚改良、批評社會、移植外國文學和引導讀者熟悉中國以外世界的種種功能，正是當時社會所急切需要的，加上他運用了“舊瓶效應”，以古文譯書，更使他推介的新思想、新事物易於深入民心。
林紓翻譯西方文學作品數(shù)量驚人，是眾所周知的。據(jù)統(tǒng)計，林譯作品有189種，包括未刊者23種。他的翻譯事業(yè)始於1897年，終於1921年，前后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翻譯作品來自英國的最多，占半數(shù)以上，共106種，其次是法國，共30種，美國有26種，俄國有12種，此外希臘、德國、日本、比利時、瑞士、挪威、西班牙各一種。不少人惋惜林紓不懂外文，受口譯者所累，選擇不精，浪費不少精力。我認為在當時的文化環(huán)境中，不懂外文這個本來是致命的、不可原諒的缺點，在林紓反而成了無人可及的優(yōu)點。假如他懂外文，最多只是精通一種外文，根本不可能譯出十余國的作品。假如他精通外文，他在翻譯時可能嚴於取舍，下筆時可能字斟句酌，在意譯與直譯之間痛苦掙扎，也許不可能在二十四五年內(nèi)譯出189種作品。我們只要看與他齊名的嚴復，努力不懈，在1894年到1915年21年間，只能譯出作品11部，便知道林紓不懂外文與他譯書數(shù)量之多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在那個外國文學作品極端缺乏的環(huán)境里，數(shù)量顯然比質量更重要。而要較全面的移植西方文學，夾雜不同民族風格、藝術風格，有經(jīng)典的作品，也有市俗的作品，無疑是最恰當?shù)�。更何況他的翻譯小說還背負著介紹中國以外世界的重任，他在翻譯時的廣征博采，就更是最符合歷史需要的。曾樸曾勸林紓改用白話翻譯小說，也要有計劃的精挑細選，可是林紓一口拒絕了。林紓是不得不拒絕的，林紓要聽了他的話，林譯便不成其為林譯了。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里說：“好譯本的作用是消滅自己：它把我們向原作過渡�！边@話說得真好，是對林紓的最大恭維。其實林譯何止消滅自己，它也把傳統(tǒng)文學和傳統(tǒng)文化拿來陪葬，使我們向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過渡。在介紹西方文學的時候，林紓的古文家身份和古文造詣發(fā)揮了最積極的作用，把阻礙吸收、接受西方文學的事物一掃而空。古文家“因文見道”的習性，對“義法”的講求，以及他運用“舊瓶效應”，以類似文言的文體譯書，是他使西洋小說為中國讀者樂於接受的三件法寶。這其中最重要、最起作用的便是為翻譯作品寫的序跋了。林紓在辛亥革命以前翻譯的小說，差不多都附有序、跋、譯余剩語一類的說明。這些說明一般都在千字上下，像《愛國二童子傳達旨》那樣長近三千言的并不多見。這其中有兩類內(nèi)容最值得注重，其一是借鑒外國小說中所見之國民性而進行自省，這是出於宣揚維新改良的需要，是“因文見道”；另一是由“義法”出發(fā)，分析外國小說，以盡紹介之功。
中國近代思想家因外來沖擊而展開的自省過程，是從鴉片戰(zhàn)爭之后開始的。最初的自省是著眼於物質的：我們科技不如人，沒有洋人的船堅炮利。跟著的自省是著眼於制度的：我們的社會制度不如人，沒有外國的民主議會制度。其間也有一些思想家會在物質與制度之外思考到“人心”問題，可是這方面的反省是比較膚淺的，主要是針對朝廷大員因現(xiàn)存制度而形成的庸惰，如魏源在《海國圖志序》所提出的。當時思想家沒機會廣泛接觸、深入了解異國之民，無法從國民性的角度去比較中外的異同，見出一己民族之弱點，而提出國民性的改造。梁啟超在戊戌政變之后流亡海外，有機會直接比較中外的國民性，始能提出新民說，討論改造國民性的問題。林紓在梁啟超的影響下，他翻譯外國小說的時候，也非凡注重到東西國民性的不同，以小說中的具體事例，比照自己的國民，從而呼應梁的號召，提出國民性之改造。國民性之反省與改造是近世中國走向世界重要一環(huán)，它一方面顯示國人擺脫落后的努力，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對大同世界的企盼。
林紓在譯序中經(jīng)常提到的國民性是怯懦與奴性。他在《劍底鴛鴦序》，TheBethrothed）中，因為其書“敘加德瓦龍復故君之仇，單帔短刃，超乘而取仇頭，一身見縛，凜凜不為屈。即蠻王滾溫，敵槊自背貫出其胸，尚能奮巨椎而舞，屈橋之態(tài)，足以懾萬夫”，便進一步討論到民族性問題：“究之腦門人躬被文化，而又尚武，遂軼出撒克遜、不列顛之上。今日以區(qū)區(qū)三島凌駕全球者，非此雜種人耶？”他馬上就以此和中國的國民性比較，而得出“吾種倦敝”的結論。在《埃斯蘭情俠傳序》，EricBrighteyes）中，因為小說中述及的埃斯蘭之民，“洸洸有武概，一言見屈，刀盾并至，……雖喋血伏尸，匪所甚恤，”聯(lián)想到“英、法之人，重私辱而急國仇，”再反思中國的情況，“自光武欲以柔道理世，於是中國姑息之弊起，累千數(shù)百年而不可救。吾哀其極柔而將見飫於人口，思以陽剛振之”，因而提出敢於反抗欺凌壓迫的尚武精神。而在《鬼山狼俠傳序》中，又因為狼俠洛巴革“始終獨立，不因人而茍生”，而反思中國多蘇味道、婁師德一類的奴才，“火氣全泯，槁然如死人”，又多“茹柔吐剛”之敗類，“往往侵蝕稚脆，以自鳴其勇，如今日畏外人而欺壓良善者”。林薇指出，這種在文學作品中對國民劣根性的反思，下開五四新文學中對國民性批判的先河。
林紓在譯序中對外國小說的紹介、評價、分析、稱許，在中國文學史上更是有劃時代意義的事。自鴉片戰(zhàn)爭以后，國人先則承認科技不如人，繼則承認社會制度不如人，至於文學一事，由於對外國文學毫無熟悉，遂得以維持夜郎自大心態(tài)，以為這是中國勝於西洋之一端。林紓以古文名家身份翻譯西方小說，以古文技法的標準去衡量西方小說，不但發(fā)現(xiàn)西洋小說的文學價值可以比肩左、馬、班、韓，還指出西洋小說有些地方非中國古代的文學大師所能及。
林紓早在1901年寫《黑奴吁天錄－例言》時便已開始用古文義法來評價西方小說，他說：
是書開場、伏脈、接筍、結穴，處處得古文家義法�？芍形魑姆ǎ胁煌�。……所冀有志西學者，勿遽貶西書，謂其文境不如中國也。
在1905年寫的《斐洲煙水愁城錄序》中，進一步以此小說與司馬遷《史記》的《大宛列傳》相比，認為其書“寫洛巴革為全書之樞紐，此即史遷聯(lián)絡法也，文心蕭閑，不至張皇無措，斯真能為文章矣�！痹�1907年寫的《孝女耐兒傳序》TheoldCuriosityShop）中，更認為狄更司能為中國古代大文學家所不能。
林紓為數(shù)至多、包涵至廣的外國小說中譯，是當時中國人熟悉世界，非凡是熟悉外國人的人生觀的重要窗口。小說本身固然描寫了西方人生觀與價值觀，對國人有他山之石的作用，林紓基於宣揚改良的需要，也經(jīng)常在譯序中對比東西方人生觀的不同，而鼓勵學習西方積極、進取、務實的人生態(tài)度。例如他翻譯法國沛那的《愛國二童子傳》，書中言及法人孟叔及嘉納在國家淪亡之際，腳踏實地，不枵響，不浮氣，“培植子弟為工程師，立實業(yè)學堂無數(shù)”。卒能制勝於外。這種“實業(yè)救國”的故事，對中國人固然新鮮而有啟發(fā)，林紓更以之與中國人“狀元宰相”的人生觀對比，認為中國人自古至今都以官位名祿為人生目的，即使科舉廢行，學子仍以法政一門為尚，可見這種價值觀念牢不可破。他在《愛國二童子傳達旨》中說：
人人慕為執(zhí)政，其志本欲以救國，此可佳也，然則實業(yè)一道，當付之下等社會矣。西人之實業(yè)，以學問出之，吾國之實業(yè)，付之無知無識之傖荒，且目其人、其事為賤役，此大類高筑城垣，厚儲甲兵，而糧儲一節(jié)，初不籌及，又復奚濟？
這種改變?nèi)松^的教育，是林紓借翻譯小說帶國人熟悉世界的一個重要貢獻。

家臨南河 · 發(fā)表于 2009-5-11 10:25:49

四
在開始了翻譯事業(yè)之后的15年，有了翻譯81種西洋小說的經(jīng)驗以后，林紓也開始了文言小說的創(chuàng)作。從1912年起，他用文言寫了5篇中、長篇小說，即《劍腥錄》、《金陵秋》、《劫外曇花》、《巾幗陽秋》和《冤海靈光》。這些小說雖然展示了一些他所理解的西方小說的影響，但他并未大量運用新手法新技巧。就題材而言，這五篇小說與晚清譴責小說四家的作品頗有相類。《劍腥錄》、《金陵秋》和《巾幗陽秋》是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說的那種“揭發(fā)伏藏，顯其蔽惡”的小說，與李伯元的《官場現(xiàn)形記》、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劉鶚的《老殘游記》、曾樸的《孽�；ā废囝�。《劫外曇花》是歷史小說，近於吳趼人的《痛史》；《冤海靈光》是公案小說，近於吳趼人的《九命奇冤》。林紓雖是有名氣、有影響力的翻譯家，但一著手創(chuàng)作，他仍擺脫不了譴責小說作家走過的路。
不過他的文言創(chuàng)作小說仍不免透露出一些他因翻譯外國小說而習得的影響。他在近代小說家中是較早放棄章回體的慣例和“欲知后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等舊套中的一人，這是文學史家所樂於道及的。他在小說內(nèi)刻意用諧謔幽默的筆調，又費了許多力氣從心理細微刻劃去寫情，與傳統(tǒng)文言小說有很大的差距。在《兔海靈光》里，他也有意識仿效狄更斯的做法，“刻劃市井卑污齷齪之事”，細致描繪下層社會的眾生相。而在《劍腥錄》里，也一再運用了因西方小說傳入而樂為二十世紀初年中國小說家所樂用的倒敘法。而因為翻譯時所受西方小說的潛移默化，他在寫小說時也就對固定小說視角有很大的警覺。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在中國小說因為刊連載形式而使小說結構散亂成風的時候，林紓以他古文家對“義法”的嚴格要求，配合了他對狄更斯等小說家作品針線細密、結構嚴謹?shù)捏w會，他的創(chuàng)作小說在組織結構上追求嚴謹完美，為五四新小說樹立了良好的先例。
除了文言中、長篇小說，林紓也創(chuàng)作了為數(shù)不少的文言短篇小說。這些小說主要是1913年在北京《平》“踐卓翁短篇小說”專欄和1919年在上�！缎律辍贰绑慧艆舱劇睂诎l(fā)表的，為數(shù)有百馀篇，后輯成《踐卓翁小說》、《畏廬短篇小說》、《蠡叟叢談》、《畏廬漫錄》等集。這些小說為他贏得“今之蒲留仙”的“＠⑥號”，但其中卻有不少受西方文學影響的痕跡。然而林紓仿效西方文學的嘗試，在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路途上是不容忽視的。在近代文學事業(yè)上他與梁啟超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他們翻譯了西方小說以作學習的楷模，又建立理論，指示新方向，更進而身體力行，粉墨登場，示范創(chuàng)作，去推動中國文學的世界化。所不同的是梁啟超以左手搞文學，林紓以右手搞文學，他不但在文學的質與量兩方面填補了梁啟超的不足，更修正了梁氏過於功利而暴露的干癟。他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五
中國新文學運動有兩篇奠基論文，一篇是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是新文學大軍前鋒部隊的右翼，其進攻目標是文學的語言、形式：另一篇是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是新文學大軍前鋒部隊的左翼，其進攻目標是文學的精神、內(nèi)容。這兩篇文章互相配合，對傳統(tǒng)文學發(fā)揮摧枯拉朽的作用，是新文學運動成功的關鍵�！段膶W改良芻議》的主要內(nèi)容，差不多都可以在黃遵憲的言論中找得到�！段膶W革命論》的主要內(nèi)容，也已經(jīng)由林紓借著翻譯小說替他預備好了。黃遵憲靠著中外語文現(xiàn)狀的對比，看到了當時中國語文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他借外國語文為參照系數(shù)，指出了中國語文的發(fā)展方向應是像外國語文那樣的言文合一；林紓靠著中外文學的對比，看到了傳統(tǒng)中國文學的不足，他也借外國文學為參照系數(shù)，指出了中國文學的方向應是取法西洋，向世界文學發(fā)展。
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大書特寫的“三大主義”，抨擊了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和山林文學，進一步指出這些文學“蓋與吾阿諛夸張?zhí)搨斡亻熤畤裥曰橐蚬�。林紓在他的譯書過程中對此早有體會。他在1908年寫的《不如歸序》中，對比了中外史傳記敘之文，說：
吾國史家好放言，既勝敵矣，則必極言敵之丑蔽畏葸，而吾軍之殺敵致果，凜若天人，用以為快。所云“下馬草露布”者，吾又安知其露布中作何語耶？若文明之國則不然，以觀戰(zhàn)者多，防為所譏，措語不能不出於紀實。
已是對夸張不誠的國民性的批判。而在為狄更斯幾本小說所寫的譯序中，他更一反中國小說之故常，充分肯定刻劃社會下層的寫實文學的文藝價值。在《孝女耐兒傳序》中，他一再以狄更斯“專為下等社會寫照”之文為高；在《塊肉馀生述序》中，他認為“迭更司此書，種種描摹下等社會，雖可噦可鄙之事，一運以佳妙之筆，皆足供人噴飯。”在《賊史序》中，他又肯定狄更斯揭發(fā)社會陰暗面的寫實小說倫理學上的價值。陳獨秀能夠提出“三大主義”，大聲疾呼，是依仗林譯小說和林紓譯序為基礎的。
林紓譯了不少寫情小說，最有名氣的是《巴黎茶花女遺事》和《迦茵小傳》。透過他的翻譯，西方的愛情觀得以在中國排闥直入，動搖了禮教的基本，掀起了中國社會二十世紀個性解放、婦女解放和婚姻自由的浪潮，一直延綿到五四新文學中，成了作家最熱衷於探索的題材。從龔自珍就開始倡導的個性解放，經(jīng)歷幾十年，不見得有重大的突破，林紓以他翻譯的西方小說，仔細述說西方男女追求愛情的轟轟烈烈的故事，使中國讀者有一個具體比較的基礎，才使這個訴求由漣漪突變?yōu)榫蘩�，促成了文學和社會巨變的實現(xiàn)。
林紓以他189種的翻譯小說，為新舊文學的過渡筑成了前所未有的崇高祭臺，每一本小說就是一根燔祭的柴。當他驚覺自己和自己所背負的道統(tǒng)就是燔祭的犧牲的時候，他竟想把自己點燃起來的祭火熄滅。然而烈火熊熊，勢不可止，他消滅了自己，卻完成了燔祭。后世觀看這場燔祭的錄像的人，假如講究古文家的“義法”，都應該知道，他自始至終都是揮舞戈矛的主角，只是從前的戈矛指向后來的他，后來的戈矛指向從前的他。
注：
林紓為反對新文化、新文學運動寫了不少文章，如《論古文之不當廢》、《致蔡鶴卿書》、《荊生》、《妖夢》、《腐解》、《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續(xù)辨奸論》等。
《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8專集372頁。
據(jù)張俊才〈林紓年譜簡編〉，林紓曾於1921年10月致書朱羲胄，對梁啟超表示極大不滿。見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5頁。
見林薇選注：《林紓選集－文詩詞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67頁。
梁氏所舉各項見《飲冰室合集》，文集54頁。
胡適：〈林琴南先生的白話詩〉，載姜文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中華書局，199461頁。
載林薇：《百年沉浮——林紓研究綜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128頁。
見〈林紓年譜簡編〉27頁。
《林紓選集－文詩詞卷》223頁。
見薛卓：《林紓前期譯書思想管窺》，載《林紓研究資料》，389頁。
參蔣英豪：《自寫風懷與兼貽史料——林紓劍腥錄析論》，載《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
林紓：《薛則柯先生傳》，《林琴南文集》。
見《林紓年譜簡編》15頁。
朱碧森：《女國男兒淚——林琴南傳》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187頁。
林紓：《贈馬通伯先生序》，載《林琴南文集》25頁。
錢基博：《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香港：龍門書店，196171頁。
見林紓《震川集選序》載《林紓研究資料》，77頁；又見〈方望溪集選序〉，轉引自《百年沉浮——林紓研究綜述》286頁。此外，他在《慎宜軒文集序》中也否認是桐城弟子，見《林琴南文集》5頁。
轉引自魏際昌：《桐城古文學派小史》，34頁。
事實上林紓對桐城文派的清規(guī)戒律頗有不滿，例如他在〈送大學文科畢業(yè)諸學士序〉中就說：“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自信而不惑者，立格樹表，俾學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度，往往病拘攣而痿於盛年。”見《林琴南文集》頁20。
俱張僖序《畏廬文集》語，見《林琴南文集》序。
見陳平原：《20世紀中國小說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9頁。
見《林紓研究資料》，127頁。
黃浚：《花隨人圣�。睿愧苻啊飞虾９偶畷�，198238頁。
林紓在1902年寫的《露漱格蘭小傳序》中說：“余既譯《茶花女遺事》，擲筆哭者三數(shù)。”轉引自《女國男兒淚——林琴南傳》133頁。
見阿英《關於巴黎茶花女遺事》，載《林紓的翻譯》，55頁。
他后來寫《露漱格蘭小傳序》終於想到辦法完成這個心愿：他把茶花女馬克對愛情的堅貞與龍逢比干的摯忠極義相比——他心目中的“龍逢比干”可能就是戊戌六君子。
見《譯林敘》，《百年沉浮——林紓研究綜述》129頁。
這是林薇以馬泰來《林紓翻譯作品全目》為基礎參以其他資料整理出來的數(shù)字，見《百年沉浮——林紓研究綜述》86-95頁。
這是林薇以馬泰來《林紓翻譯作品全目》為基礎參以其他資料整理出來的數(shù)字，見《百年沉浮——林紓研究綜述》86-95頁。
參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論嚴復與嚴譯名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1-1166-167頁。
見曾樸1928年3月16日寫給胡適的信，載《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頁507。
《林紓的翻譯》21頁。錢氏此文是有關林紓論文中最令人感覺愉快的一篇，其“惟陳言之務去”的精神，尤對后來研究者多所啟發(fā)。
薛卓：〈林紓前期譯書思想管窺〉，《林紓研究資料》387頁。
林紓：《劍底鴛鴦序》，載《林紓選集－文詩詞卷》191-192頁。
《埃斯蘭情俠傳序》，《林紓選集－文詩詞卷》178頁。
《鬼山狼俠傳序》，《林紓選集－文詩詞卷》180-181頁。
《百年沉浮——林紓研究綜述》232頁。
《黑奴吁天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
《林紓選集－文詩詞卷》225頁，197-198頁，186-187頁。
《林紓選集－文詩詞卷》225頁，197-198頁，186-187頁。
《林紓選集－文詩詞卷》225頁，197-198頁，186-187頁。
內(nèi)田道夫著、夏洪秋譯：《林紓的文學評論》，《林紓研究資料》，262頁。
《自寫風懷與兼貽史料——林紓劍腥錄析論》66頁，84頁。
郭延禮在《中國近代文學發(fā)展史－第二卷》中指出，“中國近代長篇小說最早擺脫章回體的是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說》，先於林紓的《劍腥錄》。”見1547頁。
郭延禮在《中國近代文學發(fā)展史－第二卷》中指出，“中國近代長篇小說最早擺脫章回體的是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說》，先於林紓的《劍腥錄》�！币�1547頁。
寒光和林薇都留意到《冤海靈光》與狄更斯的關系，見《百年沉浮——林紓研究綜述》315頁。
張俊才：《林紓對五四新文學的貢獻》，引文見《百年沉浮——林紓研究綜述》327頁。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5頁。
參〈自寫風懷與兼貽史料——林紓劍腥錄析論〉中對林紓《劍腥錄》結構的討論，見84-86頁。
參張俊才：《林紓著譯系年》，載《林紓研究資料》。林紓另有《技擊馀聞》、《鐵笛亭瑣記》等《見聞筆記》。
“鳴呼畏廬，今之蒲留仙也”。是章太炎在林紓死后說的話，見《百年沉浮——林紓研究綜述》315頁引。
林薇：《小說卷前言》，見《林紓選集－小說卷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頁。
載北京大學等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一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22頁。
《不如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
《林紓選集－文詩詞卷》198頁，203頁。
《塊肉馀生述》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
《林紓選集－文詩詞卷》198頁，203頁。
林紓嘗評論曾樸的《孽�；ā�，認為“彩云是此書之賓，但就彩云定為書中主人翁，誤矣�！痹鴺阋秊橹骸Ｒ娢航B昌編：《孽�；ㄙY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1頁。
＠⑥原字為言加盆

商美興 · 發(fā)表于 2009-6-30 11:45:00

辛苦了！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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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文] 林紓與桐城派、改良派及新文學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