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輔仁會館”到“桐城派”

一璐福星

        ——樅陽《童氏宗譜》收藏賞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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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Z: [( q0 n2 n0 q( Q2 A　　幾年前，我偶爾收藏了數(shù)十本樅陽《童氏宗譜》，原以為，此類古籍體裁狹窄，內(nèi)容枯燥，大多沒有什么文物史料和欣賞收藏價值，但在經(jīng)過翻閱和整理之后，我不僅對樅陽童姓源流有所了解，對古人的尊宗敬祖及家族觀念深感敬佩，并且堅信，樅陽童氏即便不是什么王公貴族、達官名流，但也絕非泛泛之姓、平常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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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xiāng) 賢 匯 聚 名 流 云 集

) M. b/ E, G; M　　明洪武三年，也即公元一三七零年，大明朱氏江山甫定，為了休生養(yǎng)息，治理國家，朱元璋下旨戶部，進行大明王朝的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在安慶府桐城縣的一個叫“道土坂”的地方(今樅陽縣境內(nèi))，有一個叫童善慶的男子，他全家八口人，事產(chǎn)草房三間，所謂“戶由”上不僅刊有由戶部轉發(fā)的圣旨原文，還有“安慶府提調(diào)官、知府趙好德、桐城縣提調(diào)官、知縣左彬”的落款，這個叫童善慶的男子，也即樅陽童氏四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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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A6 C4 D$ ?       資料顯示，該姓宗譜初修于明末天啟二年(1622)，由“賜進士出身，詹事府協(xié)理府事、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待讀學士”的何如寵和錢至立<萬歷諸生，錢澄之之父>作序，續(xù)修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由“賜進士及第、誥授光祿大夫、經(jīng)筵講官、起居注禮部尚書加二級”的張英作序。如果說何、張二相國等僅僅只是作了篇跋文的話，那么到嘉慶二十年(1815)三修和宣統(tǒng)元年(1909)五修時，則分別由姚鼐和戴鴻慈捉刀，并分別據(jù)其手書上版刻印<同冶十一年(1872)四修題跋吳廷棟,五修題跋另有姚永概等>，十分難得。特別是姚鼐在題寫這篇跋文時已八十五歲高齡，這年也是他的忌年，因此很有可能是他的傳世“絕筆” <見附圖>。他們的題款分別為“賜進士出身、誥授奉政大夫、例晉朝議大夫、刑部廣東司郎中、前翰林院庶吉士、禮部儀制司主事、祠祭司員外郎、戊子科山東主考、庚寅科湖南主考、辛卯恩科會試同考官、壬辰會試提調(diào)官、充四庫全書篡修官、嘉慶庚午重宴鹿鳴、欽加四品頂戴姚鼐”并置篆書“姚鼐之印”和“姬傳”印各一方，其次為“誥授資政大夫、覃恩加一級、晉封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署戶部左侍郎兼理錢法堂、總管三庫事務”的吳廷棟和“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經(jīng)筵講官、法部尚書、參予政務大臣戴鴻慈”，并篆印兩方，之所以原文摘錄先賢們自題的仕途經(jīng)歷，竊以為，它們較為真實可靠，或可勘誤相關史料或彌其不足。為便于行文，凡為童氏某先祖作了傳記的歷代名人，也以大體時間為序，摘要作簡單排列——
　　賜進士中憲大夫，江西按察使副使黃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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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林郎知安陸縣事夏民懷；

+ `! a/ N6 U5 K　　敕封文林郎，江西道監(jiān)察御史方學漸作《輔仁會館碑》碑文〈以下簡稱《碑文》〉及《定夫公傳》，并附《江南通志》；

　　方大鎮(zhèn)為趙鴻賜、童自澄作《高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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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至立為其表兄童一純〈童氏十世祖，錢母為一純姑母〉作；

　　萬歷丑仲春上浣之吉、桐城縣儒學署教諭事、舉人陳嘉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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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品銜湖北侯補道黃幫俊；

# i" c0 h, Y0 E" s　　欽加四品銜、特授銅陵縣正堂楊繩藻；

. U! I6 x" w+ i　　錢澄之為其表兄童心鏗作；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提督山東通省學政、按察使司僉事任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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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丙午科舉人、東流縣教諭王灼，并篆印兩方；

　　乾隆辛亥歲貢生、侯補訓導吳中蘭，篆印兩方；

　　誥授榮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閩浙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汪志伊，篆印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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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1 }# y$ x6 W) U& x2 \3 q( }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前任內(nèi)閣中書、漢票簽行走兼本衙門撰文加三級龍汝言，本人及“翰林修撰”篆印各一方；

. o9 G; T2 O8 x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協(xié)修官兼刑部山東清吏司加一級胡方朔，篆印兩方；

　　敕封文林郎、知江蘇松江府奉賢縣事張敏求，篆印兩方；

　　賜進士出身、特授翰林院檢討、國史館纂修、文淵閣校理、陜西道監(jiān)察御史、稽查工部錢法堂事務、甲戌科會試同考官、史科掌印給事中加四級、記錄六次孫世昌；

+ u( {! c! u$ N6 c7 q7 I　　賜進士出身、蘇州府教授孫起垣，篆印兩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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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j9 r3 |& @+ a5 w　　理 學 泛 濫 會 館 林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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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 A9 G0 f* A/ N6 M% I　　樅陽，西周時為宗子國，西漢元封五年(前106)置縣，隋開皇十八年(598)改為同安縣，唐至德二年(757)又改為桐城縣，一九四九年二月分桐城、桐廬兩縣，建國后改桐廬為湖東縣，一九五五年更為樅陽縣。有史以來，這里的青銅冶煉及青銅器特別是錢幣的鑄造較為發(fā)達，但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這一帶的經(jīng)濟卻沒有得到長足發(fā)展，文化事業(yè)也相對落后。據(jù)《桐城縣志》記載：“明初桐城地屬畿內(nèi)，易得風氣之先，縣人竟相以讀書為進取之階，學風漸盛”。到明代中期，邑人何唐〈字宗堯，生卒年未詳，正德進士，曾官至浙江按察使司提學副使、翰林修撰、兵部主事、郎中等〉因不滿朝廷腐敗，辭官歸里后以講學為業(yè)，首開結社講學之風。嘉靖、萬歷年間，一些學子或因屢試不第，或無意為官，在桐城縣教諭張緒的影響下，以陳真晟、王汝止為榜樣，經(jīng)年研習孔孟之道、經(jīng)世文章，并四處游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為趙鴻賜、童自澄和方學漸，后來被尊稱為“桐川三老”。趙鴻賜，字承元，生卒年未詳，但據(jù)方大鎮(zhèn)《高士傳》記載，卒年七十三歲，其父趙代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后辭官講學；童自澄：1529～1612年，字定夫，因指石為師，題齋曰“靜”，人稱“靜齋先生”，童氏九世祖，雖“妻配丁氏萬貫女”，但因交游四方講學之士而家道中落，乃“而貧為學”；方學漸：1539～1615年，字達卿，號本庵，人稱明善先生，有“布衣鴻儒”之譽。據(jù)《童氏宗譜》記載，趙鴻賜“暢然升其堂、躋其室，遂與同志之士為陋巷會”，并立“十二戒約(略)。童自澄立社于“永利寺古道巷，月三會其學，以“良知”為宗，前后歷二十余年，至萬歷二十一年(1593)才“相與醵金卜地，于射蛟臺下筑館，曰輔仁”，是年，童自澄已六十四歲。

% y4 v5 J! {, Y　　方學漸在《定夫公傳》中說：“學漸頻至其館訂正新知，定夫亦時來桐川相為枹鼓，嘗惠書”，可見“輔仁”與“桐川”兩會館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學習、相互促進。在諸子百家和程朱理學的影響下，主要講授性善之旨、經(jīng)世之義，童自澄還在陽明學說及泰州學派中吸取營養(yǎng)，并首倡“心學”，一時學者如云，名流匯聚，學風大盛，致方園百余里百姓人家“貧不棄書”，誠為家訓�！侗�文》還記載，張英的曾祖父張淳為“輔仁會館”題扁：“江濱鄒魯”，還有“司理周公曰：一鄉(xiāng)善士；工部劉公曰：化行一鄉(xiāng)；學臺楊公曰：素行可風；撫臺周公曰：高士。皆署扁于堂。致饋有差縉紳過樅陽，必臨集，父老子弟而訓迪之”，可見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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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k' p9 N+ ?; F6 p/ Z! }% ]　　十七世紀初，桐城至樅陽一帶，先后還涌現(xiàn)出了如“澤園”、“樅川”、“金山”等眾多講學會所，此間同樣以講學為業(yè)的錢至立在《童氏宗譜》初修序中說“少時嘗受業(yè)于定夫先生”，方大鎮(zhèn)也在《高士傳》中說“獨契慕兩先生，時時就正，兩先生也以為孺子可教也，而小友友之，受益甚厚”，方大鎮(zhèn)(1560～1629年)，字君靜，號魯岳，方學漸之長子，萬歷十七年(1589年)進士，官至浙江巡按、大理寺卿等，其弟方大鉉官至戶部主事，其女方維儀精研文史、工詩善畫，其孫方以智更是名滿天下，時人盛贊方式“一門五理學，三代六中書”——他們在漢學的基礎上，提倡玄學與實學相結合，易學與科學相促進，中學與西學相統(tǒng)一，這種折衷古今、匯通中外的全新理念，被人們譽之為“方式學派”，并且認為，其影響力僅次于孔門。雖未免有些夸張，但也的確是我國古代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明未清初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倘若不是滿清入關，我中華民族或許會少走許多彎路，至少，自十七世紀初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這段歷史必然會被重新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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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V! N5 A1 G6 T　　當時，與“桐川三老”先后在世并時相往來的除《碑文》所記載的先賢之外，還有羅近溪、鄒東郭、馮少虛、呂新吾、顧憲成、高景逸等，往后更出現(xiàn)了方以智、錢澄之、方孝標、戴名世、朱書，以及張英、張廷玉父子、方苞、劉大槐師徒等一大批文人學者，達官名流，到姚鼐時更是達到頂峰，史稱“桐城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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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2 `( t5 g1 ?5 }% o( l. i# N2 Y　　明代中葉，稍早于“桐川三老”的正德、嘉靖年間，誕生了我國古代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啟蒙學派——泰州學派，它的創(chuàng)始人是王陽明弟子，布衣王汝止，他繼承并發(fā)揚了其師的“良知”之說和心學思想，反對束縛人性，對后世影響很大。其實，所謂心學、方學漸在《碑文》中說：“樅陽輔仁會館，童靜齋先生講學之所也。其地襟江帶河，在桐邑之東百二十里，舊為縣，陶土行嘗為樅陽會。及縣徙桐城而樅陽為鎮(zhèn)，商賈輳聚……文學之士往往有之，而未聞所謂心學也”，由此可見，關于“心學”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既非程朱陸王，也不是布衣王艮，而是這位傳道鄉(xiāng)里的民間學者——童自澄先生�！侗�文》中還引用童先生的話說：“余惟孔子之教，以仁為先，會子求仁以友，為輔仁者，人也。合天下為一人而后可語仁，故君子之當仁與天下共當之”，他的觀點與王汝止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有異曲同工之妙，雖未免陷入主觀唯心主義，但說他們心高志大卻也無可厚非�？上�童自澄先生無師自學，大器晚成，及至暮年又潛心治學、輔人，未及形成自已的理論基礎。方學漸這樣評價他：“靜齋布衣而貧為教，不立文字，非有所震耀，驅迫也。唯一念真誠可貫金石。無論賢不肖，直提本心以醒之。用能浮于有眾，樅陽之民半出門下，江之南北咸敬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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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9 z+ Q$ u% H$ w" l+ [　　此外，據(jù)《定夫公傳》記載，“邑侯會稽章公”、“豫章南昌黎公”等，常問政于定夫先生，并請他出山做官，先后歷十五年之久，但先生均“固辭不允”，何如寵在《童氏宗譜》初修序中說：“記余童于時常游樅上，爾時樅有童定夫先生嘗受教于明德羅公近溪之門，孜孜講學于茲有年矣，比江南北數(shù)百里內(nèi)諸人士翁然宗之，每會聚不下四、五百人”，童先生弟子錢至立及其子錢澄之也對先生多有評價，以為“學宗”。到明未清初，以錢澄之、方以智為代表的文人志士終以“文章詔后進”，戴名世、朱書、方苞等緊隨其后，他們根據(jù)師承和家學，結合自已的個人觀點，倡導“唐宋派”古文傳統(tǒng)，反對八股文，方苞還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張“義法”，被認為是“桐城文派”的開山鼻祖。他的弟子劉大槐秉承師學，并有所發(fā)展，姚鼐又提出“義理、考據(jù)、文章”三者合一，同時對各種文體都有一套具體的要求，他還把作品的藝術風格分為陽剛和陰柔兩大類，終成“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其后如方東樹、梅曾亮、劉開、管同〈人稱姚門四杰〉、曾國藩、馬其昶、林紓、嚴復等人，興衰達有清一代，二百余年。因方苞、劉大槐、姚鼐等代表人物均為桐城人，故稱“桐城文派”，也稱“桐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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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8 Z2 c% e/ H$ X　　宋、明以來，影響較大的除“八大家”之外，還有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泰州學派次之，其實，所謂泰州學派，顯然師承于陽明或浙東學派，陽明或浙東學派又源于漢文化或鄒魯文化，而漢文化或鄒魯文化卻是殷文化、周文化和東夷文化的融匯、廷續(xù)和發(fā)展，它們各自既有衣缽的傳承，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并且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生動體現(xiàn)，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

　　毋庸置疑，世間任何事物的發(fā)生和發(fā)展都不是偶然的，都有一個從源起到創(chuàng)立至興盛再到衰落的必然過程，學術派別或者說“桐城派”也不例外，只是他們的影響力決定了他們在這一領域的歷史地位。如果說“桐城派”的創(chuàng)始人是方苞、而“桐城派”又是顆參天大樹的話，那么，在方苞之前，必有人播下了“種子”、培好了土壤，并澆水、施肥，筆者認為，這些人應該是戴名世、錢澄之、方以智，應該是方學漸、童自澄、趙鴻賜，至少，倘若沒有“桐城學派”，恐怕也不會有什么“桐城文派”。姚永概在《童氏宗譜》五修序中說得好：“余嘗過樅陽拜童定夫先生祠，讀家惜抱府君所書楹榜，概然相見吾邑學問淵源之所自……蓋吾邑盛自前明，仕于朝者立氣節(jié)，官于外則多循吏，居家則重理學，一時風尚然也。國初，錢田間、方密之二先生始于文章詔后進，學術稍變，然而立身行已、居家仍兢兢矣。篤守宋儒遺說，則又往者諸先生所留貽也，遺澤豈不長哉”……

　　總之，我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任何個人或者學派都難以駕馭或包容的，還是童自澄先生那句話，只要人人都以人為仁、以仁為人，不遠的將來，無論是物質(zhì)文明還是精神文明，我中華民族都必將引領人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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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月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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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璐福星

云月在天 發(fā)表于 2011-8-8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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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閑人

其實輔仁會館的作用遠不能和桐川會館 應該是從桐川會館到桐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