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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發(fā)表于 2005-10-23 23: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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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1fff]大塘鄉(xiāng)人說得很對,“北京大學文科學術的變遷,從桐城派古文學家稱霸的時期,到太炎弟子稱雄的時期”,桑兵的<<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一文中也有提及。
桑兵
讀1933年12月陳寅恪閱岑仲勉論著后復陳垣函,中有“此君想是粵人,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江淮已無足言,更不論黃河流域矣”一節(jié),百思不得其解。以為僅僅推崇陳垣,則不免以偏概全之嫌,似與近代學術本相不合,終不能釋然。偶讀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關于北京學術界內情的記述,忽有所悟,知此議論實與近代中國學術的地域流派變遷關系甚大,繼而證以中外學人的記載和其他相關資料,彼此貫通,于是事實之本相顯現(xiàn),而作者之寓意可通。 一 陳寅恪評語中關鍵概念有四,即粵人、南學、江淮與黃河流域。中外學者多已指出,隨著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階段性區(qū)域變化,中國的文化學術重心,有自北而南轉移的趨勢。日本京都學派主帥之一的內藤虎次郎所謂文化中心流動說,認為明以后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帶,海通以還,將移到廣東。此說表面似與陳寅恪語相印證,尤其在思想方面,但就學術而言,個中大有曲折。 清代學術,朝廷雖堅持理學正宗,學者則獨重樸學,且奉考據為正統(tǒng),其余皆附庸。但以地域論,樸學重心在于江淮,其他各省,或仍宗理學心學,如江西、河南,“能為漢學者少”,或文風不盛,難以言學術。所以梁啟超有“一代學術幾為江浙皖三省所獨占”的評語。據注重清學的吉川幸次郎估計,依出生地而言,清朝學者十之八九產于蘇、浙、皖三省,其他各省如直隸、山東、湖南、福建、廣東、貴州等合計,比例也極低。阮元督粵,創(chuàng)學海堂,引樸學入粵,主張折中統(tǒng)一漢宋,對廣東文化發(fā)展,影響極大。道咸以降,粵學驟盛。清末民初,廣東藏書蔚然成風,即其流風余韻。今人蘇精編《近代藏書三十家》,所錄江蘇11人,浙江8人,福建2人(其中鄭振鐸生于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各1人,而廣東有4人,位居第三。不過,就學術貢獻而言,學海堂的成就尚不足觀。梁啟超雖然說清中葉后“江浙衰而粵轉盛”,但粵人治學足以“名家者無一焉”。如“東塾弟子遍粵中,各得其一體,無甚杰出者!泵癯跣蕖肚迨贰罚瑥V泛征求各省入儒林、文苑人選,廣東人承認“敝省著述自遠不及大江南北”,所舉“鄉(xiāng)評極確,列入儒林而無愧”的“篤行樸學之士”,不過5人,另附算學1人,加上附傳及入文苑者,總共提出8人,其中宋學家3人,兼采漢宋家1人,算學鄒伯奇還在可收可不收之列。 《清史稿》的編撰,取舍不當,疏失較多。就實際情形言,晚清嶺南影響較大的學者有二,一為陳澧,一為朱次琦,均主漢宋不分或漢宋兼采。兩人門下,各分兩支。“東塾弟子分為二派,一派是陳慶笙、梁節(jié)庵輩,一派是廖澤群、陶春海輩,廖、陶頗不以陳、梁為然!钡撚绊憚萘Γ悺⒘簾o疑大于廖、陶。尤其是梁鼎芬,為張之洞“最深倚重”,與李文田、沈曾植等“皆同時講學契友”,相繼被聘為惠州豐湖、肇慶端溪、廣州廣雅、武漢兩湖、南京鐘山等書院山長,在湖北時還贊襄學務,幾乎等于張之洞幕中溝通士林的總管。光緒朝后期張之洞權傾一時,歷任兩廣、湖廣、兩江等要地總督,并入值軍機,又好結交名士,幕下網羅各種人才,頗有阮元再世之象。張私淑陳東塾,他的鼓吹加上梁鼎芬的作用,可謂張大學海堂影響的重要后天因素。東塾弟子不僅遍及粵中,其學風還遠被京師。直到20世紀20年代,在華設專門研究室調查中國社會情況的日本學者今關天彭,于所撰關于學術界狀況的書中,認為北方舊學勢力最大的還是張之洞余風的陳澧一派。 至于朱九江一脈,雖然沒有官威做后臺的顯赫,對于中國近代思想學術界的影響卻比東塾門下有過之無不及。其弟子有名于時者,一是康有為,作為維新派的精神領袖和政治統(tǒng)帥,是一個歷史時期中國思想界的標志。不過,康在學術上走了經今文學的路子,淵源不來自乃師。而今文學在近代思想界的貢獻或影響雖然極大,學術上的疑古辨?zhèn),卻是語多妖妄怪誕,得不到公認。民初馬良、章炳麟、梁啟超等仿法蘭西研究院發(fā)起函,議論人選名單時,“說近妖妄者不列,故簡去夏穗卿、廖季平、康長素,于壬秋亦不取其經說!币回炞饚熤亟痰牧簡⒊补环艞墡熣f。其二為簡朝亮,他雖恪守師訓,卻頗得真?zhèn)鳎捌D苦篤實,卓然人師,注《論語》、《尚書》,折衷漢宋精粹”。1933年他與柯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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