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須說，我們可曾相逢，在那個不可復制的時代

天涯浪子

    那無疑是個不可復制的時代。當國學與西學兩股巨浪在激流洶濤里進行著它們的合流時，就注定了它將成為一個大師迭出學人并起的時代。在這個合流過程中，一方面號召“整理國故”一方面又提倡“全盤西化”的胡適，也就毋庸置疑成為了這時期的一位領袖人物。也就是這個人，給中國帶來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新文化”。
    事實上僅僅就在那個時代里，就有很多的人抱不平，對適之的思想方法給以了非常激烈的批評批判甚至是攻擊。但是也正如后來人所總結的：批判適之“整理國故”者，在西學上絕少有人可以望及適之的成就；批判適之“全盤西化”者，在國學上又絕少有人可以望及適之的成就。
    長期以來，教科書喜歡把魯迅捧作那一時代的領袖魁首，適之似乎只成了一名可有可無的小將。這種不公正的待遇在事實面前是不堪一擊的：在那種百家爭鳴群雄并起的歷史大環(huán)境下，我們僅僅做一個設想，以魯迅之才力學力資力，又是何德何能信服眾人坐上領袖的交椅？所以，領袖的位置只有適之方可擔當?shù)闷穑�而魯迅卻不過是一條邊線上的急先鋒，充當著一個鼓手與戰(zhàn)士的角色。用這樣的評價，并不是刻意來回貶魯迅，我自認為是一條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是針對于魯迅在新文化上的建樹與影響得來的。無法否認魯迅在魏晉玄學上的成就與地位，但是他的學問在一定程度上相當于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翻引者多而自身建立者寡。至于白話文上，從文學史上客觀角度，中國人第一個寫作白話人小說的，也并不是魯迅而是胡適的一位留學在外紅顏知己——陳衡哲。
    然而世間人評世間事的時候，多數(shù)是不客觀甚至是片面、偏激的。我們長期浸淫在一種標本型大師的身影之后，卻往往忘記了什么才算是大師。從今天的選擇角度看來，往往一味鉆進故字堆，一副酸朽氣的，才更容易契合世人心目中的“大師”形象了。章太炎是，黃季剛是，那么胡適之算不算是呢？人們紛紛把一個個所謂的“家”扣在適之的頭上，但絕少有人談到“大師”的時候第一直覺就可以把適之算上。因為什么？一個感覺，一個抹不掉的陰影：因為一個“新文化”，既然是“新”的文化，哪里能和這些舊文化中的“大師”相提并論呢？這世界上，又究竟還有多少人，知道適之的一生，做了多少開山式的成就？
    胡適顯然不是一個家學深厚的傳統(tǒng)中國文人，而且年輕即留洋入美，在那里一口氣又接受杜威式西方哲學的熏陶。所以適之的一生，幾乎都不曾來得及對國故里的傳統(tǒng)小學內容做出深入的研究。事實上，即使是對于西學他都沒來得及全面而深入去了解，在這樣的時候他就草草收拾行囊，趕回國內領導新文化運動，而且來到北大教書，還漸漸做成文學院長了。他最終成就文化史上不可磨滅不可替之的巨人，也許這有些像我們經(jīng)常讀到的武俠小說里的情節(jié)：某個原本初識武功的毛頭小子，機緣巧合遇到一位世外高人傳授某件武藝，從此領袖群倫笑傲江湖，而且最后還因為自己到處涉獵雜七雜八的武學典籍終于集大成了。但是，適之終究是集大成了，這是不容置辯的歷史事實。
    也許是文人相侵，也許是打骨子里就瞧不志這種爛家底的胡適，黃季剛就不知多少次當眾奚落甚至惡謗適之。就像有一次聚餐的時候，黃季剛嘲弄胡適的“新文化”，就說胡先生你要真提倡新文化，就甭叫什么“胡適”了，你得改名叫“往哪里去”，這才是大白話么，哪里又“胡”又“適”的呢。結果胡適沉默不語。
    胡適為什么不反擊，我想至少有三層原因：第一，他性格里本身就溫雅平淡，犯不著為這件事去掃落自己原有的風度；第二，他也是個聰明人，他明知在小學訓詁上的功底，還萬萬不能跟眼前這位太炎之首席大弟子相提并論的，以己之短攻彼之長，智者所不為；第三，他自己也知道，像這些根深蒂固的舊學人物，他不可能說服他們放掉自己的老家本來倒戈參加什么新文化了，何況黃季剛這里的奚落嘲弄，幾乎沒有邏輯性可言，這關一個姓名什么事呢？所以，他干脆沉默，得過且過了。
    然而適之就是適之。他早已經(jīng)扼住了時代的命喉。新文化終于不斷建立起來了，那些舊學的東西，永遠擋不住新文化的黎明的曙光。不計一時之口角勝負，適之已經(jīng)贏得了一個嶄新的世界。而這些，是黃季剛永遠收獲不到的了。也難怪，黃季剛一次次對胡適變本加厲，甚至借假設例證在適之新婚的時候去咒他妻子死，又或者借著酒勁罵適之和其父都是混賬王八。從這些故事里我們固然知道黃季剛是一種狂狷不羈恃才傲物，那么適之呢？更多的是一種儒者的內斂淡泊。
    并不是抱著成堆成堆的書卷，就可以成為學者，成就大師。事實上從基礎上看，必須客觀地承認，適之最初的讀書是很有限的。尤其對于那些古書，他當時肯定不及太炎，也許不及黃季剛、劉申叔，甚至還不及其時僅為北大學子的傅斯年。剛剛27歲的胡適之留學歸來就被蔡元培聘到北大哲學門當教授，在課堂上不被這些天之驕子們信服。于是當時的學生顧頡剛就請來自己在國文門的至交好友傅斯年，讓他來旁聽適之的授課。傅斯年在聽完課后給學生們這樣的交待：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傅斯年的這番話，其實正好也道出了適之最終能在學術上集大成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在于他幼時的基礎有多深厚扎實，而在于他治學的方法是科學合理的。他從恩師杜威那里學到的最大的一筆財富，就是實驗主義的治學思想，并被他在以后的學術生涯里得到了極好的發(fā)揚光大。他開始去涉足越來越多的領域，又恰好以自己的聰明才智與嚴謹?shù)闹螌W風骨，一次次取得了劃時代的開山巨功。他在那個時代于中國文化的意義，恰似于當年亞里士多德之于西方，孔丘之于先秦。而這一次聽課，給適之帶來另一個意想不到的財富就是：一個正欲滿心撲在舊學上的傅斯年，卻從此之后一步步走向了新學的軌跡。這便是適之一種超乎常人的人格魅力與學問魅力吧。
    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發(fā)，適之的成就，除了他科學的治學思想與治學方法，與他自身并沒有像腐儒一般在中國舊文化里浸淫太深，也是息息相關的。正是缺少這種過多繁冗的浸淫，使他可以借助西方的哲學思考，來從客觀的角度審看中國的舊文化、舊哲學。這種思想動機，不想產(chǎn)生了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也影響到他對整個中國舊的文化體式的批判。在他的晚年談話錄里，他就不止一次向身邊的后生說起古文，他的批評直入刀骨，他說中國的那些古文章大多都是不通的。恰恰是看到這一處，才使我對他有了更深的欽佩與拜服。而這種進步?jīng)Q然的思想認識，卻不是一個常人可以擁有的，只能是胡適擁有。如果他自小就積淀了太多的舊文化基因，他可以有這種的“逆反”的精神嗎？不會有。但正是這樣，他才更客觀地看待了世界看待了歷史，他清醒意識到中國的舊文化里有太多不能效仿不能循蹈的東西。所以，新文化就應劫而生了。站在一個后來人的角度去思想，中國的文化基礎，建立在象形漢字之上，而象形字從科學的意義上必然遜色于符號文字——雖然，象形文字更具備了藝術的意義。所以，由漢字形成的古文章以及古文化，都必然有不可否認的破綻，甚至有一種必須割斷的毒瘤。恰恰是胡適，這個尚未全面陷入舊文化而又及時接受了新思想的年輕學者，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并且由此改良了整個社會。
    現(xiàn)在回想，在那個時代里，站上大學講堂是極不容易的。作一個簡單的設想，在北大的課堂上，你會遇到諸如傅斯年、顧頡剛這一批即將領導一個學術領域的不世出的門生，而在清華，你還要面對錢鐘書。所幸的是，北大在蔡元培的治理下，集中了一批如胡適之、陳獨秀、劉半農、錢玄同、黃季剛這樣的文化巨人；而清華也有它聲名卓著的四大國學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你若要問為什么，那么，唯一可以回答的，那就是一個盛產(chǎn)大師與學者的時代。而這些，在以后的歲月里，都已經(jīng)不可復制。
    胡適的思想，是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這也決定著他往往兩頭不討好，尤其他不會得到那些革命者們的鼓吹。然而歷史的經(jīng)驗往往告訴我們：改良比革命更有利于歷史之真正進程。我們只需要比較英倫與法蘭西在近現(xiàn)代歷史進程上的差異，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了。革命是沖動的，沖動的后果往往是以偏激的思想，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而胡適恰恰是大洪流時代一個難得的思想上的清醒者，但恰恰是這份清醒，使他往往做出一些令時人不能理解的事情。比如說，梅蘭芳出國演出京劇，一群文人在那里謾罵，獨有胡適去送行了，還合影了。大家都不能理解了，在今人眼里，大家都相信梅蘭芳此舉是為弘揚國粹了，可是在當時呢？京劇是舊文化的典型，一個新文化的領袖去替舊文化送行，這算是什么事？新文化的戰(zhàn)士們，對他們的這位領袖幾乎是動搖了，猶豫了，他們無法理解這種行為。而胡適不然，他支持了梅蘭芳的此行，還不止一次告訴梅蘭芳，希望他將京劇藝術融入時代的新因素。這一提議，恰恰成就了梅蘭芳以后在京劇藝術發(fā)展上更大的成功，當然，也成就了京劇本身。此事而外，胡適還曾接受溥儀皇帝的“召見”，在面對的過程中甚至直呼“皇上”，又在北京城內外引起一場軒然大波。革命是敏感的，只有適之可以如斯冷靜，如斯智慧。
    這是有生命痕跡來印證的：在那個革命與立新的風暴席卷整個中國時，包辦婚姻首當其沖將被要求破產(chǎn)。三個中國文化界的男人：胡適、徐志摩、魯迅，都是深身包辦婚姻的危害，而這三人，都先后有了自己感情之真正歸屬。適之在美國即與韋蓮司建立了超越友誼的真情；他的追隨者陳衡哲，也一度癡情于他；即使回國之外還有一位表妹曹佩聲與他情投意合。他想過離婚，也嘗試過，但最終為了朱安，他最終放棄了，放棄了改變自己在婚姻家庭中最大的最真的也最人權的自由。志摩的故事早已經(jīng)家喻戶曉了，在剛剛遇見林徽因時，便已經(jīng)決然拋下了張幼儀與剛剛出生的幼子彼得。幸好，志摩是一位思想極度解放的人，張幼儀經(jīng)歷過西方思想的洗禮之后，徐志摩又與張幼儀在愛情之外，建立了一種還算不錯的朋友情誼。而魯迅，這位永遠不知疲倦的斗士，就只生生丟下朱安，由著她孤獨終老了。
    環(huán)境也是不可復制的。只是在革命的喧囂中，又有多少人為自己革命的時候還在想過革命背后的淋漓與沉痛？狄更斯一定想到了，所以有了《雙城記》；適之也想到了，所以他維持著自己的婚姻與家庭。他的選擇卻絲毫沒有影響到他的人格魅力：那位遠隔大洋的美國情人韋蓮司，就為他終身未嫁；而他那位情深意重的表妹曹佩聲，直到臨死前還叮囑要將自己埋葬在胡適返往老家的那條必經(jīng)的道路上：只要他還能回來，她必能第一個守到他。
    不錯，時代需要魯迅，需要他用那振聾發(fā)聵的吶喊，將黑暗的夜空打破得支離破碎。但是別忘了，時代也需要胡適，默默走到革命的身后，用他一慣的溫和去撫平刀與火的傷痛。假如傷痛只是繼續(xù)著傷痛，也許革命縱然成功，也只不過為歷史帶來了又一個法蘭西，讓以后更為混亂的歲月為這份革命買單！
    在學問上，適之是嚴肅的，所以他可以開辟一個學術的嶄新時代，他的學術思想翻新了那個時代延伸到這個時代甚至還要影響到下一個時代；在生活中，適之是溫和的，所以他可以集中很多性格各不相同的朋友，成為他們之間共推的老大哥；而在性情上，他依然是那么真實那么一如常人，所以他是平凡的，因為平凡而令人親近著。
    適之對自己弟子的維護，是人所共知的。還在北大時期，一個年輕人周汝昌為新紅學寫信給周汝昌，在言詞里批評適之的弟子俞平伯，認為平伯的紅學研究已經(jīng)背離了適之的考證作風，表示不屑一顧；胡適就頗為嚴肅地回了一封信，叫汝昌踏實做好自己的學問。事實上，平伯的文學考證確實與胡適一慣偏愛的史學考證并不同道，所以在早期胡適最鐘愛的弟子也恰是顧頡剛。然而，學生終究是自己的，他容不得別人對平伯的治學有任何說三道四，這就是一個性情中的胡適之。以后大陸掀起了針對胡適的大批判，平伯因是適之弟子必然遭到株連，蒙受太多不白之冤。隔海相望的胡適已然老矣，但是在聽到這些消息的時候，他仍然震怒了。事隔多年以后，當他重新回顧起自己的得意弟子時，已經(jīng)開始將頡剛與平伯并起。也許只有他自己才能深深明白，有一種憐愛竟如這般偉大而平靜。
    除了維護弟子，適之也習慣去維護自己的安徽老鄉(xiāng)，成為極耐人尋味的一道風景。比如他不止一次在立場上為李鴻章作積極辯護。除此而外，他晚年傾力考證《水經(jīng)注》，最原本的動機竟然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另一位清朝同鄉(xiāng)——戴東原。他不止寫出了《戴東原的哲學》，甚至在《水經(jīng)注》的上研究深度，至少無人可以望其項背了。
    適之是很真實的。任何一個真實的人都必然有自己的愿想，有自己的私心。他維護自己的弟子，維護自己的同鄉(xiāng)，都是源于一種私心的真實反映。舍此而外，他這個北大校長的位置，也是因為自己的得意門生——傅斯年主動成全的。最初接到北大校長這一職位聘請的，恰恰是傅斯年。不過傅斯年知道，胡適一直有個極大的愿望，是可以自己出任一次這座著名學府的校長。于是，傅斯年成全了胡適，一如當年在北大哲學課堂上那一場暗中的維護�；蛟S，這就是種善因得善果吧。成全別人的，終也會得到別人的成全；維護別人的，終也會得到別人的維護。適之，就有這樣不可替之的魅力。
    于是我無數(shù)次走進了這位圣人的世界，在我眼里只有平凡的才是圣哲的，適之正是這樣一個圣人。恰恰又是在這種際遇下，我竟然看到了另一個熟悉的身影：徐志摩。
    志摩不同于我一向熱衷的三位文化大賢：方密之、梁任公，胡適之。他是另一種形態(tài)的存在，他是詩人。當然詩人在我們今天，有可能是除了寫詩，就什么都不會了。但那個時代不同，那是個群英璀璨的時代，而志摩必然是那個時代的先知與先行者。因為，他是詩人，而且是一個純的詩人。
    什么是詩人？春江水暖鴨先知。詩人所具備的獨特而敏銳的氣質，使他天生就能比常人更先聞到時代大潮將來的訊號。于是，新月派應運而生了，在這里，有他，有適之，還有很多很多的戰(zhàn)友。而志摩，便是最典型的一位新月人。他輕輕的來了。他來得似洶涌又似安寧，但至少，他來得很純，不帶有一絲的酒精氣。在中國的古代，詩人往往與酒精是緊緊關聯(lián)的；所以中國的舊詩，雖然逃不出格律的方框，卻在行文與表達中多多少少透著濃厚的酒精氣。志摩卻沒有，他就像自己時常戴著的那架金邊眼鏡，安靜得就如民國時期典型的留學生。那時期的留學生所獨有的氣質，從他的詩行里不由自主又毫不帶雜質地噴薄而發(fā)了。
    他的性格大不同于胡適，但他卻與胡適結成了最親近的朋友。從另一個看角上講，胡適也儼然成了他生命里的老大哥。志摩是天真浪漫的，因為天真浪漫他有時就像一個孩子，在繁華的世界里到處奔跑著，甚至是闖禍著，例如陸小曼事件。僅僅是這件事，胡適就辛了大苦。他既然勸不動讓自己這位弟弟收手，又只好在一旁暗暗地周旋著、維護著。于是，王庚和陸小曼終于“和平演變”了，而胡適卻搖身一變成了徐、陸婚禮的主持。單單是這一件事，胡適甚至被志摩的恩師、這場婚禮的證婚人梁啟超一頓責罰。用后人旁觀的眼光來審視這一場感情風波的故事，何嘗不像是調皮的弟弟在外面闖了大禍，而老實厚道的大哥哥卻跟在后面收攤子？雖然稱不上喜劇，但多少又傳達著一種友情的溫馨。這件事的續(xù)集，定格在志摩死難之后的著名“八寶箱事件”，志摩這個做弟弟的真不叫人省心，即使自己慘遭橫死，依然留下了一地凌亂的舊帳，留給這位可親可近的哥哥來幫忙收尾了。
    我時常覺得，判斷一個男人若何，也許看他身邊的女人，可以作為一個側面的支撐。當然，這一定不能包括包辦婚姻下的建立關系的女人。我們回過身看志摩身邊經(jīng)歷過的女人，林徽因、陸小曼、凌叔華、韓湘眉，等等；再看胡適之身邊經(jīng)歷過的女人，韋蓮司、陳衡哲、曹佩聲，等等；最后還可以比較一下魯迅身邊經(jīng)歷過的女人，許廣平。好像不需要再多說什么，就已經(jīng)涇渭分明了。當然，我不否認，在比較這三個人的時候，我不由自主也帶入了自己的主觀感情，因為我不是機器人，就不可能不帶有這份主觀感想的。
    并不是因為走進了胡適所以走進了徐志摩，卻在分別走進的兩條道路了，找到了一個超乎意外的驚喜。恰是這種驚喜，使我對適之與志摩，又平白多添了幾份純感性的喜愛，純感性的堅誠。
    似乎在提筆之前，我腦海里還翻涌著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想在文字里一一說清。但現(xiàn)在看來，未免太過沒完沒了。那么，把剩下的留給日后可能會有的續(xù)集吧。以此獻給我所敬愛的適之先生，以此祝福我不可能再相遇的志摩，以此緬懷那個絢爛而不可復制的時代。


                                                     （2011/1/17，凌晨）

天涯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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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浪子

    近時期的紅學熱，似乎重新點紅了胡適，讓胡適的名字開始在中國的新型環(huán)境下傳播廣大。但這僅僅是一面，而恰恰又是這單薄的一面，反而進一步遮掩了適之更多更值得重視的廣面。紅學是什么？新紅學又是什么？不過是適之在開創(chuàng)新學術時期的一個啟發(fā)點而已。在新紅學上他不可置換的開山宗師，是沒有人可以否定的。但舍此而外呢？他在整個章回體小說上的考證功績，乃至禪宗、史學尤其是古史辨，再至哲學上的崇高功績，在近年來的中國，依然寡有問津。
    事實上，要真正認知適之、發(fā)揚適之，最需要的不是回看與繼承他在各條領域的貢獻，而是理解與光大他的學問精神和學問方法。而這種精神與方法，便是適之之所以成為適之的不二法門，也是我們當今學術之空前淪落的最根本原因！我們在反復抱怨時代不復存在，大師不復存在的時候，我們究竟看到了哪些最實質最具體的東西，又急需要去改變什么？
    也許有人不置可否。在新紅學被不斷推動的時候，又有越來越多的人扎進這個堆中開始瘋狂地開挖、甚至是討巧。于是一些人站出來批評新紅學，批評適之了。其實他們真正要的不是批評，而是在否定新紅學否定適之的基礎之上達成炒作自己的目的。什么是新紅學？他們真的懂嗎？新紅學的意義，根本不在于它提出了哪些結論，而在于它提出了怎樣的做學問的方法，研究問題的態(tài)度。他們批評適之在研究中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那么試問你們早出世一百年，你們能做到什么？在那個資料極其貧乏的時代，適之能夠不斷挖掘嚴謹推論，從而樹立志新紅學的大旗。這就是一個不可復制的功勛！而今天有多少人一邊靠著所謂“紅學”的帽子吃干飯，還一邊站著說話不腰疼？紅學的研究資源越來越多，反而研究現(xiàn)狀越來越混亂，他們，又究竟反思了一些什么？背離適之的學術方法，學術就很難得到更深層次的推進。這一點，我們除了從紅學途徑上推知，從反觀古史辨的發(fā)展亦可看出。當頡剛的“層累說”開始拋開適之“兩階段說”的前提時，古史辨就已經(jīng)走到了下坡路。
    然而我們再看今天，社科學術又是怎樣的一番沉寂吧：
       1、整個社會的思想形態(tài)發(fā)生問題。遙想當年，一本學術論著問世，幾乎一夜之間就可以傳成洛陽紙貴，那是因為全民全學界都在關注，都在重視。學校的老師、學生更是無不參與其中。而今天呢？出一本學術論著，要不傾盡家財找出版社討價還價勉強出了幾千本，放在書店大架了少有問津；要不就干脆向政府基金請款才可以出版問世。因為出版難，所以出過之后要及時收回成本，每本學術書籍的標價比正常書籍要高出數(shù)倍。買書，都可以買破產(chǎn)的。而那些暢銷書呢，五洋八封，獨獨與這些學術論著殊無緣份。當然有人會提出近年來不是屢有形如《***談國學》《***談三國》《***說紅樓》《***說弟子規(guī)》這一類的書籍很暢銷很討大眾口味么？其實這才是更大的悲哀啊。正品的學術無人問，偏偏這些打著“國學”旗號的偽學術，以賣字騙錢的下等書籍，可以瘋狂暢銷！什么是學術？不是抄襲，不是炒作，不是信口雌黃，而是實實在在的研究、辯論，以及無數(shù)的推翻與建立！
       2、學者自身素質不高，學術素養(yǎng)匱乏。有幾個所謂“學者”是真正的“學”之者？耐不住寂寞的大有人在。也許前期還雄心壯志要怎樣怎樣如何如何，終于，發(fā)現(xiàn)書賣不出去了，發(fā)現(xiàn)名打不響了。于是干脆一變再變，迎合大眾口味吧。試想想，如果一個做學問的人，整天埋頭寫的，不是如何把自己的學問做的更精深，而是為讀者大眾寫點平民化普及性的產(chǎn)品說明書，還指望什么真學術的問世？所謂“學術”，已經(jīng)只是他們?yōu)榱顺醋髯约�，辛辛苦苦裝潢上的一塊門匾罷了。
       3、輿論的錯誤引導，宣傳方向的低品與不當。浙大的鄭強在自己演講里這樣說：中國隊沒有打進世界杯，而世界杯的收視率還會如此發(fā)達，球迷心態(tài)如此狂野，說明了什么？說明了現(xiàn)階段中國男人內心的極大空虛。這句話看似很偏頗，其實卻很實質，很揭露。今天的媒體輿論，長年炒作的都是些什么？《百家講壇》目前是辦的不好，炒作了一些不該炒作的人和學問，但至少，也還算是一種推廣。至少《百家講壇》的收視率，可以代表中國還有一群無知大眾在知識底層渴望知識。那么，形如《超級女生》《快樂男生》《非誠勿擾》這些節(jié)目的爆滿收視率，又能代表什么呢？代表絕大多數(shù)的中國收視大眾，還處在一種麻木蒙昧與空前的無知狀態(tài)啊。
    是毀也好，是譽也罷。于適之來說，都已是身外物，身后物，無須在意了。但對于今時的人們而言，一切都還從未開始，一切都還只是黑洞。要讓時下流行的80后、90后繼續(xù)傳染到00后么？如果真是這樣，現(xiàn)實真的無法可想，前途真的不敢預知。



                                         （2011/1/17，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