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期待關注的學術領域——明清詩文研究三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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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43ff][size=4]一個期待關注的學術領域（之一）——明清詩文研究三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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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承學/曹虹/蔣寅 [/color]


蔣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兩位好！拜信息時代高技術之賜，我們得以千里咫尺，在網絡上作（視）窗北之談。兩位很早就用功于明清詩文研究，發(fā)表過不少論著，我是近年才開始涉獵清代詩學。受《文學遺產》主編之囑，想請兩位就明清詩文研究談些看法。
我的感覺，明清詩文研究在本世紀是呈馬鞍形發(fā)展的。民國初因近接同光遺老聲嗽，研究清代詩文尚不乏其人，比如汪辟疆的著作和曾克耑《論同光體》等，錢鐘書《談藝錄》對清詩情有獨鐘，也與家學淵源有關。但隨著魯迅倡言“好詩被唐人做盡”，聞一多說“詩的發(fā)展到北宋實際上也就完了”，學術界便對明清詩文日漸冷淡，以致陸侃如、馮沅君合著的《中國詩史》將狹義詩歌的歷史截止于唐末，并斷言“詞盛行以后的詩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詞則概在劣作之列而刪去”。兩位前輩當時不過三十多歲，讀書未廣，上面的結論有點武斷，所以汪辟疆在《編述中國詩歌史的重要問題》里對這種詩史觀作了批評。批評歸批評，情形并沒有轉變，建國以來明清詩文的研究與戲曲小說相比遠為冷落，直到八十年代以來情況才稍有好轉，不知兩位的看法如何。

桐川

神圣施（耐庵）曹（雪芹）、土芥歸（有光）方（苞）

在特定的時代是可以的，畢竟白話文應該被重視，但如果脫離時代仍舊高喊舊日口號就很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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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承學（中山大學中文系） 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學運動，當時有些作家只承認“五四”新文學與晚明文學有血緣關系，對清代詩文則予以批判，比如對桐城派直斥為“桐城謬種”。這是因為倡導白話文而以桐城派作為古文的代表來抨擊的，并不是學術層面的結論，但卻對以后的學術研究起了想不到的導向作用。近二十年明清詩文研究取得進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有意識地走出“五四”。比如早在1985年的桐城派學術研討會上，王氣中就認為“五四”對桐城派的評價大部分是不正確的。錢仲聯(lián)則提出對此應該“大膽地來個否定之否定”。
曹虹（南京大學中文系） “五四”以來，文學觀念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傳統(tǒng)的文學觀念是以詩文為正宗，“五四”時期引入的西方觀念是以戲曲、小說為正宗。應該說，新文學的推進者們有他們“神圣施（耐庵）曹（雪芹）、土芥歸（有光）方（苞）”的權利。文學觀念的更新也為俗文學研究打開了新天地。問題是明清詩文研究遭受的損失比較大，尤其是過去士大夫所擅長的古文、駢文等雅文學的重要形式退卻到了學術視野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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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的東西應該8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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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寅 “五四”時期的新舊文學之爭，曾激發(fā)清理文學傳統(tǒng)的熱情。正像劉大白在《中詩外形聲律說》自序說的，“不論是想把自己所有的古董向人家夸耀的，不論是想指摘人家底古董盡是些碎銅爛鐵，一錢不值的，不論是想采運了洋古董來抵制國貨的，似乎都得先把這些古董查明一下”，否則“新舊交哄，未免有點近乎瞎鬧”。聞一多自述整理國故的動機也表達過同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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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虹 三十年代前后出版的成果，可貴之處是有獨立的追求。所以幾十年過去，他
們的工作仍有參考價值。黃山書社的《安徽古籍叢書》中，有劉聲木1929年刊行的《桐
城文學淵源考》、《桐城文學撰述考》，不僅詳示傳授流別，而且對千余位作家，都盡
量摘引同時及后世的重要評論，并注明出處，兼具“學案”、“目錄”、“索引”的作
用。盡管有將桐城派的影響過于廣泛化之嫌，但由于資料采集、運用的豐富謹嚴，仍是
研究桐城派乃至明清古文的重要參考。
吳承學 1934年商務印書館同時出版了宋佩韋的《明文學史》和錢基博的《明代文
學》，影響頗大。錢基博對明代詩文的評價相當高，把它和歐洲文藝復興相比，認為是
漢魏、盛唐文學的振興。而且對于明代何、李的復古，也有較高的評價。另外，周作人
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其實就是對于明清詩文的研究。清代文學共有二講，分
別討論八股文和桐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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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寅    以新文學家而講八股文，倒是很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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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承學 本世紀在三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兩次形成研究八股文的熱點。盧前在1937年
曾出版《八股文小史》。宋佩韋《明文學史》和錢基博《明代文學》都很重視八股文，
列專章加以研究。宋佩韋非常強調八股文對于明代文人思想與創(chuàng)作的不良影響，而錢基
博對八股的態(tài)度則比較平和，對八股文的藝術性也比較關注，而且注意到八股不僅是代
圣賢立言，有些八股文中已反映出強烈的反民族壓迫精神。另外，像周作人等文化人也
寫了一些有關八股文研究的文章。周作人很強調從漢語的語言特點來研究八股文，也比
較重視八股文的藝術性。
曹虹 在那個舊學培養(yǎng)與新知激蕩都比較充分的時期，學問的風格也很多樣化， 學
者有條件自出手眼。 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出版于1934年，它對歸有光《史記評點》
為“‘評點學’最上乘”的分析，教人感到什么叫內行見解。舒蕪在該書重印前言中說
，自己這一輩要有些成就，非比父輩多付出幾倍幾十倍的努力不可，因為“客觀條件的
限制也是不能不承認的”。當我們接觸五六十年代某些出版物時，已能真切地感受到這
種“限制”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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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寅 建國后受當時主流觀念的影響，許多問題都不能談了。六十年代出版的鄧之
誠的遺著《清詩紀事初編》，似乎是這個時期最有價值的成果。它啟發(fā)了錢仲聯(lián)主編的
《清詩紀事》。還有張舜徽的《清代文集別錄》，也是六十年代編成的，但與鄧書一樣
，都是多年積累的成果，它后來啟發(fā)了袁行云的《清集敘錄》，雖然一主學術，一主創(chuàng)
作，著眼點有所不同。做這種工作，在學術上是要有點犧牲精神的，不光要苦讀博覽，
而且須耐得住“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寂寞。我對這樣的學者總是充滿敬意。
曹虹 這一時期出了一些頗便利用的資料選編或舊籍點校，如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
社的《中國近代文論選》，按時代和流派選錄了嘉道以下作家論文學的詩文，如果要考
察桐城派的流衍、“文筆論”的由來等問題，可獲基本線索。劉大櫆的《論文偶記》
、吳德旋的《初月樓古文緒論》、林紓的《春覺齋論文》也合為一冊點校出版。當然，
選文與點校者的前言后記中的說明文字，如對曾國藩的定性，仍可見時代的限制。
吳承學 清代詩文研究到八十年代初才開始復蘇，它也可以說是近二十年古代文學
研究最有開拓性的領域之一。1980年《文學遺產》剛復刊，郭紹虞就建議“趕快組織力
量編輯全清詩、全清文、全清詞、全清曲等等以保存一代的文獻”。蘇州大學中文系成
立了明清詩文研究室，并編輯出版“明清詩文研究叢刊”。1983年底，《文學遺產》編
輯部與蘇州大學合辦的全國首次清詩討論會在蘇州舉行。當時最集中的話題就是清詩在
文學史上的地位。一種意見認為清代不是詩的時代，它不可能與唐宋抗衡，也不可與同
時代的小說、戲曲相提并論。而多數代表的意見則認為，就數量而言，清詩作家的眾多
和作品的豐富遠遠超過唐宋，也有不少超過前代的新成就。清代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為清
詩注入前所未有的思想內容。在藝術形式上，清代詩歌流派之多，詩學研究之深，都非
前代可以比擬。許多名家、大家的優(yōu)秀作品，較之前人不僅毫無愧色，而且有不同程度
的發(fā)展和超越。結論是應當還清詩以中國古典詩歌終結階段的較高歷史地位。八十年代
以來的清詩研究，正是在這個認識基點上開展起來的。后來，《文學遺產》在1984年第
2 期辟“清詩討論專輯”，所刊論文就是蘇州會議的成果，這次專輯影響也相當大，和
會議都可以說是新時期清詩研究的標志性成果。
蔣寅 錢仲聯(lián)和他主持的明清詩文研究室，培養(yǎng)出一批清詩研究者，也貢獻了新時
期第一批清詩和詩學研究成果，包括王英志《清人詩論研究》、裴世俊《錢謙益詩歌研
究》等。他自己的《夢苕庵詩話》、《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夢苕庵專著二種》更
是研究清代詩文必讀的參考書。
曹虹 他主編的《清詩紀事》采錄五千余家詩人，奠定了這個研究領域的文獻基礎
，是功德無量的工作，不僅資料豐贍詳備，使唐、宋以下歷代詩紀事的配套工程得以完
成，而且在編纂上也是后出轉精。隨著這樣的標志性成果的問世，以錢先生為首的清詩
研究隊伍也愈益引人注目。在這方面，可以和蘇州大學媲美的是復旦大學章培恒領導的
古籍所，它也同樣培養(yǎng)出一批青年學者，對明代詩文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尤其是《全
明詩》、《全明文》這兩個大工程，意義重大。章先生的《洪昇年譜》是
新時期第一部古代作家年譜的力作，后來他又主編《新編明人年譜叢刊》，已出版多種
，相當可觀。
吳承學 目前不少有關明代詩文的研究成果，就是出自章先生的高足之手。章先生
主編的《全明詩》目前才出版三冊，而出齊的話，據說要二百冊左右，任務相當艱巨，
但造福學界之功甚偉。章先生和課題組成員的工作絕不僅是“板凳十年冷”，而需要數
十年幾代學人的努力。在學術界彌漫急功近利風氣之時，他們的執(zhí)著和犧牲精神頗有悲
壯之感，值得敬佩。
蔣寅 選擇明清詩文作為研究課題，就意味著要準備打持久戰(zhàn)。我們高興地看到，
現在投身于這一學術領域的青年學者越來越多，相比老一輩學者來，青年學者的確是更
重視明清詩文研究了。
吳承學 考察一下新時期以來學位論文的選題，對于學術史研究也許是一個別致的
角度。這些選題既有老一輩學者的引導，也有新一代學者的學術追求，比較能反映學術
新動向和學科前沿問題。我國首批文科博士人數極少，其中研究明清詩文的就有馬美信
《晚明文學初探》、裴世俊《錢謙益詩歌的藝術特色》、趙永紀《清初詩歌研究》。近
年，明清詩文研究的許多重要成果都出于八十年代以后培養(yǎng)的博士、碩士之手。比如在
明清詩文的通史方面，幾位博士的專著，朱則杰的《清詩史》、霍有明的《清代詩歌發(fā)
展史》、陳書錄的《明代詩文的演變》，都是各有開拓性的，而共同的優(yōu)點是注重理論
的深度、系統(tǒng)性和結構的完整性，使我們對于明清詩文的主要作家、流派總體上有了初
步的了解。而流派研究方面，已出版廖可斌的《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曹虹的《陽
湖文派研究》、吳兆路的《中國性靈文學思想研究》；階段史和地區(qū)文學史，則有陳建
華的《十四至十七世紀中國江浙地區(qū)文學與社會生活》、饒龍隼的《明代隆慶、萬歷間
文學思想轉變研究》、鄭利華的《明代中期文學演進與城市形態(tài)》。東方出版社最近推
出的日晷文庫“中國文學史研究系列”是近年古代文學博士論文叢書，共12本，其中就
有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tài)及文學個案》、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張仲謀《清
代文化與浙派詩》三種研究明清詩文。這一現象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曹虹 回顧八十年代以來的明清詩文研究，總體上雖比不上六朝唐宋興旺，但也還
是有自己的熱點問題的。我翻閱了一下報刊目錄索引，總體印象是明代的詩文，熱點是
晚明，主要是公安派及晚明小品、明清之際的詩文；清詩方面，熱點集中在錢謙益、吳
偉業(yè)、王士禛及神韻派，袁枚、趙翼及性靈派。清文方面，桐城派是學者關注比較多
的。
蔣寅 這的確是明清詩文中成就比較高的部分。晚明文學研究自近代以來就有一個
傳統(tǒng)。因為晚明是個社會發(fā)生巨變的時代，明朝和清朝的矛盾，農民起義和上述兩方的
矛盾，烈士和閹豎奸臣所謂清濁流的矛盾，遺民和貳臣的矛盾……滄桑巨變和復雜的人
際關系使那個時代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意識和心理狀態(tài)最復雜的時期，讀書人的命運和選
擇也在那個時期表現得最為艱難和沉重。所以當文化人面臨改朝換代或異族入侵的情境
時，很自然地就會對晚明歷史和文學產生共鳴，在晚明的歷史語境中尋求寄托。從柳亞
子到謝國楨的晚明研究，意識深處是不是都有這種情結呢？我在瞎想。至于以顧炎武、
黃宗羲為代表的古典知識分子的文化品格，更是今天研究近現代知識分子問題應該追溯
的起點。無論從哪方面看，明清之交都是個極有魅力的歷史時期，當時的詩文創(chuàng)作也許
是明清兩代成就最高的時期，我心目中的清代十大詩人中的五個，陳乃乾《清名家詞》
百家中的三十三家，四大古典名劇中的兩部，著名文言小說集《聊齋志異》、《虞初新
志》，最杰出的小說批評家金圣嘆、張竹坡，最杰出的詩論家王士禛、葉燮，都屬于
這個時期。還有小品文、民歌散曲。
吳承學 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最近現代文學研究者比較關注起明清文學來，
如趙園出版了《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陳平原也寫過八股文、小品文研究的論文。周
作人曾把晚明文學運動與“五四”后的新文學運動比較，認為“兩次的主張和趨勢，幾
乎都很相同”。近年張福貴、劉中樹的《晚明文學與“五四”文學的時差與異質》則進
一步闡明兩次運動的聯(lián)系與差異。朱德發(fā)的《中國文學：從古典走向現代》把晚明看成
是古典文學向現代文學轉變的發(fā)端。這些研究對單純在古代文學史范圍內研究明清文學
是個超越，它把明清文學看成是迄今為止的文學史中的一環(huán)，而且是尚在發(fā)生作用的文
學史現象，這就為明清文學研究注入了新的動力，提供了新的視角�，F代文學研究者的
參與，對明清詩文研究是一大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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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寅 文學傳統(tǒng)是生生不息，代代承傳的，今人的血管里流著古人的血，現代文學
里也帶著古代文學的基因。林語堂、周作人的創(chuàng)作與晚明文學的血緣關系，就是十分明
顯的。
吳承學 不少現代作家認為，“五四”的散文創(chuàng)作與晚明小品有血緣關系。如周作
人就認為現代的散文小品，肇始于明代公安、竟陵兩派。三十年代中國文壇曾有一股晚
明小品熱潮，林語堂等在《論語》、《人間世》上極力推崇袁中郎等人的小品，郁達夫
、阿英、施蟄存、劉大杰等作家群起響應，又出版了不少晚明小品文集，引起一場包括
魯迅參與的關于晚明小品與小品文的論爭。但在當時的文化環(huán)境中，這些爭論也不是心
平氣和的純學術討論。
曹虹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小品“熱”了不止一回，每一回都與特定時代的文化流
向不無關系。吳承學在《晚明文學研究》中指出九十年代新一輪“小品熱”的原因，在
于原先束縛人們思想和審美觀念的意識形態(tài)漸漸淡化，盲目追求文學上的崇高的時尚也
隨之改變，伴隨著思想的解放和物質生活的改善，世俗化和閑適化的文學又受到人們的
喜愛。這對于我們考察古代文學的現代命運是有啟發(fā)的。
吳承學 桐城派無疑是明清散文研究中的又一個焦點。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代表，
百年來評價差異很大，也可能是明清詩文研究中爭議最為紛紜的地帶�！段膶W評論》19
97年第4 期周中明《關于桐城派及近百年來對它的評論》對此有比較全面的概述，他把
本世紀對桐城派的評價分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辛亥革命時期、“五四”運動及三四十
年代、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以來四個時期，桐城派研究的學術史非常典型地反映出百
年來學術研究的曲折走向。
曹虹 關于桐城派古文與時文的關系，六十年代初錢仲聯(lián)、段熙仲等學者的辯論，
已有將這一問題的討論引向深入的趨向。但無論斷定桐城派是以時文為古文，還是主張
將時文的影響限定在只是沾上一些氣息，古文自是古文，那時的學界似乎都仍默認一種
絕對的價值預設，即時文畢竟是不美之文。如果在評價尺度的把握上能更寬容一些，會
有利于在科舉與文學的聯(lián)系上更實在地切入問題。應該說八十年代以來這個時機越來越
成熟了。我注意到，八股文自九十年代以來又一次成為明清詩文研究的熱點，但大多是
著眼于科舉制度及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對八股文本身只是粗略提到，像盧前《八股文小
史》那樣的系統(tǒng)研究還很少。
吳承學 近年的八股文研究，真正有水平的不多。較有影響的專著有啟功、張中行
、金克木合著的《說八股》，是三位先生學術隨筆的合集。他們對八股體會較深，信手
拈來，涉筆成趣，有些地方則屬借題發(fā)揮。鄧云鄉(xiāng)先生《清代八股文》一書則更為嚴謹
全面些。近年還有海南出版社出版了田啟霖編注的八股文選集《八股文觀止》，可惜斷
句與注解錯誤不少。值得注意的倒是從文體學角度研究八股與其它文體的關系。錢鐘書
《談藝錄》曾論及八股文與戲曲的關系，近年《文學遺產》也發(fā)表過黃強關于八股文與
明清戲曲和蔣寅關于八股文法與詩學關系的論文，都是饒有趣味的探索。但這種研究還
是太少了。問題是難度相當大，比如八股與古文的關系，有人以古文來提高八股的品格
，而有人作古文卻受八股影響，這些都需要有大量實證性的例子加以說明。如果不是對
古文和八股文法都有深切的體會，就只能是從理論到理論的空談了。
曹虹 八股對其它文體創(chuàng)作的滲透情形，可能值得談出來的都不是表面的。不少作
家的學文經歷是先學了十余年的時文，然后學古文，成了古文家之后對時文的修養(yǎng)似乎
拋而不棄，有成就的作家在棄取之際還能化腐朽為神奇，所以不容易作風格上的辨析。
吳承學 八股文研究困難確實比較大。它有一定形式規(guī)范，但又不像詩詞曲的形式
那么好掌握，形式本身比較復雜，而且又有一個歷史演變過程�，F在對于八股文的研究
比較虛，多數只是從文化的角度進行外部的研究，沒能深入八股文的文體體制，對八股
文的形態(tài)結構與技法不甚了了，只是根據前人的一些說法來演繹。近年我從事古代文體
史的研究，也花點時間讀些八股文，但至今仍覺得霧里看花。參考現有的研究成果，往
往是你不懂處，他偏偏也付之闕如。
曹虹 在研究的初級階段，我想什么樣的研究都會是有意義的，只要能積累成果。
就說外部研究吧，先清理一下八股和傳統(tǒng)文學各部門的關系不也很有必要么？比如八股
評點與明清文學批評的關系，就是個重要問題。