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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表于 2005-10-14 1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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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研究的厘清與突破 ■高黛英 2005-10-14 05:18:33
桐城派,又名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劉大c、姚鼐等均系安徽桐城人,故名。 桐城派崛起于清康熙年間,衰落于民國初年,前后綿延200余年,麇集作家1200余人。它尊奉程、朱道統(tǒng),繼承秦漢及八家文統(tǒng),創(chuàng)立了以“義法”說為核心的系統(tǒng)完整的散文理論,創(chuàng)作了豐富優(yōu)秀的散文作品,有“天下文章出桐城”的贊譽。其時間之長、規(guī)模之大、影響之深,實為中國文學史所罕見。
桐城派是清代文學史上集中國古典散文、文論之大成,并占有突出正宗地位的古文流派。此派自結立門戶之初便毀譽繁興、人言言殊。進入20世紀以后,桐城派研究幾經起伏。最初20年,桐城派研究是承續(xù)期,劉師培、黃侃等人批評桐城派體辭,胡適、陳獨秀等人否定桐城派價值;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是桐城派研究的發(fā)展期,新文學家對桐城派不再全盤否定,而是有所選擇和汲取,將桐城派作為純然的學術對象來歸納研究,由文派流變史的研究到桐城派理論及創(chuàng)作的深入探討。建國后至70年代末是20世紀桐城派研究最低落的時期,受思想文化界形而上學之風的影響,更多的論者機械運用唯物史觀,從政治等文學發(fā)展的外部規(guī)律上評價桐城派,否定意見仍占上風。80年代,桐城派研究進入復興與繁榮期,研究禁區(qū)被沖破。本時段研究論題圍繞著整體評價、古文理論貢獻、古文創(chuàng)作成就、文派流衍及歷史經驗教訓的探討與總結等幾個方面,研究方法更新,視野擴大,多元格局形成,由簡單的價值判斷轉向文學事實的清理與研究,理論探討進入細化與深入的階段。
首先,是尋求桐城派研究新突破的自覺意識與努力。一個是學術視野的突破和研究范圍的拓展。研究呈現(xiàn)出多角度、多方位的態(tài)勢。學者們從地域文化、學術史、哲學、史學、教育史、文學史等各個方面探討桐城文化,總結研究得失。作家選擇上,不再集中于“桐城三祖”、“姚門四杰”,而擴及桐城后學方宗誠、戴均衡、蕭穆等人,甚至牽出桐城派尚未創(chuàng)立之前的方維儀和姚鼐伯父、業(yè)師姚范;以往研究中較少涉及的尺牘、墓志、壽序、奏議、詩歌等題材的寫作乃至傳播情況,被學者們所關注;對作家創(chuàng)作心理的探討,對文集版本變遷的論述和對作家交游的考述等,都豐富發(fā)展了該論題的研究。第二,研究方法的更新。在研究方法上還出現(xiàn)了以往研究很少使用的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墩剠侨昃]〈尺牘續(xù)編〉》平實準確地考述了吳汝綸《尺牘續(xù)編》的編纂情形、版本狀貌、成書時間、所收信件編年及內容,以及該書特點等等,清晰地呈現(xiàn)了這部珍貴的傳世文獻的大致面貌!墩撌捘屡c〈徐騎省集〉》從文集刊刻緣起及?碧厣珒煞矫嫣接懺摃陌姹緝r值和文獻特征!稏|跨日本訪逸書的晚清學者——黎庶昌及其〈古逸叢書〉考論》,爬梳、鉤稽史料,詳述了黎庶昌搜訪刊刻《古逸叢書》的經歷,并以部分逸書為例,撮述流傳原委、考述版本真?zhèn)危加喗袢擞炚`,辨別異同得失,等等。研究手法的豐富多樣使得一些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突破。
突出的地域性特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文化態(tài)度方面,多數(shù)研究者對研究對象有一種天然的、地域上的親和與文化上的認同;研究資源的使用方面,獨特的地域資料的挖掘使用較為突出,一些具有前沿性、開拓性的選題及扎扎實實的論證,建立在獨特的、不易搜尋的當?shù)靥镆罢{查資料、族譜家譜、家族文本遺存甚至當?shù)匕傩沼捎谀撤N機緣保存并捐獻的珍貴文獻資料之上;研究隊伍方面,專職科研人員外,尚有不少非研究機構的人員,職業(yè)上具有普泛性特征,一些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之間存在家學或師承(再傳)之關系。這些都體現(xiàn)了安徽各階層對桐城派這一地域歷史文化遺產的珍視和研究的熱情。
桐城派自樹幟文壇便毀譽繁興,對其展開批評的歷史亦不止百年。尋求研究的突破,筆者以為,首先應站在文學、史學的高度,對百年桐城派研究的實踐和理念進行全面的清理與反思,并嚴格按照“歷史的方式”,即將研究對象置于它存在的原生狀態(tài)中,根據研究對象歷史演進的實際狀態(tài)及文學文本,進行宏觀的把握和個案的研究。此問題,法國漢學家戴廷杰(作《戴名世年譜》,中華書局2005年出版)的意見值得我們重視。戴廷杰在接受筆者采訪時說:“近二三十年,有很多關于桐城派的文章,探討某作家的文學思想,試圖找出作家間的相互聯(lián)系或影響。我覺得許多文章缺少證據,只是抽出幾點或某些段落進行簡單的比較,并不重視原文和引言的上下文。所謂戴名世的文學思想,多半是根據戴名世為某些時文寫的序;像許多文士一樣,戴名世提倡‘以古文為時文’,可是我們不要忘記戴名世在此類序中給出的所謂學做法則,實為一種極為特殊的文體練習,也即著名的八股文。戴名世在給侍郎趙士麟的信中,要求趙氏撕毀他請人代寫而署戴氏的一篇序時,轉引《易經》中‘君子以言有物’一句,難道也應將此作為戴名世文學思想的一部分嗎?難道便可與方苞的著名‘義法’相比較,因為方苞曾提出‘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嗎?在這封信中,我怕看不出別的,只看出戴名世指責趙侍郎的妄貪虛榮!贝魍⒔苓說:“戴名世是否屬于桐城派是很難證明的。其實是無法證明的:怎可能證明一個作家屬于他所生活的年代還不存在的一個流派呢?……我只是覺得從歷史學家的眼光看,這幾乎是年代記述的誤差……”西方漢學家提出的桐城派研究中“史學意識”的缺乏,隨意調遣材料和“過度闡釋”的問題,值得我們反思。(作者單位:鄭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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