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與桐城派

采桑子

作者： 王達敏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安徽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
來源：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7 M* c, |3 O: g- M　　徐世昌(1855—1939)出身清寒，年少孤露。在清末以翰苑起家，因與袁世凱為昆弟交而扶搖直上，外而為東三省首任總督，內(nèi)而授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掌管樞府，負中外之望。民國肇造，初擢國務卿，進而踐總統(tǒng)大位，任天下之重。下野后退隱津沽，無復出岫之念，一心揚榷風雅，頤情志于典墳以終。
" s; d6 n8 |1 Y　　 徐世昌進入政界、登上學壇的時候，中國正在現(xiàn)代化之路上趑趄前行。辛酉政變(1861)之后的近半個世紀，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恭親王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上下勠力，堅韌而曲折地開展著面向西方的自強運動。同時，包括程朱理學、今古文經(jīng)學、桐城派等在內(nèi)的傳統(tǒng)學術(shù)，櫛歐風，沐美雨，勉力進行自我調(diào)整，推動著政治、經(jīng)濟、文化層面的現(xiàn)代化運動。徐世昌與康有為、袁世凱、段祺瑞、孫中山、章太炎和梁啟超同代。這些一世之雄盡管各自留下諸多敗筆，但其貢獻在于：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guān)鍵時刻，他們肩起歷史賦予的使命，抓住機遇，識大體，得要領(lǐng)，合力引導著古老中國，一部分一部分地，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徐世昌是一位與時俱進者。他積極參與國家的各項制度變革，支持立憲，維護共和政體，努力發(fā)展工商業(yè)和教育；同時，以中體西用為指導，斂現(xiàn)代于古典之中，強調(diào)經(jīng)世致用，集中體現(xiàn)了特定歷史階段的時代精神。
+ F0 }4 m0 \0 l　　徐世昌與桐城派淵源極深。他把自己歸入桐城派，仰之彌高。他說：“自望溪昌古文義法，劉姚繼之，桐城一派遂為海內(nèi)正宗”；“桐城為一代文獻之邦，昔之文章、政事炳耀宇內(nèi)”；“望溪以后，此派學問亦為有清一代特色，且多于經(jīng)學一門有著述，其流派至今猶存”；“桐城學派，為有清特起者，故須詳其源流”；“桐城宗派精深，為文者不可不涉獵”。其《桐城》一詩有句：“一代文章伯，巋然獨立時。雄才存漢策，偉業(yè)接韓碑�？h小江聲大，名高遇合奇。植根經(jīng)術(shù)重，永奉紫陽師�！彼�在一系列著述中重塑桐城文統(tǒng)，再建桐城道統(tǒng)，力圖將涵蓋了桐城派蓮池文系、顏李學派的北學納入國家主流學術(shù)之中。隨著其政治地位日崇、學問日進、人格日瑧高境，數(shù)十位桐城派名家以他為核心，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帶有官方色彩的學者群體。這一群體以桐城派蓮池文系學者為主，兼及他省桐城派學者。他們盤踞北方壇坫數(shù)十春秋，揮發(fā)出巨大的精神能量，推動中國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也推動自身浴火重生。這是繼曾國藩為首的桐城派學者群體照耀一時之后，桐城派又一次在學壇發(fā)出炫目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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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結(jié)緣桐城
　　從血緣、學緣、業(yè)緣和地緣角度而觀之，徐世昌可謂與桐城派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其一生學問淵源本末皆不離桐城，皆圍繞桐城之學而展開。
　　徐世昌與桐城脈聯(lián)，首在血緣。其外家劉氏為桐城望族，外祖父劉敦元于劉大櫆為族從，于劉開為族父行，于麻溪姚氏為親故。劉敦元少有文譽，但屢入棘闈不第，遂遨游江湖，客吳越嶺南最久，嘗與曾燠、吳鼒、侯云松、湯貽汾等海內(nèi)名宿和鄉(xiāng)賢劉開、吳恩洋、方諸、吳賡枚、徐璈、葉琚、許丙椿、吳廷康酬唱。后游中州，移家大梁，達官爭相倒屣迎之，尤見重于河南巡撫桂良。桂良入覲，咸豐帝詢及豫省工箋奏者。桂良以劉敦元的儷體文進呈，甚被宸賞。徐世昌平生時常鄭重道及外家，將自己與桐城緊密勾連，以彰顯其學問淵源所自。
& v( B" b0 l. D0 I　　徐世昌對外祖極為孺慕，以傳其文心自任。劉敦元遺有戴笠小像一幅，上有自贊，又有洪亮吉之子洪符孫題詩三絕。此像歲時懸于中堂。徐世昌幼時侍母到外家，“瞻拜堂下，山岳之度，詩書之澤，長系心目”。劉敦元遺有宋硯一方，硯之左為南宋江湖派詩人高翥刻銘，右為明清之際新安畫派的書畫家查士標臨《蘭亭序》。此硯后歸徐世昌之祖，徐氏“童年嬉戲幾案前，時時見之”。劉敦元遺有《紀夢圖》一幀，記其客居羊城時夢至一地，清景絕塵，有楹聯(lián)云：“草茸竹外新開徑，松老庭前舊著書。”因以繪圖，圖后有姚門弟子姚椿、郭麐等題詠。郭麐詠的是：“夢里尚無名位想，笑他宮殿說笙簫�！眲⒍卦�遺有大量詩文作品。徐世昌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為外祖編刻《悅云山房詩存》六卷、《風泉館詞存》一卷；民國五年(1916)編刻《悅云山房駢體文存》四卷；民國八年(1919)從桐城姚氏訪得外祖全稿，又編成《悅云山房集》，包括《悅云山房詩存》八卷、《文存》四卷、《詞存》四卷、《附存》一卷，以仿宋版精印行世。
　　徐世昌請桐城派大師吳汝綸及其子吳闿生為其外祖著作作序，進一步密切了他與桐城派的關(guān)系。光緒二十五年(1899)九月十五日，他專程到保定蓮池書院，乞請吳汝綸賜序。他說：“同袖蘅進城，訪吳摯甫先生，談有頃。求為先慈作墓表，為先外祖詩稿作序。”吳汝綸在序中敘到劉敦元的交游時，格外提及劉開，又從劉開受詩法于姚鼐一事，論及文學傳承的重要性；敘到劉敦元吟詠桐城山水的詩篇時，亟稱桐城巖壑之奇絕，期待心念外家的徐世昌他日能有桐城之游，遍覽龍眠、浮渡之幽勝，登高而賦詩。此后，徐世昌又與吳汝綸多有往還：光緒二十八年(1902)正月十一日，他“偕于蕙若前輩訪吳摯甫先生，談有頃”；二月初七日，“吳摯甫先生在此久坐”。進入民國后，吳闿生久在徐世昌幕府。徐氏編刻《悅云山房駢體文存》時，請吳氏序之；編刻《悅云山房集》時，又請其序之。吳氏以為，劉敦元生于桐城派風行海內(nèi)之后，但“其風趣濡染不盡出于桐城，而亦不相背戾”；其“所為駢儷文瑰麗獨出，與當世名流相競勝，采藻葩流，遂至上動宸聽，不亦祎與”？
$ b. }3 N- a+ e$ W/ b- b　　由于這層血緣關(guān)系，徐世昌對劉氏宗族中的桐城派名家劉開等的著作至為熟稔。在為母親撰寫行述時，他說：“太宜人守禮知義，端嚴善教。昔孟涂先生《廣列女傳》都為十一類，詳言女德，補前人所未備。而太宜人撫孤弱于危疑困苦之時，全厥家于阨窮顛沛之際，舉凡服用起居之制，飲食奉祀之典，言語授受之經(jīng)，淑德懿行，多有合于古人者。”他在敘述母親淑德懿行時，隨手征引《廣列女傳》，既表明他對劉開著作下過功夫，也昭示著他與桐城派的內(nèi)在絲連。
4 }8 Y4 V  z4 K- `3 S; s3 B* U　　徐世昌的學緣關(guān)系將其引入桐城派堂奧。他于光緒八年(1882)應順天鄉(xiāng)試，中式，同科獲雋者有天津嚴修；又于光緒十二年(1886)成進士，此科同貢于禮部者有直隸武強賀濤、新城王樹枏、山東膠州柯劭忞。此四賢皆習桐城之學，皆屬桐城派蓮池文系。在數(shù)十年生涯中，他與四賢至契，其詩文集中有關(guān)四賢的文字最多，包蘊情感最深。正是在與四賢以文章道義相切劘中，他漸成桐城派中一員，進而成為該派之核心。
　　嚴修曾向吳汝綸問學，尊稱“摯師”。他在貴州學政任時，所命考題有“論方苞的言有物言有序說”(1894)，“論桐城派”和“曾文正公日記書后”(1896)；其自帶而供學子諷覽的書籍中，桐城派代表作家的詩文集悉數(shù)在焉(1895)。他與徐世昌論交始于翰林院(1886)。差不多有四年(1889—1893)時光，他來往最多者是徐世昌，有一段時間甚至“每隔一二日必會”；與其通函，直稱“菊人大哥”。他在徐世昌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整壽時，均出席道賀。他辦新式學堂，也得徐世昌鼎力相助。光緒三十二年(1906)，他擴建自辦的中學堂，時任東三省總督的徐世昌捐白銀千兩；民國八年(1919)，他開辦南開大學，時任總統(tǒng)的徐世昌給予批準，捐經(jīng)費十萬元。徐、嚴的友誼能夠保持四十余年而不墜，一個重要因素，當是他們對桐城派皆有偏嗜。
　　徐世昌說：“賀松坡，余從之學文�！辟R濤為張裕釗、吳汝綸高第弟子，與徐世昌“相交最篤以久”。徐世昌說：二人同官京朝時，他“時時訪其論文，日移晷不能去。又時有文酒之會，縱論古今事不相下。忽忽歲月，皆少年氣盛時事也。其后失明，亦時來主余舍，仍朝夕論學不稍輟”。他贊譽賀濤：“蔚起桐城后，斯人去不留。奇文追史漢，大業(yè)繼韓歐。”桐城派自劉大櫆、姚鼐至曾國藩、張裕釗、吳汝綸，皆究心因聲求氣，賀濤守而勿替。徐世昌追步賀濤，也甚重聲調(diào)。他對賀氏之子賀葆真說：“讀書以聲調(diào)為主，此桐城家法。汝父亦每論讀書之宜酣暢。但曰：‘余體弱，不能大聲讀書。然知所以讀之�！�”賀濤在世時，為徐世昌撰《徐君少珊墓志銘》《徐母劉太宜人六十大壽》《北江舊廬記》等不下十篇；賀濤卒(1912)后，徐世昌出資刊其文集、尺牘，并請賀葆真入幕。賀葆真為徐世昌購書、刻書、管理書，且將徐氏藏書編為《書髓樓藏書目》刊行，可謂數(shù)十年如一日，為其名山事業(yè)盡了全力。賀濤之孫賀培新甚得徐世昌青睞。徐氏在《跋賀孔才印譜》中云：“賀孔才博學善文，能紹其祖業(yè)，是少年英俊之士。讀書之暇，喜刊印。習此藝者須熟于小學，游藝于秦漢之上，故述次以發(fā)其意�！辟R培新在徐氏身后，為其編撰年譜，發(fā)潛德之幽光。賀家三代悉業(yè)桐城之學，徐世昌皆待之若家人，由此可知其為學祈向所在。
) o# w# O* i( E/ ?　　徐世昌說：“柯鳳孫，余從之學詩�！彼�平生所出版的七部詩集、一部詩選，多由柯劭忞刪改、評點、編定、作序。他對此頗為銘感，曾云：“一字勞镕鑄，千秋有定評”，“翁能啟我愚，妙悟發(fā)瞿曇”；并以弟子自待：“入門詩弟子，同館老經(jīng)師�！笨论繌氚阉�的詩與張之洞詩并駕：“南皮之學贍而才足以舉之，公之才雄而學足以濟之，三百年來畿輔之詩無逾此兩家者矣。”他則將柯詩與陳三立詩齊肩：“近數(shù)十年論詩者推南陳北柯。南陳者江西陳伯嚴三立也�！蓖┏桥勺苑綎|樹到吳汝綸，詩揚漢魏。柯劭忞詩法吳汝綸，“五言古體宗漢魏，最為渾古”。徐氏詩追步柯氏，說是“高風希漢魏，學古得心安”�？论繌腴啎r三十年，撰成《新元史》，徐氏為之刊刻(1919)。民國八年(1919)十二月四日，徐氏頒布大總統(tǒng)令，將《新元史》列入正史，以嘉惠學林。令云：“柯劭忞博極群言，搜輯金石，旁譯外史，遠補遺文，羅一代之舊聞，成名山之盛業(yè)，洵屬銓采宏富，體大思精，應準仿照《新唐書》《新五代史》前例，一并列入正史，以餉士林。”《新元史》梓行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系授予柯劭忞文學博士學位(1923)。而此前不久，民國九年(1920)十一月八日，法國巴黎大學決定授予徐世昌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光緒丙戌科兩同年分膺東西洋博士學位，實屬翰苑之佳話，學林之盛事。
　　王樹枏[nán]是桐城派蓮池文系的健將。其祖王振綱與曾國藩同為道光十八年(1838)進士。曾國藩任直隸總督時禮聘王振綱主講蓮池書院，并對年方十九的王樹枏“指示讀書作文之法”。王樹枏與張裕釗、吳汝綸誼兼師友。他的《陶廬文集》有多篇文章經(jīng)張裕釗評點，其《贈張廉卿》云：“吾愛張夫子，文章海內(nèi)師�！眳侨昃]深愛王樹枏的人品才學，在任冀州知州時，為將王氏從其師黃彭年的畿輔通志局請去主講冀州書院，不惜與黃氏決裂，并上書直督李鴻章以去就爭。在冀州書院，王樹枏與吳汝綸朝夕論文，“自是專攻古文，不復為駢儷文字”。徐世昌敬重王樹枏，曾云：“君才何止八斗量，君文光焰萬丈長�！泵駠�三年(1914)請其主撰《大清畿輔先哲傳》；五年(1916)請其撰《大清畿輔書征》，八年(1919)請其代撰《將吏法言》；九年(1920)又請其參修《晚晴簃詩匯》，對其倚畀之重可謂無以復加矣。
( |2 N" b- s1 \5 K5 a+ A/ T  i! `/ [' \　　在業(yè)緣關(guān)系方面，徐世昌所親近者多屬桐城一派。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參與徐世昌纂《大清畿輔先哲傳》的桐城派成員有：王樹枏、趙衡、賀葆真、王在棠、嚴修、劉若曾、華世奎、孟錫玨、吳桐林等；參與徐世昌纂《晚晴簃詩匯》的桐城派成員有：王樹枏、柯劭忞、徐樹錚、趙衡、林紓、嚴修、高步瀛、夏孫桐、傅增湘、吳笈孫、周志輔、柯昌泗等；參與徐世昌纂《清儒學案》的桐城派成員有：夏孫桐、傅增湘等；參與徐世昌支持成立的四存學會中的桐城派成員有：吳笈孫、林紓、嚴修、王瑚、趙衡、賀葆真、吳闿生、齊樹楷、王樹枏等；擔任徐世昌家西席的桐城派成員有：賀濤、吳笈孫、趙衡、王蔭南等；擔任徐世昌總統(tǒng)府職務的桐城派成員有：王樹枏、趙衡、賀葆真、柯昌泗、周志輔、吳錫玨、賈廷琳等。與徐世昌往還較密切的桐城派成員還有：吳汝綸、鄧毓怡、廉泉、賈君玉、賈恩紱、王振堯、馬其昶、姚永概、孟慶榮、劉春霖、唐文治、孫葆田、李書田、張謇、張一麐等。
　　從地緣關(guān)系角度看，與徐世昌有學緣、業(yè)緣關(guān)系的桐城派學者多來自直隸一省，多屬桐城派中蓮池文系。徐世昌地域觀念極重，其先世明季從浙江鄞縣北遷大興，三世祖從大興徙居天津，為天津人。雖然自其六世祖起，徐氏已居河南衛(wèi)輝，但作為十一世的徐世昌從來視自己為天津人，而非河南籍。光緒六年(1880)春初，為崇祀畿輔歷代先哲，由李鴻藻、張之洞倡建的畿輔先哲祠在京師落成。徐世昌自光緒十四年(1888)八月至翌年二月，在畿輔先哲祠會課至少二十二次；自光緒十五年(1889)至民國六年(1917)，春秋兩季，在畿輔先哲祠隨祭或主祭至少十六次；此外尚有許多次在畿輔先哲祠宴飲、拜謁。為使更多直隸鄉(xiāng)賢被清史館采入正史，民國三年(1914)十二月二十六日，時任國務卿的徐世昌宣布啟動纂修大清畿輔先哲傳的項目，他說：“前賢事業(yè)堪師表，搜輯遺編未敢忘。”而編書處就設在畿輔先哲祠。他在畿輔先哲祠內(nèi)活動這樣頻繁，既昭明其地域意識，也強化著其地域意識。來自直隸的多數(shù)桐城派學者與徐世昌一樣，地域意識極為濃郁。這就不難理解，直隸桐城派學者何以能夠長久團聚在徐世昌周圍而不散，而徐世昌何以能夠如此從容地領(lǐng)袖群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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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5 h+ e) R0 k2 x; _   二、重塑桐城文統(tǒng)
　　徐世昌對于桐城派的首要革新，是重塑桐城文統(tǒng)。這一新的桐城文統(tǒng)包含以先秦兩漢之文、唐宋八家和明歸有光之文為核心的古典文系，以方苞、姚鼐和姚門首座弟子梅曾亮之文為核心的桐城文系，以曾國藩、張裕釗、吳汝綸、賀濤之文為核心的蓮池文系。三個文系一脈相連，而以蓮池文系為結(jié)點。徐世昌詩云：“秦漢堂堂去，桐城道獨崇。八家留盛業(yè)，一代啟宗風。遙下昌黎拜，群歸孟子功。湘鄉(xiāng)如可接，又見武強雄�！�
詩人從蓮池文系的角度立論，對中國文章史，對桐城派發(fā)展史，對桐城文統(tǒng)，作了點睛式概括。在桐城派受到包括新文化派在內(nèi)的學者沖擊下，徐世昌重塑桐城文統(tǒng)意在維護以桐城派為代表的古典傳統(tǒng)的價值，確立蓮池文系在桐城派內(nèi)部和清民之際學壇的崇重地位。
　　姚鼐所建立的桐城文統(tǒng)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籍貫桐城的方苞、劉大櫆、姚鼐三代文士以獎掖、師承為紐帶而形成的桐城文系；二是以唐宋八家為主軸，上溯先秦、西漢，下聯(lián)明代歸有光的古典文系。姚鼐視桐城文統(tǒng)中的桐城文系和古典文系為一個整體。他借建立桐城文統(tǒng)表明：華夏千古文章的正宗在桐城，千古圣道之傳也在桐城。徐世昌揚棄姚鼐建立的桐城文統(tǒng)，對之作了調(diào)整補充。這調(diào)整補充主要體現(xiàn)在他編定的《明清八家文鈔》(1931)、《晚晴簃詩匯》(1931)、《清儒學案》(1938)、《古文典范》和其他諸多篇章中。
　　關(guān)于古典文系，徐世昌維護姚鼐所樹立的唐宋八家和繼軌八家的明歸有光之文的典范地位，同時凸顯先秦西漢之文的典范性，形成雙典范并峙之局。從文學史演進的內(nèi)在理路而論，這一建構(gòu)是在明代秦漢派和唐宋派基礎(chǔ)上的綜合創(chuàng)新。他以為，自茅坤至姚鼐以來，唐宋八家典范之所以不可搖撼，是因為其文“有當乎人心之公”“萃天地之精英”。他推尊歸有光，在于“自宋以后至于今七八百年，唯歸熙甫氏崛起有明，為文家之正宗”。他凸顯先秦西漢之文的典范性，對姚鼐所建桐城文統(tǒng)是一個超越。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對先秦西漢之文有所甄采，但其重心則在唐宋八家和明歸有光之文，先秦西漢之文不過陪襯而已，姚鼐同時代和后來學者均視桐城諸老為唐宋一派，原因就在這里。將以西漢文為中心的先秦西漢之文經(jīng)典化始于曾國藩，曾氏為彌補桐城諸老不能奇崛之偏，引入漢賦的雄奇、瑰麗，張裕釗、吳汝綸和賀濤繼之，遂使桐城文風一變。徐世昌把先秦西漢之文視為典范，正是對曾、張、吳、賀為文祈向的概括。他肯定曾國藩的創(chuàng)獲：“生平倡議以漢賦之氣體入之古文”；“創(chuàng)議以揚馬之瑰麗入之古文”。他衡定曾、張、吳、賀之文時，常將先秦西漢之文視為標準。例如，他評吳汝綸《記寫本尚書后》《再記寫本尚書后》：“二篇氣體醇厚淵懿，蔚然西漢之文�！痹u其《冬至祠堂祝文》《顯揚祠祝文》《節(jié)孝祠祝文》：“三篇高格，皆在西漢以上。”等等。
3 U1 Z8 s3 t. H7 a5 W' _/ t　　關(guān)于桐城文系，徐世昌保留方苞和姚鼐，刪去劉大櫆，增入姚門首座弟子梅曾亮。推尊方苞，是因為方氏發(fā)現(xiàn)了為文蹊徑。他說：“清代昌明學術(shù)，望溪方氏首以古文義法號召天下，文學蹊徑由是益明。”推尊姚鼐，是因為“清代文學至姚而后醇”。這“醇”體現(xiàn)在：姚文有才。他評《禮親王家傳》：“此文深得史家微旨，蓋自左丘史遷而外，其他作者皆無能豫于此，是先生材力高出乎千載以上者也�！币ξ挠凶R。他評《快雨堂記》：“奇肆似莊子�！�勤于力者不能知’二語，與‘有所法而后能，有所變而后大’，皆公自抒閎識，包有千古。所謂立言而不朽者也�！痹u《賈生明申商論》：“‘言之不切者皆不當于理’。此千古名論，亦先生特識也。世之理學偽儒讀此可以悚矣。”姚文有韻味。他評《復張君書》：“此先生第一篇文字，聲色俱足，抑揚抗墜，韻味無窮。”。姚文論文有創(chuàng)獲。他評《復魯絜非書》：“以陰陽剛?cè)嵴撐�，自先生剏始，遂為萬世所莫能違異�！眲h去劉大櫆，是因為其“雄而未粹”。增入梅曾亮，是因為梅氏與姚鼐等老輩一樣，“巍然為當代大師，學者之所宗仰”。梅曾亮在姚鼐去世后，成為桐城派旗幟。其在京師時，湖南曾國藩、吳敏樹、孫鼎臣，湖北劉傳瑩，廣西朱琦、王拯、龍啟瑞，浙江邵懿辰，江蘇魯一同、余坤，山西馮志沂，江西吳嘉賓、陳學受，等等，皆“勤造請”。曾國藩稱其為“不孤當代一文雄”，并試問“他日曹溪付與誰”。但隨著曾氏在軍、政、學三界領(lǐng)袖地位的確立，梅曾亮的功績被有意無意遮蔽。徐世昌將梅氏作為明清八家中的一大家予以表彰，可謂別具卓識。
　　關(guān)于蓮池文系。徐世昌在重塑桐城文統(tǒng)時的創(chuàng)舉，是構(gòu)筑了一個以曾國藩、張裕釗和吳汝綸、賀濤三代學者一脈相傳的蓮池文系。曾國藩以名督開府保定時，在直隸最高學府蓮池書院為育英而嘔心瀝血，其弟子張裕釗、吳汝綸繼之，最后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桐城派蓮池文系。蓮池文系諸家法桐城文系諸家而后能，因有所變而后大。徐世昌說：“自桐城姚姬傳氏推本其鄉(xiāng)先生方氏、劉氏之微言緒論，以古文辭之學號召天下，湘鄉(xiāng)曾文正公廓而大之。曾公之后武昌張廉卿、桐城吳摯甫兩先生最為天下老師。繼二先生而起者則刑部君也�！痹鴩�藩超越桐城文系諸家的地方在于：“桐城諸老氣清體潔，義法謹嚴，篤守先正之遺緒，遵而勿失。于異學爭鳴之時厘然獨得其正。此其長也。曾公私淑桐城之義法，而恢之以漢賦之氣體，閎肆雄放，光焰熊熊，遂非桐城宗派所能限�！倍�蓮池文系其他諸家之間既傳承有序，又各有面目：“張先生擩古至深。吳先生復參以當時之世變、匡濟之偉略，堂奧崇隆，視前人超絕矣�！辟R濤則“受知吳先生獨早，先生矜寵異甚，復為通之于張先生，以故兼受兩家學，于吳先生門尤為耆宿。……而君研精典籍，若蠲生命，沉潛專到，突過時流。其文章導源盛漢，泛濫周秦諸子，唐以后不屑也。其規(guī)模藩域一仿曾張吳三公，宏偉幾與相垺，而矜練生創(chuàng)，意境自成，不蹈襲前輩蹊徑，獨樹一宗，不為三先生所掩，蓋繼吳先生后卓然為一大家，非余人所能及也。自方姚以來訖于君，其淵源本末可得而言者具如此，而有清一代文章沿革之大概亦略備于是矣。”桐城文系、蓮池文系與古典文系的關(guān)系是：桐城文系以先秦西漢之文為淵源，而以唐宋八家和明歸有光之文為典范；蓮池文系是對桐城文系的順承與廓充，肯定唐宋八家和明歸有光之文的典范地位，尤重這一典范中的韓愈和王安石之文的價值，把韓王之文視為通往先秦西漢之文的橋梁；同時，又以先秦西漢之文為典范，并抬先秦西漢之文典范在唐宋八家和明歸有光之文典范之上。徐世昌所謂“曾文正論文，唐宋、秦漢合而論之，為有清特開闊大之文派也”；“張、吳兩先生力躋崇奧，追還三古兩漢之隆，而賀先生卓然為其后勁”。整部《明清八大家文鈔》共二十卷，歸有光、方苞、姚鼐、梅曾亮各占兩卷，共八卷。而蓮池文系的曾國藩四卷、張裕釗兩卷、吳汝綸四卷、賀濤二卷，共十二卷�？芍�，在徐世昌視野中，蓮池文系諸家后來居上。尤其引人矚目者，蓮池文系自賀濤以下，至吳闿生、賀培新兩輩，名家風起云涌，有地位、有著述和有社會影響者不下百人。因此，當徐世昌以蓮池文系銜接桐城文系和古典文系時，蓮池文系諸家不免心有戚戚。
& N" k4 c9 o, S' e, g　　在重塑桐城文統(tǒng)中，徐世昌批駁包括新文化派在內(nèi)的學界對于桐城派的非議，堅守桐城派的價值。第一，有學者否定桐城派所屬的古典文章傳統(tǒng)，徐世昌起而聲辯。他說：“圣賢豪杰閎功偉業(yè)，各發(fā)其精光偉氣，前后落落以相標映于其間，而求所以傳載其精神以永垂于不朽者，則唯文字乎是賴。文字存，而后事功著而名烈昭；文不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世之淺者顧挾其忿窒媢疾之私，意欲抵誣構(gòu)陷，以自慊然，不亦悲夫？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文之為圣哲所重久矣。天茍不喪中國，文章之業(yè)必且嬋嫣賡續(xù)，以森布昭列于霄壤之間。數(shù)十百年之崇替晦顯，殆猶飄風之驟過，浮漚之滅沒于江海之漘，倏起瞥逝，而無足措意者也�！彼�以為，文章是中華文明的根本所在。圣賢豪杰的豐功偉績只有以文字記之，才能永垂不朽。文字若亡，文明將不復存在，乾坤或會一變而為死寂。他堅信：只要中國不滅，文章就會在天地間存續(xù)；那些對浸潤著圣賢豪杰精神的文章的詆毀，會轉(zhuǎn)瞬即逝。第二，有學者訾議桐城派的派系意識，徐世昌則認為，桐城之學的精粹在于講究為文的門戶途徑，無可厚非。他說：“宗派說雖近鄙俚不經(jīng)，然學不可無門戶途徑。姚氏之說實為學斯文者之門戶途徑也。末俗不察，輒以桐城派為詬病，又強別之為陽湖派等說，皆所謂好事者為之耳。”第三，有學者斥責桐城派之文空疏，徐世昌則以為該派為文重在經(jīng)世救時。他評梅曾亮《送張梧崗敘》：“伯言喜談政治，留心時事。如此，乃不得謂之空文�！痹u曾國藩《應詔陳言疏》：“公為京朝官，于舉世媕娿骫靡之時，侃侃之言，風骨棱然如此�！痹u吳汝綸《日本學制大綱序》；“筆力橫健特甚，具見救世苦心。”評賀濤《讀漢書公孫賀傳》：“此集中經(jīng)濟文字，痛論當時官制冗濫之弊，頗切至。”評賀濤《李亞之先生墓表》：“先生之時均富共產(chǎn)之說尚未大著，而已逆憂其禍之將萌，而思所以救之。此篇與《賀立群墓表》發(fā)明古者保富之義以矯時論之偏，皆卓然有關(guān)世運之文�！�
　　在重塑桐城文統(tǒng)中，徐世昌對蓮池文系諸家的成就給予很高評價。第一，他肯定桐城派學者面對西方文明時所采取的開放態(tài)度。他在論吳汝綸時說：“海通以來，中國屢受外侮。識時之士，知非變法不足以圖強。摯甫尤喜言西學，異乎拘虛守舊者也�！彼�評吳氏《合肥淮軍昭忠祠記》：“后半所以開迪新學，矯切時論�！崩铠櫿乱簧�提倡向西方學習，在辦外交時，為給國家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創(chuàng)造有利的外部環(huán)境，力主和平，反對盲目排外、逞強和主戰(zhàn)，因而受到朝野不曉國際大勢者的攻擊。吳汝綸在《李文忠公神道碑銘》《祭李文忠公文》《李文忠公墓志銘》《天津請建李文忠公專祠節(jié)略》等文中，對李鴻章的開放、務實態(tài)度稱揚不已。徐世昌在評吳文時，既頌李氏之明斷，又對吳氏的雪謗文字贊不絕口。第二，他推崇蓮池文系學者的雄奇文風。他評曾國藩《復劉霞仙中丞書》：“文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zhuǎn)，而章法井然�！痹u張裕釗《誥授光祿大夫贈太傅云貴總督岑襄勤公神道碑》：“此集中絕大文字，敘次戰(zhàn)績，了如指掌。而氣體渾雄，詞旨俊偉，生氣勃然，騰躍紙上。讀之暢然意滿，足為后世取法。”第三，他推崇蓮池文系學者的濃麗文風。他評張裕釗《贈范生當世》：“望溪方氏論古文義法至精，其云詞賦奇麗字不可入文則非是。夫詞賦亦古文之一體，屏詞賦不學，而曰我欲為古文，宜文體之靡弱也。三代以上文章莫不至，漢初猶然，韓柳亦然。宋以后乃淡泊耳。此文風力實足以追還八代，后之學者可以興矣�！钡谒模�他推崇蓮池文系學者的詼詭文風。他借張裕釗語評吳汝綸《答王晉卿書》：“張廉卿云：酷似姚惜抱與人論經(jīng)學書，間雜以詼詭之趣，則惜抱之所無也。”第五，他推崇蓮池文系學者的四言之文。他評曾國藩《祭湯海秋文》：“四言文為入古之梯徑，古之賢哲未有不致力于此而能洞微達奧者也。此文純用韓法，其跌宕悲憤之概亦能自露精光。蓋退之以后至于今，自桐城吳先生外，未有能為之者�！痹u吳汝綸《高郵董君墓志銘》：“古文中四言體至公而造其極，開闔震蕩，變動鬼神，可謂前無古人，后無繼者矣�！痹u其《李剛介誄》：“英偉跌宕，光芒四射，于四言中創(chuàng)辟奇境，先生獨擅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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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桑子

   三、再建桐城道統(tǒng)
$ v+ ^% x9 o4 b' ^% e　　徐世昌立足北學，以為產(chǎn)生于畿輔的顏李之學體用兼?zhèn)�，其實用精神與西學相通，能滿足當世需要，因此將其確立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以他為核心的桐城派蓮池文系的學者大多追隨其后，信奉、研習、傳播顏李之學，并以顏李之學代替程朱理學，上接孔孟之道，從而改變了桐城諸老所捍衛(wèi)的以程朱理學為中心的桐城道統(tǒng)。
　　桐城派在漫長歷史演進中所持道統(tǒng)就是儒家構(gòu)造的傳道譜系。根據(jù)孟子的《孟子·盡心下》、韓愈的《原道》、朱熹的《中庸章句序》和《中庸集解序》等論說，儒家之道在仁義，傳承此道的統(tǒng)緒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程、朱。方苞自謂：“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為腐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但生當視程朱理學為神圣的康熙時代，作為儒生和居廟堂之高的文臣，他最終還是皈依了程朱理學，并且欲以唐宋之文載程朱理學之道，所謂“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介韓歐之間”。自方氏后，從姚鼐到方東樹，桐城派學者均以承傳儒家道統(tǒng)自任，均對程朱理學信之彌篤，均持文以載道信念。曾國藩崛起后，情勢發(fā)生微妙變化。他雖然“以宋儒程朱之學為根本”，但卻不完全認可文必載道之論。他說：“道與文竟不能不離為二。 鄙意欲發(fā)明義理，則當法經(jīng)說�！�… 欲學為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立新，將前此所習蕩然若喪守，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閫奧者，正為兩下兼顧，以至無可怡悅。”吳汝綸面對東西洋文明洶涌而來，衛(wèi)道和傳道熱情悉趨冷卻。光緒二十二年(1896)十二月五日，他說：“仆平生于宋儒之書獨少瀏覽�！蓖�日又說：“必欲以義理之說施之文章，則其事至難。不善為之，但墮理障�！敝列焓啦�出，程朱理學在整個儒學譜系中的地位不再堅牢，連帶地，其在桐城派中的道統(tǒng)地位也發(fā)生搖晃，凌駕其上的，是立程朱理學為鵠的并力破之的顏李學派。
　　徐世昌與絕大多數(shù)清代儒士一樣，其學問根基原在程朱理學，賀濤說他早歲“喜讀宋賢書”。但自民國五年(1916)始，其為學重心由程朱理學轉(zhuǎn)向顏李學派。先年(1915)十一月，為纂修《大清畿輔先哲傳》，賀葆真為徐世昌購到王灝纂《畿輔叢書》兩部、《顏李遺書》二十部。翌年(1916)二月十日，徐世昌首次在日記中抄錄李塨之語；并在二月十六日，與賀葆真論顏李之學；二十六日，又與賀葆真“大論顏李之學”。同一時段，他有《讀李恕谷閱史郄視》《讀李恕谷后集》之作，對顏李之學極表傾慕。他說李塨：“興衰征往跡，制作駕群才。大業(yè)堪王佐，真儒出草萊�！闭f顏李：“師弟巍然起，艱難治道開”，“禮樂關(guān)天運，文章起世衰。”此后，他用心訪求顏李著述，并在日記中繼續(xù)抄寫李塨語錄。賀葆真八月二日說，徐氏“欲選顏李書之精粹者為一編，以便改良教育”；八月十九日說，徐氏“日讀《顏李遺書》，而圈識其精粹者”。
8 a' t/ W. a, D- E* i, C$ t7 l# u　　徐世昌就任大總統(tǒng)近四年間(1918—1921)，利用絕高的政治地位，將其一己尊奉的顏李之學升格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民國七年(1918)十二月十五日，他剛履職兩月，就催促弟子趙衡加快編撰顏李書的進度：“現(xiàn)在擬提倡理學�！�…蓋非此不足以化民成俗�！彼�所說的理學，指的就是顏李之學。民國八年(1919)一月三日，他履職不滿三月，就頒布大總統(tǒng)令，將顏元、李塨從祀孔廟。作為國家大典，建立孔廟從祀制度的目的在于樹立儒家典范，修明正學，以覺世牖民。徐世昌在大總統(tǒng)令中說：“孔子道贊華育，陶鑄群倫。自漢以降，代致崇典。后之儒者，被服古訓，繹道義，或尊德性，或闡知能，覺世牖民，廉頑立懦。兩廡祀位亦復代有增列，所以重儒，修明正學也。”孔廟從祀制度始于漢代，定型于唐貞觀年間，此后歷代相沿不衰。清朝最高統(tǒng)治者為證明自己皇權(quán)的合法性，將治統(tǒng)與道統(tǒng)合一，極力崇儒重道，強化孔廟從祀制度。康熙帝曾親臨曲阜祭拜孔廟，行三跪九叩大禮；又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頒旨，把朱熹升配孔廟大成殿十哲之次。整個清代從祀孔廟兩廡的當朝學者有陸隴其、湯斌、孫奇逢、張履祥、陸世儀、張伯行、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徐世昌將顏元、李塨從祀孔廟，是中國歷史上以國家名義舉行的最后一次孔廟增祀大典。
　　徐世昌為弘揚顏李學派，除將顏李崇祀孔廟外，還倡導建立四存學會。顏元撰有《存性編》《存學編》《存治編》《存人編》，合稱《四存編》。將學會命名為“四存”，可知其宗旨所在。該會民國九年(1920)六月二十七日，由徐世昌在政、學、軍三界的幕僚賓友發(fā)起成立，其中堅多為桐城派蓮池文系的學者。四存學會成立后，創(chuàng)辦《四存月刊》；組織定期的學術(shù)演講會；編輯出版四存叢書；開辟北京農(nóng)事試驗場作為會員實踐基地；開設四存中學；在北京之外的天津、河北、河南、山西等地設立分會或中小學，等等�？煞Q說者，四存學會排印的《顏李叢書》收錄顏李著作數(shù)十種，這項集大成的文獻整理工作有力地推動著當時和后來的顏李研究；而四存中學培養(yǎng)的英髦為國家所做出的貢獻更是光照汗青。
8 ^. F  [: u: \. R+ U8 l' |: G8 d/ n　　徐世昌跨朱越程，徑直將顏李接續(xù)孔孟道統(tǒng)。他說：“顏李兩先生之道乃堯、舜、禹、湯、文、周、孔、孟數(shù)大圣所傳之正道也。孟子之死，不得其傳。顏李兩先生乃從兩千年后直起接之�！彼�之所以以顏李代替程朱的道統(tǒng)地位，是因為，他以為，首先，顏李之學體用兼?zhèn)�，而程朱理學偏于體而輕于用。他說：“自宋元明以迄我朝，理學家多輕視仕宦，所以治國少人才，與《大學》所言修齊治平亦尚欠缺。習齋、恕谷論學，體用貫徹，上接孔孟”；顏李之學“合道藝，賅體用，事事征實，而無偏倚之弊”；“自宋以后，皆以宋儒之學術(shù)治天下�！�…習齋崛起，直揭其于周孔之道體用猶未大備。此二千年學術(shù)之轉(zhuǎn)關(guān)”。其次，顏李重“用”，因而其學實；程朱輕“用”，因而其學虛。他說：“秦火而后，學術(shù)日趨空窳，至元明而其弊已極。極則必反天道也，顏李于其時應運而興”；“至于升堂入室之序，尤以躬行實踐為歸。不由表彰，焉知尊率。先儒顏元、李塨，清初名碩，生平著書立說，歸功實用”；其“以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為主，視宋學之失于蹈虛者又少進”。其三，顏李之學實，其所強調(diào)的禮樂、兵農(nóng)、工虞、水火，與歐西科學相通；其教弟子禮樂射御書數(shù)，與歐西職業(yè)教育相通。而程朱理學虛，則與西學遠隔。他說：“各國交通后，時事大不同。顏習齋學問事功兼行并進，不肯蹈虛。此后之故老，此后之力學，恐非此不可。有識者自知之”；“西學東漸，一切政治、藝術(shù)皆出于學，皆實既之用。我國家既已相形見絀，不惜盡棄我所固有而胥變于夷，而不知數(shù)百年前固有人見及此，其所為為學次第科目固至詳備。使早得用于世，今二百余年，生聚教訓，涵濡日久，即馴之西人所謂烏托邦不難，而惜乎其時之未至，爾時亶稍露其端，而推廣之無人也。此今吾國人之責也”；如果能將顏李之學“昌大之，禮樂、兵農(nóng)、工虞、水火胥顯其用，即歐西之科學、哲學亦不出其范圍”；“顏氏之學最能取適于今之世，觀其教弟子，六藝并施，禮樂射御書數(shù)，弟子必執(zhí)其一習勤，觀念殊有類于今日職業(yè)教育之旨”；“顏氏之學最能取適于今之世，觀其教弟子，六藝并施，禮樂射御書數(shù)，弟子必執(zhí)其一習勤，觀念殊有類于今日職業(yè)教育之旨”；西方“為學科目胥與吾五家三代不甚相遠”，而顏李之學正是“五家三代之學也”。由于顏李之學“尤于今日之世為切要”，因而在中西相遇時代更有實用價值，比程朱更有資格接續(xù)儒家道統(tǒng)。
1 v; @3 |2 d0 z0 C0 ]7 A& w　　徐世昌維護顏李學派，力辟程朱理學陣營的學者對顏李學派的抨擊。清初張伯行為學專宗程朱，篤信謹守，官至禮部尚書，致君澤民，理學而兼名臣。其《正誼堂集》中有論學文一首，痛詆顏元，謂：“習齋之學，不程朱，不陸王。此人用，必為王安石，是大亂天下之道”，“其學足以殺人”。此文原已輯入《清儒學案》中《敬庵學案》，徐世昌指示：此文“應刪去。清恪確守程朱，習齋則不然，無怪其此文也。學派爭論，千古一慨”。
　　在徐世昌倡導顏李之學的風潮中，梁啟超、胡適和錢穆等乘勢而起，對顏李學派展開全方位研究。但真正受徐世昌籠罩，將顏李之學視為信仰的，則是圍繞其身旁的桐城派蓮池文系的學者們。著述方面，受影響最著者為趙衡。趙衡籍貫直隸冀縣，早年隨金正春讀書時接觸到李塨之學；后為賀濤入室弟子，又師從吳汝綸、王樹枏，受經(jīng)史古文之學；晚年至京師拜入徐世昌之門，研治顏李之學益勤。徐世昌纂《大清畿輔先哲傳》，其中顏元、李塨、王源等長篇大傳即由趙衡撰寫。徐世昌纂《顏李學》，包括《習齋語要》二卷、《恕谷語要》二卷、《顏李師承記》九卷，前兩種指示顏李為學綱領(lǐng)所在，后一種呈現(xiàn)顏李學派的源流傳承，也多為趙衡心血凝成。趙衡追隨徐世昌研習顏李之學益深，尊信益堅，幾達但知顏李、勿論程朱的境地。徐樹錚在挽趙父時云：“顏李師承，躬載大道；歐蘇庭訓，家有雄文�！钡莱鲒w衡學行繼顏李之后、文章在歐蘇之間的情形。實踐方面，受影響最著者為王瑚。王瑚為吳汝綸弟子，光緒二十年(1894)進士，所歷官職頗多，晚年任輔仁大學國文系教授。王瑚平生事功，必求有益于民，其清廉尤非他人所能及，被馮玉祥譽為“第一流廉吏”。徐世昌激賞王瑚，民國九年(1920)任命其為京兆尹，數(shù)月后又任命其為江蘇省長。王瑚在京兆尹任內(nèi)，以治理永定河、處理通州事變而有聲政壇；在任江蘇省長期間，以導淮為人稱道。王瑚地域意識很強：民國五年(1916)四月三十日，他參與畿輔先哲祠春祭，主祭西廡，徐世昌主祭東廡。他尤尊顏李之學：早在蓮池書院讀書時，他讀罷吳汝綸推薦的顏李之書，就“佩服得五體投地，引為先賢中之知己”。徐世昌弘揚顏李之學，他積極參與：民國九年(1920)四存學會成立時，他是發(fā)起人之一，后任副會長。他的修為和官風，完美體現(xiàn)了顏李所主張的實用精神。
　　徐世昌尊奉顏李學派是對方苞默賞顏李之學的歷史回應。方苞曾經(jīng)站在程朱理學立場，反對顏李別立新宗，但這只是其思想的主要方面。他對顏李學派的默賞，則展示著其思想的豐富。李塨以為，方苞“講求經(jīng)世濟民之猷”，與重實用的顏李之學契符。方苞以為，程朱理學最重性命倫常之大原，顏元之學在這一根本點上，與朱子“豈有二哉”？因此，李塨說：方苞“知顏先生之學亦不為不深”。也因此，李塨、王源才期待方苞別具懷抱，改宗顏李；方苞也才與李塨、王源同肝膽、共性命數(shù)十年，才與李塨易子而教，收王源之子為徒。方苞生活于定程朱理學為一尊的盛世，又經(jīng)過戴名世《南山集》案的生死洗禮，尊程朱是其必然抉擇，對顏李就只能是默賞了。徐世昌生活于思想相對自由的大轉(zhuǎn)型時代，又貴為一國元首，可以盡情表達對顏李學派的信仰，并以這一信仰影響其身邊的桐城派學者，也影響舉國之民。這可說是對方苞默賞顏李學派的發(fā)揚光大了。
　　綜而觀之，徐世昌再建桐城道統(tǒng)，結(jié)穴在顏元、李塨；重塑桐城文統(tǒng)，落腳在賀濤，而顏、李、賀皆屬北學統(tǒng)系。趙衡說：“絕大河而北，太行左轉(zhuǎn)，極東薄海，乃自古燕趙之地�！彼�謂北學，就是產(chǎn)生于燕趙之地的學術(shù)。徐世昌作為燕趙之人，十分醉心北學。他說：“太行山勢峻，北學自崔嵬�！笨芍�，其再建桐城道統(tǒng)、重塑桐城文統(tǒng)，蘊含著強烈的弘揚北學意識，蘊含著把北學晉升為國家主流學術(shù)的宏愿。在北學中，徐世昌竭力要表彰的，就是顏元、李塨和賀濤。賀濤專精文章，平生基本無詩，經(jīng)學也無專門著述。但為了格外頌揚賀濤，徐世昌硬是命將賀葆真勉強搜羅到的其父兩首詩錄入《晚晴簃詩匯》，三篇經(jīng)論錄入《清儒學案》。關(guān)于顏李，徐世昌說：“習齋之艱苦卓絕，恕谷之博大含宏，實開吾北學萬世之宗�！泵駠�五年(1916)二月十六日，他說：“顏李為吾畿輔自有之流派�！币蚨�在纂修《大清畿輔先哲傳》時要特意表出。清代末造，蓮池書院是接武北學的重鎮(zhèn)。同治五年(1866)，蓮池書院將清初孫奇逢弟子魏一鰲輯、尹會一續(xù)輯、戈濤再續(xù)輯的《北學編》所錄直隸歷代鄉(xiāng)賢，從董仲舒、毛萇到顏元、李塨共五十二人附祀于蓮池書院圣殿。同治七年(1868)，蓮池書院又將《北學編》刊行，供師生研習。曾國藩總督畿甸，檢閱《北學編》，融湖湘之學于北學中，撰成《勸學篇示直隸士子》(1869)，以振興斯文。黃彭年兩主蓮池書院(1859—1862,1878—1882)，曾在書院設局主纂《畿輔通志》(1871—1884)，表彰北學人物。出身蓮池書院的王樹枏所撰《北學師承記》雖未完竣，卻是闡發(fā)北學的著意之作。張裕釗、吳汝綸疊主蓮池書院，所哺育的群彥之北學意識也至為濃烈。在祭祀畿輔先哲的大典中，與徐世昌同祭的名流，就有不少出自蓮池。因此，當徐世昌欲將包括顏元、李塨和賀濤在內(nèi)的北學人物抬進國家主流學術(shù)時，蓮池諸子如王樹枏、嚴修、趙衡、傅增湘、吳闿生等，無不鼎力支持，并踴躍助以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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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體西用視野
　　在中國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過程中，徐世昌感時憂國，持守中體西用觀念不移，堅定走經(jīng)世致用之路。他向往光風霽月氣象，對中華文明自信甚堅；同時引進西政、西藝，主張中西調(diào)和。其中體西用的思想和實踐，是特定歷史時期時代精神和國家戰(zhàn)略的反映，是他重塑桐城文統(tǒng)、再建桐城道統(tǒng)的基礎(chǔ)，也是他所附麗和以他為核心的桐城派學者群體的共同追求。
　　徐世昌所持守的中體西用觀念，是清季桐城派代表人物的共識，也是清季學界主潮，更是當時的國家戰(zhàn)略。中體西用是曾國藩、張之洞等自強運動領(lǐng)導者和馮桂芬、鄭觀應、沈毓桂、朱之榛、孫家鼐和吳汝綸等面對西潮時的應對思路。關(guān)于桐城派代表人物的中體西用思想，曾國藩終生為孔孟信徒，其與太平軍作戰(zhàn)，正是為保衛(wèi)儒家名教，如其《討粵匪檄》所論，但他同時主張向西方學習，手創(chuàng)現(xiàn)代軍工企業(yè)，建議派遣幼童留學，支持兒輩學習外語、數(shù)學等等；吳汝綸本為激進的西化派，但在去世前夕的日本之行中，卻提出“周孔之遺澤，歷久常新”之論。張之洞自謂其“古文學受于從舅朱伯韓觀察琦”，而朱琦乃桐城派名家。可知張之洞雖不以桐城派自居，但對桐城派也屬內(nèi)行了。光緒二十四年(1898)三月，作為湖廣總督的他所撰《勸學篇》問世。在該書中，他總結(jié)此前相關(guān)成果，系統(tǒng)闡述了中體西用思想，指明：學者必“先以中學固其根柢”；“必先通經(jīng)，以明我中國先圣先師立教之旨”；“《四書》《五經(jīng)》、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由于《勸學篇》回答了在中西相遇時代國家向何處去的問題，甫一出就洛陽紙貴，并歆動人主。光緒帝于《勸學篇》刊行的次月二十三日，頒布《明定國是詔》，啟動變法維新。詔曰：“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fā)憤為雄，以圣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偲诨療o用為有用，以成通經(jīng)濟變之才。”這篇詔書的主導思想就是中體西用，與《勸學篇》旨趣若合符契。因此，當光緒帝披覽《勸學篇》后，殊為歡喜，于六月初七日頒旨：《勸學篇》“原書內(nèi)、外各篇，朕詳加披覽。持論平正通達，于學術(shù)、人心大有裨益。著將所備副本四十部，由軍機處頒發(fā)各省督、撫、學政各一部，俾得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七月六日，光緒帝又諭軍機大臣等：“《勸學篇》一書，著總理衙門排印三百部。由于光緒帝的召喚，《勸學篇》被迅速推向全國，各地爭相印刷，各類版本難計其數(shù)，中體西用思想幾達家喻戶曉。庚子事變后，國家重啟全面改革，其戰(zhàn)略思想仍不出中體西用范圍。
　　徐世昌沾溉于其鄉(xiāng)前輩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思想至深�！秳駥W篇》尚未刊行時，他就在與張之洞的交往中聞其緒論。光緒二十三年(1897)九月初六日至十月十四日，他應張之洞之邀，訪問當時現(xiàn)代化建設正酣暢展開的武漢，參觀了織布廠、繅絲廠、銀元局、蠶桑局、鐵廠和槍炮廠等，頗感震撼。九月十七日，他看過織布各廠后感慨：“機器之靈捷，開千古未有之奇，宜乎泰西致富勝我中國�！逼陂g，他與張之洞在五福堂長談十余次。張氏云：“目前新學，中年通籍以后之人，以講求西政為先，西學隨其性之所近而涉獵之，仍以中學為主。因論中學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后有為�！庇衷疲和旎卮缶种�法，“其要有三，曰多設報館，多立學堂，廣開鐵路。而所以收此三者之效者曰士農(nóng)工商兵，然必欲觀此五者之成仍不外乎變科舉。張氏所謂的以中學為主、立身有守，就是中學為體；所謂的多設報館，多立學堂，廣開鐵路，就是西學為用。徐世昌聞聽張氏高論，又目睹其心憂天下之容，感慨萬千：“其規(guī)劃宏遠，忠誠懇至，中外一人而已�！薄秳駥W篇》刊行后，在光緒帝號召下，在戊戌變法高潮中，徐世昌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讀之，興奮異常：“看《勸學篇》，平允切當，掃盡近今著論諸家偏僻之說，深足捄當時之弊而振興我中國之廢疾，凡文武大臣、庶司百執(zhí)事，下逮士農(nóng)工商兵皆當熟讀，奉為準繩。偉哉孝達先生，謹當瓣香奉之�！毙焓啦龑�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思想如此欽服，以至于要瓣香奉之。從此，其思想和政治實踐就匯入中體西用的時代洪流之中，至其卸任大總統(tǒng)職務(1922)而不稍有改變。
　　中體西用是具有經(jīng)世致用品格的學說。徐世昌能接納中體西用觀念，與其原本持有的經(jīng)世致用思想相關(guān)。他自早歲至通籍后，日寢饋于經(jīng)史之中，其意并不在做書齋學者，而在經(jīng)世致用。知其最深的柯劭忞云：“公鍵戶治經(jīng)史，博涉古今，為經(jīng)世之學”；“公之劬學，期有用于世”。光緒二十一年(1895)八月，他與袁世凱、康有為議開書局；九月，與梁啟超等議設強學會。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月初七日，張之洞問他“志學之所屬”，他“告以時事孔亟，愿聞經(jīng)世立身之道”。光緒二十七年(1901)，張之洞、袁世凱先后向朝廷保薦他，強調(diào)的正是其經(jīng)世之志、辦事之才。三月二十五日，張之洞云：“該員志趣端正，持躬謹飭，明達時務，辦事精細。前在山東巡撫袁世凱軍營有年，于兵事甚能考究，實為今日有用之才。”四月十日，袁世凱云：徐氏“尤于時局要政潛心考究，志切澄清，故以儒臣而曉暢軍情，洞達時務，跡其神明內(nèi)斂，局干隱然，洵稱遠到之器”�？�、張、袁均提到徐氏的經(jīng)世之志、之才。因有此志此才，他在貫徹中體西用思想時才顯得游刃有余。
" U, Z5 u) c* M. G- A( {+ L* a4 ?  g　　徐世昌的經(jīng)世追求中蘊藏著深沉的感時憂國情懷。光緒二十年(1894)，在甲午海戰(zhàn)背景下，其日記摘錄《史記》《漢書》中君臣“講求經(jīng)世之事，針對近事者甚多”。庚子(1900)之秋，他“感時撫事，壹于詩發(fā)之，慨然有救焚拯溺之志”。因具感時憂國情懷，他在任大總統(tǒng)時能理解首都學運中廣大師生的愛國情感，并給予文明對待�！拔逅摹边\動爆發(fā)當天，他和他信任的京師警察廳總監(jiān)吳炳湘下令要“文明對待”學生，以至于護衛(wèi)曹汝霖宅邸的警察“連警棍都沒有帶”；蔡元培保釋學生后辭職，他予以挽留：“該校長殫心教育，任職有年。值茲整飭學風，妥籌善后，該校長職責所在，亟待認真擘理，挽濟艱難。所請解職之處，著毋庸議�！比绻�不是他在大總統(tǒng)之位，游行當日就出現(xiàn)了燒、打的學運是何結(jié)局，就難逆料了。
　　徐世昌堅持中學為體，神往光風霽月的儒者氣象。他雖然責備程朱理學蹈虛，但對其所提倡的修養(yǎng)境界則心向往之。他曾書“光風霽月”四個大字，并作跋語：“李延平曰：‘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朱晦翁云：‘所謂灑落者，只是形容清明高遠之意，只如此，有道胸懷表里亦自可見。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學者讀書明理，誠積于中，方有此磊落光明氣象發(fā)之于外。今日之學人，即他日擔當宇宙間事之人，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愿與同志力學者共勉之�！币�達致里外澄澈的光風霽月境界，尋得孔顏樂處，成為風流豪雄，就要去私吝心，誠于中，克己復禮。徐氏另撰有《跋自書致中和三大字》，展現(xiàn)中和境界，是對光風霽月氣象的另一種表達。梁敬說：“東海廣頷疏髯，霽容炯目。每于秋陽將夕，青鞋布襪，簡從緩步南海懷仁堂與春藕齋間。予民國八九年供職公府外交委員會時，常遇之于道左，沖和之氣，引人敬重。”徐世昌去世后，國民政府于民國二十八年(1939)六月八日頒布褒揚令云：“徐世昌國之耆宿，望重群倫�！�…學識閎通，風度沖穆。秉政之日，對內(nèi)以和平息爭為念，對外以維護主權(quán)為心�！膘V容炯目，氣象沖和，風度沖穆，非學養(yǎng)湛深，何能到此。
　　徐世昌堅持中學為體，對中華文明特具信心。他以為，歷代賢哲之道具有普世價值：“中國之所謂道者無他，即世界之所謂人道也”；“中國之所謂道，實為世界之道，非直中國之道也”；“若夫舍物質(zhì)以言精神，則歷代賢哲之所遺，蒸民之所習，未嘗不足為全世界同類維持其新生命，而出此同類于物質(zhì)、罪惡、憂傷、恐怖之中”。為將中華文明推向世界，他支持在巴黎大學建立中國學院。民國八年(1919)一月三日，他說：“方今世界，文化日益昌明，孔子之至德要道，著在六經(jīng)，傳譯鄰邦，交相傾仰。”民國二十年(1931)，他說：“近十余年來，中國文化已漸行于歐美，西士多嘖嘖道之�！彼麨榇烁械阶院篮托牢�。
　　徐世昌堅持西學為用，努力引進西方制度和技術(shù)，并接受國家從專制到共和的政體變遷。光緒二十三年(1897)六月初五日，他應袁世凱之聘，至天津小站協(xié)助其“以西國法治兵”，期間自習英語。光緒三十一年(1905)十月九日，他任新建巡警部尚書，引入西方巡警制度。光緒三十三年(1907)三月初八日，他任東三省總督，在近兩年內(nèi)，對東北的政治、經(jīng)濟、教育、外交等進行改革。在諸多舉措中，他建立的具有獨立傾向的司法體系最具現(xiàn)代特色，標志著國家的現(xiàn)代化從器物層面向制度層面轉(zhuǎn)移。宣統(tǒng)元年(1909)一月十九日，他任郵傳部尚書后，督辦鐵路交通事務甚力。光緒三十一年(1905)、宣統(tǒng)元年(1910)，他兩入軍機，“益以維新為己任”[注]賀濤：《書天津徐氏族譜后》，見《賀先生文集》卷四，第2頁。。進入民國，他接受共和體制，出任國務卿(1914)。民國四年(1915)，袁世凱欲帝制自為，他屢陰阻之而無效，只好避嫌辭職。民國六年(1917)七月，張勛復辟，他反對尤力。
　　徐世昌堅持中體西用，主張調(diào)和中西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他說：“世界文化，無外兩大宗派：一曰西方文明；一曰東方文明。二者互有長短，調(diào)和之，镕冶之，實為戰(zhàn)后之急務�！彼�以為，西方文明重物質(zhì)，講競爭，趨功利，結(jié)果引起歐戰(zhàn)慘禍；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雖然物質(zhì)落后于西方，但講求溫良恭讓、心性修養(yǎng)、淡泊自處和忠恕待人。西方文明只有汲取中國文明，才能免蹈覆轍；中國也宜吸收西方文明，“大興產(chǎn)業(yè)，內(nèi)裕民生，外利世界”，如果“不吸收西方文明，吾國將無以自立”。
/ h0 ?" f; P1 `' i7 a　　徐世昌在總統(tǒng)大位時，新文化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他的中體西用思想與陳獨秀、胡適、錢玄同、魯迅等的反傳統(tǒng)主張正相反對，因而受到辛辣嘲諷，以他為核心的桐城派學者群體因聲勢盛大且?guī)в泄俜缴�彩，而被近在咫尺的新文化派下重手痛擊。但他對新文化派諸家則是始終容忍，甚至支持。民國九年(1920)一月十二日，他屬下的教育部經(jīng)他允許而發(fā)布訓令，命全國各地的國民學校一二年級自該年秋起，“先改國文為語體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新文化派竭力主張以白話代替文言，教育部這一訓令在國家層面鞏固了新文化派的成果。這一劃時代事件標志著統(tǒng)治中國文化數(shù)千載的文言開始走向終結(jié)，而一直處于邊緣的白話開始走向文化、政治舞臺的中心。這一劃時代事件也最終決定了桐城派無可挽回地走向式微的命運。
2 R/ d# n& M- j) H! S0 f　　總之，作為一位優(yōu)秀的政治家和學者，徐世昌與其同時代的諸多豪杰一起，在數(shù)千年不遇的歷史關(guān)鍵時刻，作別專制，建共和，行憲政，為實現(xiàn)中國的現(xiàn)代化作出了永垂史冊的貢獻。作為繼曾國藩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桐城派領(lǐng)袖，他以中體西用為指歸，立足其所自出的北學傳統(tǒng)，重塑桐城文統(tǒng)，再建桐城道統(tǒng)，在吸收西方文明精粹的同時，又努力保持民族文化本色。雖然他所構(gòu)筑的新的文統(tǒng)和道統(tǒng)，因地域色彩過濃，只是主要得到桐城派蓮池文系學者的認同，而難服包括馬其昶、姚永概、姚永樸在內(nèi)的南方桐城派諸家之心；雖然他弘揚顏李學派過于操切，而對該派的反智傾向所可能造成的嚴重歷史后果缺乏足夠警惕，但他積極面向西方，意欲激活古典傳統(tǒng)以與西學接軌的指向，因符合中國現(xiàn)代化的內(nèi)在邏輯，至今仍然散射出強勁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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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桑子

顏李學派是十七世紀在中國北方形成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學派，創(chuàng)始人為清初北方著名學者顏元與李塨。顏李學派標幟“實學”，主張“實文、實行、實體、實用”，與清初官方提倡的宋明理學相對立，在社會上產(chǎn)生過相當大的影響。 它是十七世紀中國思想界中對傳統(tǒng)思想文化有所突破的一個新的學術(shù)流派。

尚古桐城

文章全面整理了徐世昌與桐城派淵源及在特殊時期對桐城派的作用。但有一點事實是錯誤的，即徐世昌的外祖父劉敦元與劉大櫆、劉開的族人關(guān)系。劉敦元是皖桐肇承堂（姥山、黃盆、縣市、棕川四支）劉氏第二十世，與劉大櫆、劉開不是同一族。民國五年，皖桐劉氏修譜，徐世昌曾贈序并親書。希望作者能夠糾正此一錯誤之處。有問題請與我聯(liá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